王勤伯：用足球解读欧盟历史和现状

文 | 王勤伯

1957年3月25日，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西德6国签署《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即《罗马条约》，这一天被视作欧共体/欧盟的正式起点。今年3月25日，欧盟各国领导人齐聚罗马，庆祝《罗马条约》60周年。

之前一天3月24日是欧洲足球史上第一巨星、“现代足球之父”克鲁伊夫逝世1周年，多国媒体刊文纪念。

1950年代至今，现代欧洲和现代足球的发展几乎同步。笔者想做一个趣味尝试：用足球解读欧盟的历史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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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欧盟者把民族国家视为天经地义的传统，这是对历史缺乏了解。意大利、德国、波兰历史上经历过多种存在形式，民族国家是近代产物，欧共体/欧盟则是二战后的现代欧洲。

欧洲对世界输出了“民族国家”概念，却难在短期内输出联盟概念。好比足球技战术打法，后卫、中场、前锋各自站好位置的踢法是老式足球；70年代荷兰足球为代表的“全攻全守”（total football）模糊位置分工、强调全员参与，也被称为“现代足球”。欧洲足球领先世界其他地区，先进的技战术理念是要点。

欧盟和民族国家纷乱林立哪一种选择更好？只需要对比1880年代俾斯麦德国崛起后的60年和1957年《罗马条约》后至今的60年——前一个60年民族狂热、民粹兴起、世界大战、种族屠杀，后一个60年和平进步、社会福利、开放包容。

欧盟和“全攻全守”足球一样，无法避免批评的存在。21世纪初，不少怀旧者批评现代足球消灭了位置特性突出的球员，让技术粗糙的马拉松运动员出任边锋，批评区域防守导致后卫不像老一辈懂得盯人，或批评战术保守致比赛沉闷难看。

时代不能提供答案，时间却能做到。现在我们知道，梅西或C.罗出道时都曾是杰出边锋；防守出色且攻击力强的新一代后卫在涌现，如皮克和拉莫斯；国际足联修改规则保护进攻球员，豪门球队追求进攻踢法作为商业营销手段，提升了比赛的观赏性。

欧盟也一样，存在形式始终处于自我调整之中，并非僵死不变。2017年3月25日的罗马庆典也为欧盟未来做出新的铺垫，核心内容是给成员国更多决策自由。

这就像名帅安切洛蒂的转变。安在1990年代曾是萨基主义信徒，严格要求球员执行技战术，把佐拉这样的天才球员从本队逼走。但从21世纪初执教AC米兰开始，安切洛蒂变成仁慈宽容的代名词，球星都喜欢为他效力，他还公开承认当年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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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足球强调球员“多面手”角色。这和欧洲人天生的多语种多元文化性类似。

欧洲国家面积普遍不大，数量众多的人口日常使用双语、三语。1950年代初提议法德煤钢联营的法国政治家罗贝尔·舒曼和让·莫内并称 “欧盟之父”。舒曼出生在卢森堡，母语是卢森堡语，德语是第一外语，法语直到他上学后才开始学习。他的法语一直带有日耳曼口音，但这不妨碍他出任法国总理和外长。

现代欧洲和现代足球有一个共同被遗忘之处：其思想源头都来自中欧。

一战结束后，奥地利人理查德·尼古拉斯·冯·康登霍维-凯勒奇伯爵（后文简称凯勒奇）创立了国际泛欧联盟。凯勒奇的思想或可总结为“吸取奥匈帝国的教训，保存包容、多元、自由的中欧-哈布斯堡精神，构建欧洲共同家园。”

英国脱欧对欧盟带来巨大震荡，但笔者认为英国离开最终将有利于欧洲一体化。英国对欧洲大陆的怀疑和陈见太强，对欧盟绊脚石作用大于基石。凯勒奇泛欧构想里不包括英国，他把英语国家视作一个共同体。在足球领域，英超是欧盟人员自由流动最大受益者，未来英超若限制欧盟外援，德法意西联赛有望星味更浓，在经济实力上缩小和英超的现有差距。

凯勒奇的思想影响过让·莫内。当时加入或支持泛欧联盟的名人还有阿登纳、肖恩·麦克布赖德、保罗·瓦勒里、托马斯·曼、茨威格、里尔克、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凯恩斯。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是一部文艺青年成长史，也是一份欧洲人身份宣言。现代欧洲人身份是一个新概念，和交通、通讯技术大发展密切相关，欧洲小国更加变得如同弹丸之地。但这个身份绝非凭空生造，语言不会说谎，语言早在过去2、3个世纪里为欧洲一体化做出铺垫。欧洲各国语言的现代化过程实际就是西欧化过程，中东欧诸国语言现代化无一不是参照和吸纳拉丁语、法语、德语来改造本族语言，就连非印欧语言匈牙利语也不例外。

