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上世纪70年代香港电影新浪潮旗手，如今已是新浪潮仅存的硕果；
她是第一批北上的香港导演，在内地市场还未真正成形时，便开始了合作拍片；
然而当进入新世纪，内地市场崛起后，她却没能在这里赚到太多钱；
香港市场走向没落，大批影人北上捞金，她反而着迷于香港和香港人的故事。
为什么会加入《明月几时有》这部电影？
“因为许鞍华导演。”“我接到电话得知可以演许鞍华导演的电影时，拿被子蒙着头尖叫。”
“也是因为导演，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冲着许鞍华三个字。”
所有的演员，包括周迅、霍建华、彭于晏、郭涛等仿佛商量好了一般，给出了同样的回答。
这是5月31日，许鞍华导演的最新作品《明月几时有》的发布会。制片人于冬在现场说，“这些明星基本是不要钱来的。”
那他为什么会投资这部电影呢？
“许鞍华导演是我从读书的时候就非常崇拜的一位女导演。”这是于冬的开场白，也是当天下午被重复最多的句式。随后他从5年前的《桃姐》说起，“反正也不会花很多钱，导演不会拍很贵。”作为当今电影圈的大佬级制片人——同时也是成功的商人——随口不离钱字，“许鞍华导演不会在制作上（多）花钱，也不会省一分钱。她每一个镜头都是她最想表达的东西。”
许鞍华可能并不认为这是句赞美。发布会最后，她双手握住话筒，大声说：“演员都以为要演我的戏就要减价，老板觉得要投资我的戏都要很低价，我很不服气！”全场大笑，70岁的许鞍华，还是会“不服”，透出一股孩子气。
《投奔怒海》
从《疯劫》算起，许鞍华拍了38年电影；从《投奔怒海》算起，她与内地影人合作也已36年。她是上世纪70年代香港电影新浪潮旗手，如今已是新浪潮仅存的硕果；她是第一批北上的香港导演，在内地市场还未真正成形时，便开始了合作拍片；然而当进入新世纪，内地市场崛起后，她却没能在这里赚到太多钱；香港市场走向没落，大批影人北上捞金，她反而着迷于香港和香港人的故事。
《明月几时有》剧照
“我是香港人，我想要拍一部香港的民国故事。”于冬说许鞍华在说服他投资《明月几时有》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这部电影首次将抗战时期香港东江纵队的抗敌故事搬上银幕。它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为原型，讲述了东江游击队员如何策划营救茅盾、邹韬奋、梁漱溟、柳亚子等数百位文化名人逃离沦陷后的香港。
许鞍华最初了解到这段历史是在五六年前，她的一个学生给她看了一份120页的口述历史，这是上海大学为他奶奶做的访问。如今已经90多岁的奶奶在十五岁时加入了东江纵队，她是香港新界一家杂货店老板的女儿，也是家中唯一识字的女孩，她家的杂货店就成为香港新界一个游击队的接头点。
这个学生拿着300万的资金找到许鞍华，希望由她将这段历史改编成电影。“我跟他说，对不起，300万拍不了。”许鞍华对本刊记者说，“我没笑他们，我说这么好的题材还是要等钱够（再拍），因为虽然是在荒山野岭，可是你一拍年代片，就不能是现成的景，所以就不要浪费了这个题材，那个时候就没拍。”
许鞍华没有就此放下，2014年她找到于冬谈成了这部电影的合作，随后用了两年时间做筹备。“许鞍华导演说她两年不再拍别的，就准备这个电影。这是香港导演中为数不多的，能用两年时间筹备一部电影的导演。”于冬说，他最初听到这段抗战故事时，以为会是一部枪战片，“许鞍华做枪战动作片得多过瘾啊！”
许鞍华当然没有拍成枪战动作片，《明月几时有》没有大规模的战斗情节，许鞍华延续了自己一贯的文艺基调，大篇幅刻画了战争背景下的各种情感。
“他们都是普通人，抗战时期帮文人逃出来，或者做抗敌的工作，之后再回到普通人的生活。”许鞍华向本刊记者讲起，自己感动于这段历史的原因，“好像现在的人做事完全无私，是很难得的。只有大时代下，各行各业的人才团结起来共同做一件事，在我看来是做人的最高境界。”
这部电影就连片名都不同于传统的抗战片，充满诗意。这是编剧何冀平取的，最初只是暂定名，后来被许鞍华定为最终的片名。“我跟何冀平说为什么叫‘明月几时有’，她说‘你不觉得吗，好像明月几时有，就是问什么时候会和平’。”
《明月几时有》剧照
前期宣传时，片方一直强调《明月几时有》是“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献礼片”，即便它的内容与香港回归毫无关系。
