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多多和我说，曾对着棋盘自己和自己杀了一年。由此，他明白了，棋为啥归于体育项目，因为着实耗体力。人生如棋，回忆也如棋。
高中毕业二十年同学会上，大家似乎都在问：今天，是哪一天？
对着二十年光阴和自我，核对一份漫长的对账单。问做过什么，不知道，说自己做过的太虚浮；问在做什么，只有笑，知道自己做，不知道怎么说。二十年前相聚时，心里曾经揣着的梦，被证伪了。再见，唯一的骄傲，是时光把我们洗刷得好干净。
我们的灵魂，长大了，没变老。
1.
还是喜欢长大后的自己。
那会，懂得的太有限，根本不足以从容应对丰富的内心戏，没少遭罪。有一天，闺蜜给我看了16岁的我买给她的卡片写给她的信。那是一个喜欢闺蜜却经常和她们闹别扭的年纪，那是一个喜欢闺蜜的麻花辫她把辫子剪了我都哭一场的年纪。那份情意可爱，但林妹妹一样的存在，早已不是今天我的菜。闺蜜说“20年就这么过去了。幸好你我都在，还有梦”。
是啊，那么迷茫的青春期，那么无助的青春期，那个不忍心用凶险形容却的确危机四伏的青春期。
我们，和我们的梦，都活着趟过来了。
每个成年人，都是劫后余生。
那天，闺蜜说：等她回北京了，就陪我干。这位今天纵横华尔街的金融界腕儿，居然动念和我去干一家皮包公司。
20年前，在毕业纪念册上，她的理想写的是银行家。我的理想写的是记者。然后，十年，当了记者，戴着镣铐勇敢跳舞的记者。但是，今天，再也找不出比皮包公司更适合我的事业。与此同时，在投行浸润已久的闺蜜说，要不是为了多收个三五斗，早不干和钱如此近的行当了。
我说，好，也许那时候，就跟俞敏洪一样，不再刷墙了，就能叫徐小平和王强一起干了。说完，转身刷墙去了。
一次聊天中，和好友英子说：“有时候觉得人生实在悲苦。”英子回复：“嗯，人生也许本该如此吧，上帝并未许诺地上还有一个天堂。”
是的，我们从不怕命运的忽悠。“高考结束了，你们就解放了。”这是人生第一次被大大忽悠。
2.
我们知道自己是谁，一段岁月不算伟大的遗存。
我们知道，奔走江湖时，那种打不死的小强气质，是我们几十个人睡一间宿舍，给睡出来的；那种辗转腾挪的艺术，是在一次次和蚊子、和老鼠的对决中，赢得的；我们的幽默感，是从楼上女生的胸罩飘落到男寝室窗台男生谓之“不明飞行物”那一刻开始发育的。是的，我们怀念，怀念昔日求知的欣喜，更怀念那纯洁的师生关系、男女关系，包括纯洁的男男关系、女女关系。
此刻，我很想念他。
二十年了，一直记得琴房里，夏天的风穿过白色的窗纱，撩起我粉红的裙子。
弹琴的不是我。
我只负责抿着嘴一个劲儿地笑。
琴键上跑着的，前一分钟还是贝多芬，不一会儿变成了《猫和老鼠》。
那时候，最美好的事，就是跟着他一起逛老街的租书店、新街的打口磁带，兼爬老城的城墙。
城墙上，我们一起看天，看城门口车水马龙，经常是漫长的沉默。沉默的间隙，他给我讲“梁陈方案”，告诉我林徽因与徐志摩相关——此前，我只读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读戴望舒的《雨巷》、读汪静之的《蕙的风》。
我太乖了，乖得乏味。
他最初是嫌弃我这一点的。他从来就不是既定规则的驯服者，而我惯于以驯服者示人。
我们做同桌，彼此都无奈。老师是想让我多帮帮他的。为了他能改掉偏科的毛病，老师把自己眼里最规矩、数学最好的女生，安排给他做了同桌。
一开始，他笃定同桌很无趣。第一次发现，这个看上去很乖的女生，会把历史书上的人物画成漫画版，诧异了一番；时间长一点，他发现，同桌在数学课上看小说程度之生猛，超出一般人。
有一天，我先指了指《围城》中“五官平得好像一把热毛巾就能擦去”的比喻，再指了指班里叱咤风云的女班长，他就坚定不移地鉴定我为友邦了。
他开始在我面前显摆他悠久的阅读史。这让我先是放下了对后进生的轻视，慢慢地，还扛起了对后进生的崇拜。
有一天，他说，他能读帕斯卡的《思想录》，却觉得帕斯卡定律比较无趣。
“你不觉得，那些就是好玩的数字游戏吗？”我问他。
后来，他曾多次央求我重复这句话。
他觉得我说这句话，帅呆了，酷毙了。那句慢悠悠的话，击碎了数学在他面前漫长的骄傲。
3.
后来，他一句话不说，便击碎了岁月在我面前漫长的骄傲。
——毫无征兆，猝然离世。
光阴的故事，哪里有什么道理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