现代足球也发源于多瑙河流域。中欧人拥有敏感的时空意识。现代足球层叠交错的技战术体系很像中欧小说的结构，叙事中隐藏着和声和复奏。球员在技战术体系里不是平放的，不是地图上的民族国家，球员必须在运动中创造或收缩空间，足球战术是时间差问题。

1950年代匈牙利足球是真正的现代足球鼻祖。匈牙利传奇教练古特曼一人就对匈牙利、意大利、巴西、葡萄牙4国制造了深刻影响。荷兰足球1970年前后的辉煌和奥地利人哈佩尔、罗马尼亚籍匈牙利人科瓦奇先后在荷兰联赛执教有直接关系。科瓦奇是第一个让“全攻全守”概念成书者，阿贾克斯球员参与主帅技战术决策的民主传统也是科瓦奇开创的。

▲ 科瓦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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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球场的观众座位区域划分，就像一个欧洲国家的社会阶层构成。

球场包厢里是上流社会，边线两侧看台属于中产阶层，底线和球门背后的看台通常一侧留给客队球迷，另一侧属于球队死忠(Ultras)。

“Ultras”一词来自法国大革命，指波旁王朝复辟（1814-1830）时期的极端保皇派（ultra-royalistes），因此也译作“极端球迷”。极端球迷分英意两种模式，英国模式是不问青红皂白酩酊大醉暴力滋事的“足球流氓”（hooligan），意大利模式更组织化、政治意识形态化，更多跨地区跨国联动。1980年代，意极端球迷模式扩散到南欧诸国，1990年代往北扩散到德国、荷兰、苏格兰、爱尔兰。

极端球迷很多是低收入者、失业者、有犯罪前科者。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和俱乐部达成默契。比赛时，他们是最热情的支持者，球队去客场比赛他们也组团去助威。作为回报，俱乐部对极端球迷各种出格行为睁只眼闭只眼，任凭球门后的看台沦为其自留地。极端球迷组织头目自己卖球票、开发纪念品，看台上可涌入超过座位一倍的观众，大麻和各类危险品泛滥。

极端球迷多数政治意识形态极右，也有极左案例，如曾出现意甲赛场的利沃诺俱乐部。利沃诺是意共创始人葛兰西的老家，全城超过85%的居民是共产党员。利沃诺极端球迷看台一定能找到镰刀斧头标志。

▲ 利沃诺极端球迷看台

如果没有场外打架斗殴杀人放火，多数时候整个社会对极端球迷缺少关注，甚至认为他们的激情参与是球场文化的一部分。自9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球市发生了改变：付费电视转播球赛让很多中产球迷选择舒舒服服地躺在自家沙发上，恶性循环开始：球场逐渐空荡，极端球迷渐渐成为主角，暴力事件增多，更多温和球迷选择放弃去球场。

最后，极端球迷开始对俱乐部各种要挟，甚至左右决策，宣布某球员不配做队长，随意辱骂某球员没有全力效忠本队。2012年4月，热那亚主场0：4落后锡耶纳，热那亚极端球迷投掷燃烧物中断比赛，要球员们脱下球衣交给他们，热那亚球员照办，公开接受奇耻大辱。

▲ 热那亚球员在极端球迷威胁下当场脱下球衣

这一点很像80-90年代以来的西欧诸国政治。一些人因生活安逸对政治感到无所谓，另一些人则厌倦了左派右派你方唱罢我登场互相拆台却很少解决问题，投票率下降，极端势力的声音却越来越大。

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荷兰。2016年4月，关于欧盟-乌克兰联系国协议的全民公决中，反对票高达61.1%，荷兰国内极右领导人维尔德斯将其解读为“荷兰民众对布鲁塞尔和海牙的政治精英投出的反对票”，反欧盟的英国独立党党魁法拉奇也高兴地说，“这是民主的巨大胜利”。

然而，“反欧”解读有意忽略了一点：公决投票率只有32.2%，勉强超过法定有效比例30%.

维尔德斯用种族主义辱骂煽动排外和民族主义，很像极端球迷的作风，后者认为只有他们才是俱乐部的维护者，只有他们才是忠诚的代表。

从政早期并不如此极端的维尔德斯或许认为赤裸裸的言语暴力是选战中最有力的武器，2016年全民公决结果和2017年大选前的各种民调结果似乎在支持他，预示他有望成为荷兰议会第一大党领导人。

然而，维尔德斯严重低估了荷兰民众的教育水平和公民意识。这是北欧不同于美国的地方。2017年3月的荷兰大选，最大的黑马是投票率——达到创纪录的82%！

▲大选结果公布后克拉维尔亲吻妻子

很多“沉默的人”“懒得参加民调”“懒得投票”的人像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他们明白有义务用手中一票去捍卫公民社会、捍卫现代欧洲的价值观。维尔德斯的自由党仅获20议席，远不如根据去年公投结果和大选前的民调结果做出的火爆预期，距离第一大党自民党33席差距不小，在议会中注定被孤立。