许鞍华自己怎么看待这个主旋律标签呢？
“我觉得没关系。”她对本刊记者说。5月31日，发布会结束后，许鞍华坐在北京的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贵宾室里接受了本刊的专访，“也不是没关系，因为我们拍的时候没有说，后来我们拍完以后他们说要做献礼片，我也觉得很荣幸。因为它的确可以说是表扬一些香港人在历史中为了这个地方牺牲的过程，是让人很感动的，而且我觉得这是正面真实的东西，这些真实的东西用来庆祝香港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恰当的。”
无论如何，这部献礼片将会与《投奔怒海》《千言万语》《天水围的日与夜》等或惊世骇俗或直白尖锐或敏感多思的作品一同出现在许鞍华的作品列表中。
《书剑恩仇录》
她从来不是作者导演，题材多变，但极少亲自撰写剧本，一生推崇被视为作者导演旗手的侯孝贤，一部《童年往事》看了几十年。第一次看时，直呼“受到很大冲击”。那是上世纪80年代，香港电影的鼎盛时期，警匪、动作、武侠、恐怖、喜剧、黑帮、风月，类型丰富，是当之无愧的东方好莱坞。以1985年为例，那一年，《童年往事》在台湾上映，许鞍华北上筹拍《书剑恩仇录》，人口不足千万的香港全年票房总收入达到6亿多美元，但看过台湾新浪潮电影之后，她却觉得“我们完了”。
不同于高度商业化的香港电影，同时期的台湾新浪潮电影，专注于展示大时代下平凡人的命运，不刻意强调故事情节和戏剧冲突，以看似平实的基调展示历史与人性，用许鞍华的话说是：“那个结构是没有故事的，结构是怎样出来的呢？就是情绪的轻重和涨落，那它就可以不用故事而给你情绪。”
许鞍华说她每次见到侯孝贤，都要说自己向他学习了几十年，以至于侯孝贤“生气”地问：“你年纪那么大还要向我学习？”“搞得我后来都不敢在他面前说了，可是确实是真的，侯孝贤影响我很深。”
《客途秋恨》
许鞍华也想拍侯孝贤、杨德昌那样“统统都讲现代生活，范围比较窄，再次关注人的problem，不要再拍越南、武打或者脱离现实的戏，只想拍关于人的平常生活的电影”。这是她在1996年接受访问时说过的话。
此前十年——也是拍完令她名声大噪的“越南三部曲”后的十年——她拍过《书剑恩仇录》，这是应香港左翼影星夏梦之邀，与天津电影制片厂合拍的武侠片，但回归前的大陆和香港有着完全不同的工作理念和方式，让这部片子的拍摄周期拖了三年；拍摄《倾城之恋》，但从提议拍摄到正式开工，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原因是“急于离开邵氏，很希望快点拍完赶紧走”，但无论是影评或是票房均以失败告终。
“拍完赶紧走”这样的句子，出现在许鞍华的口中，让人多少觉得有些违和。她难道不是香港少有的专注艺术片，不屑于商业捞金，做了几十年导演也没有置业，一直租房生活的清高艺术家吗？
也许，这些不过是影迷一厢情愿为她贴的标签而已。许鞍华自己从未以艺术家自居。本刊记者问起在这个行业坚持将近四十年的理由，许鞍华脱口而出：“赚钱。”
短发、蓝色棉布衬衫、黑色长裙、银白色球鞋，坐在记者对面的许鞍华，不像功成名就的大导，更不像70岁的老人。与人谈话，时时笑得眼睛弯成一条线。你很难从她的口中听到高深的电影理论，人生哲思。她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所以常因为“不懂讲”而找不到投资。
奖项等身，却说自己“不算成功，只是还有戏拍而已”。
香港影评人李焯桃说她：“不是那种自觉是艺术家，对作品有完美主义追求的导演，反而照顾老板的投资、工作人员的福利以及人际关系等等非艺术的考虑，而做出艺术上的妥协，以致影响作品的成绩也在所不惜。”
听起来，这甚至与王晶之流没什么分别，香港人著名的务实精神同样出现在许鞍华的身上。但翻开她的作品片单来看，这又实在是天大的冤枉。
深受台湾新电影运动刺激的许鞍华在事业中途“拍得很失落”。她希望像侯孝贤、杨德昌那样追求写实，不强调利益和效率，“譬如他（侯孝贤）要拍武打片，便去看了司马迁或是《资治通鉴》，他看了两年，别人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但其实是真的。”2009年，在与香港的电影学者卢伟力的一场公开对谈中，许鞍华这样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