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弄丢了美国？

假设帝国是一种必需品，那么何为帝国的最大规模，以及最适当规模，是一个道德兼实务问题，这意味着结构、控制和帝国防务，从而确保能够为最大多数的帝国人民创造福利和民主。

——美国外交史学家威廉·阿普尔曼·威廉姆斯

失落的帝国精英

光荣革命后，从奥伦治王朝到汉诺威王朝，经历九年战争（又称奥格斯堡同盟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西班牙王位继承战和七年战争，如何建立帝国的难题如影随形地困扰着不列颠。然而在享受了七年战争大获全胜带来的20年短暂释然后，1776年，问题骤然变成 如何维持一个跨区帝国 。面对这坛上世纪90年代美国人以“全球治理”的新瓶改头换面抛出的旧酒，18世纪末的英国人一度喝得忧来无方，只好浅斟低唱凭栏意。

从纯粹的历史旁观角度阅读《谁丢了美国》这本书，像许多历史事件一样， 真实的独立战争并非摩尼教式的正邪决斗 ，主张殖民地分担帝国防务成本的英国只是提出了一个在现代国家政府眼中无可厚非的要求，却无法为习惯了在防务和各种公共服务领域搭便车的北美十三州殖民地所接受。

既然英国并非自始站在历史的反面，也意味着在这场战争中，它也不会因为开历史倒车，而注定要承受被历史车轮碾压的命运。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了一群似乎应当得到历史潮流垂青的人：启蒙时代精通艺术、文学，走在政治文明前列的精英——乔治三世、诺思；拿破仑时代横扫欧洲的双列散兵线真正的缔造者——威廉·豪；一位已经洞悉不对称战争时代的气息的“学者型将军”——伯戈因。总之， 这样一群似乎本应无缘失败的人，却在他们似乎应该最有把握的交锋中，败于经验、资源似乎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大陆军。 而在其他历史时期，他们却先后达到英帝国、人类文明与战争活动的巅峰。经验告诉我们，无法在战场上用将帅的战术和战略解释的问题，往往要求深入审视参战国家的后勤乃至制度。

长期以来，这种失败被简单归咎于英国这一时期的外交失误，这导致其无法在欧洲大陆上为其宿敌法国构建过去历次欧洲冲突中惯有的制衡。这也造成英国在欧洲和北美两线作战的困局。这种说法固然符合法国宣战后战争后半期的局势，但忽视了一个基本的政治斗争常识带来的问题—— 一个坚持斗争的可靠盟友是大国形成介入信心的前提。 因此无法解释战争前半节的局势。如果没有北美十三州的坚持，法国不会贸然再度横渡大西洋。而弱小的北美十三州能够抵抗强大的母国，最终在顽强的拖延中引来强援干预，则有其更为深刻、有待解释的原因。其 根源就在于海权全球帝国的组织结构和指挥结构的缺陷。

扩张是把双刃剑

独立战争是西方海权发展历史的转折点。如果说揭示了什么，无非就是一个古老的政治原则——征服不等于持有。 这一时期西方海权体系正经历从以葡萄牙、西班牙为代表的第一代海权帝国，以荷兰为代表的第二代海权帝国，到以英国为代表的第三代海权帝国的转变阶段（美国是第四代）。海权体系在给历代跨洋帝国带来空前商业利润的同时，其治理成本和指挥系统的顺畅性问题日益突出。独立战争成为这一背景下出现的一次革命。这也导致英国人开始直面如何有效、低成本地统治全球体系的严肃问题，也是在独立战争中困扰英国决策者的问题。

现实表明，资本主义扩张带来的新政治体制对于跨地域领土帝国的存续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更为开放的立法机制带来的全面辩论能够为海外扩张活动中投资周期更长、对政治稳定性要求更高的商业和国防项目提供更为有效的决策影响通道，为建立和完善符合商业扩张需要的建设要求更为稳定的政治安全后盾。 但更为开放多元的讨论、观察及决策视角也势必带来对于帝国力量布局、实施方式的反思和重构。 思想的变化恰恰就在于那个议会体制最初试图保护的商业活动中。通过商业和生产的发展，人们从中逐渐看到了比武力征服更加复杂的统治方式。

失败的另一面

历史就在这一刻走入了新的一页。当然，这一页不是北美人民的正义必胜或者幸福生活，虽然那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 英国人惊讶地发现，失去北美并没有导致英国失去过往源于北美贸易的丰厚利润，相反，布朗贝斯滑膛燧发枪和凶猛的刺刀冲锋没有拿下的北美却被商业活动的天然规律所征服。 英国的代议制政体再度展现出其积极意义。开放合理的决策讨论带来的良好营商环境、商业举措，相对欧洲其他国家更为透明、高效的政治制度以及由此带来的更为廉价、优质的产品，决定了政治上脱离英国的北美在市场层面仍然依赖英国，独立战争后的英美贸易不降反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