“沉默的人”“冷漠的人”把票投给了谁？欧洲媒体普遍认为荷兰大选“真正胜利者”是“绿色左派”，支持率从2.3%快速增长到9%，议席从4个增加到14个。30岁的领导人“挺欧派”克拉维尔被誉为“荷兰特鲁多”，他的父亲是摩洛哥人，母亲是荷兰-印尼混血。

▲荷兰绿色左派领导人克拉维尔

不去现场看球和不投票的后果都是主动放弃公共生活空间，帮助极端势力抬头，但创造有利看球的客观环境、对极端势力有制度约束也很重要。

英超之所以成为球场经营典范，和英国政府的两大举措有关，一是在80年代系列惨案后重拳整治足球流氓，二是鼓励俱乐部兴建方便球迷携家带口去看球的现代化多功能球场。

上座率可以和英超比肩的是德甲，德国法律规定足球俱乐部必须有超过半数股份控制在球迷协会手中，数量庞大的普通球迷始终作为主体参与到俱乐部生活中，这几乎从根本上扼杀了少数极端球迷要挟俱乐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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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和政治一样，在停滞时期呼唤革新者出现，同时突发因素也可能对结果产生意外影响。

阿根廷著名足球评论员、前国脚拉托雷曾在一篇盛赞瓜迪奥拉的文章中说，要评价瓜迪奥拉的巴萨，首先需要看看2008年以前的世界足坛大势。2006年意大利队赢得世界冠军是一个代表性例子，足球在前瓜迪奥拉时代是停滞的。

瓜迪奥拉的巴萨甚至让人们对足球这种运动的看法焕然一新。原来，一大群身材瘦弱的小个子可以在一起踢出精彩绝伦的足球，并斩获荣誉无数。

今日欧洲更多面临的是极端伊斯兰和极端右翼的冲击，还是“前瓜迪奥拉”时代的沉闷停滞？法国政治是最好说明。左派社会党一心劫富济贫，右派共和党走不出政商勾结的泥沼，对解决实际问题帮助不大的左右之争让人们感到厌倦和疑惑，民调显示18-24岁的年轻人近50%不打算去投票。

共和党候选人菲永原本有希望赢得2017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历史上从未有过候选人未进入大选第二轮的先例。然而菲永完美地继承了希拉克、萨科齐的腐败传统，只是他的各种丑闻在选战开始阶段就已爆发，支持率大跌。

有人错误地把玛丽娜·勒庞民调支持率上升简单解读为恐怖袭击之后法国国内反移民、反伊斯兰、反政治正确的极右情绪高涨。实际玛丽娜·勒庞和热爱嚣张谩骂的维尔德斯有不小区别。国民阵线支持率上升，最重要的背景是不同原因导致传统左右翼支持率下降留出真空，而玛丽娜·勒庞对极右进行了完整的重新包装，使其在选民面前显得更体贴可口，扩大了受众面积。

玛丽娜·勒庞懂得把毒药放进波尔多陈酿瓶子，她抛弃了父亲让-玛丽·勒庞的传统极右狰狞面孔，比父亲政治正确了很多，致力让国民阵线看上去不再立即引发憎恶，她说“目标是0移民”，而不是父亲一样“把外国人装船运回非洲”。同时，玛丽娜·勒庞又吸纳了激进左翼的经济方案，如提高最低工资、提高政府福利支出、提供消费补助。排外民族主义+高福利，除了希特勒的纳粹党，还有哪个党派可以提供比这更可口的毒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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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右玩创新，反击极右更需要创新。法国政治需要一个瓜迪奥拉。或者，如果不是瓜迪奥拉，至少也需要一个贝尔萨——阿根廷足球史上第一个消除梅诺蒂主义进攻足球和比拉尔多主义防守足球对立关系的人物。

欧洲人不都是傻子，或许这个人物已在恰当的时候出现——法国“前进运动”领导人、独立候选人、39岁的前经济部长马克隆，“我们不能再以腼腆的态度去做欧洲人，否则就是不战先输”。

马克隆是个实用主义者，强调“解决问题”，他多次引用邓小平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他声称自己没有派别，不左不中不右，“我只在乎方案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马克隆的年龄远低于其他几位候选人，他却像一股旋风从左中右吸走大量支持者，民调显示他在首轮投票可能和勒庞不相上下，在次轮以较大优势击败勒庞。

2010年的巴塞罗那最接近成为历史上第一支蝉联欧冠冠军的球队。然而，冰岛火山喷发导致巴萨无法乘飞机去米兰踢欧冠半决赛首回合客场比赛，只能坐大巴长途奔波，1：3落败国际米兰，为最终出局埋下祸根。

政治选举中的“冰岛火山”同样存在，对呼声极高的候选人也不例外。风险来自国外。俄罗斯干扰别国大选的网络战手段已非常高明，普京清楚“反欧派”勒庞当选总统等于给欧盟心窝一刀。谁也不确定俄国人是否会在选举第二轮之前突然针对马克隆放料。

▲ 3月24日勒庞受邀访问俄罗斯

“前瓜迪奥拉”时代，欧洲足球已有斯帕莱蒂、阿拉贡内斯等改革先驱出现。马克隆之前，欧洲亦有试图跨越左右之争的力量出现。

意大利前总理伦齐是瓜迪奥拉的朋友。伦齐在去年公投失败后辞职，但他的跨界举措同样留下重要启示。伦齐是中左民主党领导人，上任后用一系列在过去会被视作右派的举措便利中小企业雇佣员工，减轻解雇成本。2016年意大利劳动人口比2014年初足足增加56.3万人。

▲ 2011年瓜迪奥拉造访仍是佛罗伦萨市长的伦齐

这是为何伦齐对意大利修宪公投曾有巨大信心，他以为自己已经克服老派政治世仇关系。然而老派政治还是赢了，左翼指责伦齐叛变，最大的反对党五星运动只想他公投失败后下台。修宪公投堪称伦齐一帆风顺政治生涯之滑铁卢。

五星运动党领导人格里洛频繁被误解为极端民族主义右翼，和他反欧有关，也和他口无遮拦、在党内专横独断有关。实际格里洛从政最先是想参选中左民主党领导人，被拒后才成立了五星运动。五星运动显著标志是环保主义、反腐败、反利益集团，内有大量来自左翼的成员。五星运动虽是议会第一大党，但拒绝结盟组阁，为继续保持反对党身份。

意大利真正的极右民粹政党是北方联盟，领导人萨尔维尼和勒庞、维尔德斯是同盟关系。格里洛反欧更多是为反对意大利现政府，认为意大利受德国操控太多，有为反对而反对的一面，立场不如北方联盟坚决。今年1月发生了五星运动欧盟议员“求结盟”欧盟内部挺欧自由派的闹剧，五星运动被拒，非常尴尬。

此外，和维尔德斯、勒庞、萨尔维尼等人亲特朗普不同，格里洛不仅反美，还被以色列视作公敌。格里洛自称有一个穆斯林家庭，他太太是伊朗后裔，“我太太是伊朗人，我发现在伊朗，女性处于家庭中心位置。我们的恐惧完全出自无知。”

▲ 萨尔维尼、勒庞、维尔德斯在一起

维基百科全书意大利文版本把五星运动的政治派别归为“traversalismo”。继续用足球来理解之：traversa是足球球门的横梁，“横梁主义”即是居中超越了代表左右两派的两根球门立柱。观察五星运动还需看其执政表现。五星运动已赢得罗马、都灵两大重镇市政选举。都灵市长阿彭蒂诺女士的执政举措非常左翼，例如高收入者市区停车费价格是低收入者4倍。这不意外，阿彭蒂诺过去是左翼生态环保党成员。

非极右民粹政党如西班牙“我们能”、意大利“五星运动”和南欧的拉丁无政府主义传统有关，以直接民主诉求挑战代议民主制度，和极右翼以威权主义、种族主义、警察国家诉求威胁民主制度有一定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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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教练里皮在中国执教取得成功，改变了“中国足球需要小学老师而不是大学教授”这种错误思维。里皮不仅是顶尖大学教授，而且是个活到老学到老的学者，他学习过比他年长的特拉帕托尼、萨基，也虚心学习比他年幼很多的瓜迪奥拉，年近七旬仍在更新充实自己的理念。

在我看来，这是真正的欧洲精神。欧洲人活在不断更新的理念中，他们曾是自己创造出的各种理念的囚徒和牺牲品，曾为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等理念付出过惨痛代价。但恰是敢于正视历史、牢记过去，让欧洲人在和平、宽容、强调社会责任的道路上走过了60年。调整存在形式、用创新和灵活应对新形势是永远的需要，但诉诸极端主义、重返前欧盟时代的欧洲却只会造成灾难。

今年也是我作为《体坛周报》驻外记者生活在欧洲的第15年。欧洲的丰富多彩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鞭策着我去学习，学习更多语言，了解细微差异在社会生活中可能造成的巨大区别，对普通人的生活和心态进行更深入的观察。

拥抱多样性比固守狭隘更难，但值得为之努力。光阴匆匆，我不知道在过去14年里是否有所收获，但非常肯定一点，我已在不知不觉中消灭了内心深处若干种潜在的极端和武断，至少在足球上，我已写不出我的懂球帝读者们那种自信非凡、精通十八般武艺的技战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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