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立珩
编者按：
张立珩，美籍华人，现居北京，职业投资人、作家，而她的另一个身份则是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张东晓的妻子。
二十多年来，养育了两个孩子的张立珩既是中国教育的亲历者，也在儿女的成长过程中近距离观察过美式教育。2011年夏天回国定居后，张立珩在生活中接触过许多家长，深感当前在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冲击下，家长们对子女教育的焦虑和迷茫。她结合自身经历，对中国和美国教育的差异进行了多方位的思考、对比和概括。
通过分享这些思考，张立珩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发更深层的思考和探究。同时，她一再强调，教育方式并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对与错，“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因此，对孩子个体最适合的教育方式才是最好和最有效的。”
撰文 | 韩琨
责编 | 吕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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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美教育方式的差异，张立珩的诠释是美式教育倾向于培养个性化的学生，而中式教育则恰恰相反：倾向于培养同质化的学生。除此之外，中式教育的设计基本上是以培养精英为目的，但往往并不适合大多数学生。
“所谓的趋同，最直观的体现是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都要求有标准答案。比如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理解，考试要求学生的答案要符合标准才可以得分。但我们都明白，文学作品的解读应当有各种各样的角度、方向，否则就是在抹杀孩子的个性和灵气。”她说。除了考试之外，整齐划一也一直是中国学校对学生作出的要求，比如统一的着装、队列等。她认为，这种统一也许便于管理，但也让孩子们几乎变成了“同一种色彩”。
相比之下，“趋异性”则是美国教育的一个鲜明特点，这种对孩子不设限、注重个性的思想，贯穿于美国孩子从小到大接受的所有教育阶段。
每天送女儿上学的张立珩对女儿小学的教室十分熟悉。教室四面的墙壁上贴满了孩子们亲手制作的海报，充满趣味。“这些都是老师平时要求孩子们制作的，也是他们平时课程要求的小项目（project）。只有对内容理解并掌握得非常好，学生才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要求的难度实际上很高，而个性化海报的制作，也可以让孩子们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她说，联想到绝大多数中国学校的教室里千篇一律的布置——几乎是相同的名人名言海报装点着白色的墙壁，“的确索然无味”。
不仅如此，中美教育的“趋同”与“趋异”的差异还表现在学生的录取方式上。中国的“分数论”自不必多说，谈到美国大学的录取，令张立珩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六七年前在耶鲁大学参观时，遇到的一位男生。
“那时，我们一家人为了帮儿子参考如何选择大学，一起去耶鲁参观，接待我们的大学生令我们印象深刻。”好奇的张立珩与这位男生闲聊，了解他是如何被耶鲁录取的。这位男生告诉她，自己在其他方面并不突出，主要是在申请时讲述了在中学阶段成功减重的经历，这段经历打动了录取委员会的老师们。
“也就是说，美国名校的录取，标准考试的成绩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学校还会从多方面考察学生的能力和素质，更注重学生的特质。除此之外，学生还要写文章阐述学校为什么要录取你, 你是怎样在芸芸众生中塑造了一个独特的自己，你能给学校或社区带来什么等等，”张立珩回忆道，“减重的经历实际上反映出这位男生的一些宝贵品质，例如决心、耐力、持久精神等。然而很遗憾，我国对学生的考察标准中是看不到这些的。”
关于中美教育的第二个不同点，张立珩用两个词来概括：“举轻若重 vs. 举重若轻”。听起来比较抽象，但她认为，这一点在塑造孩子人格和价值观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这主要是从家长的角度而言，”她进一步解释道，“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往往感觉是如临大敌、小心翼翼。在孩子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家长受到一些陈旧的、不科学的观念的影响，因此设立了许多的条条框框，有很多的‘不许、不可以’，例如怕孩子冷，怕孩子热，怕孩子摔跤等等，所以很多东西都不让孩子去尝试”。
张立珩拿隐形眼镜举例：“很多中国父母认为，隐形眼镜会伤害眼睛，即便有诸多好处，也不愿意让孩子去尝试。试想一下，如果人人都有这种观念，世界上就不可能出现隐形眼镜了。”在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下，家长不希望出哪怕是一点点的差错或意外，孩子也会感到很大压力，久而久之，会变得唯唯诺诺、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更不敢挑战权威”。
在张立珩的观察和思考中，关于教育，家长们的态度与孩子的视角是“一体两面”的，不可截然划分。也许因为在国内试错的成本太高，中国家长对孩子的人生往往太过重视、太过操心，“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一路扶持下去。
“当然，我也理解国内的家长们‘为孩子好’的出发点，但是这种‘举轻若重’的态度会给孩子压力，也容易让孩子把简单问题给复杂化。在我看来，还是不应该对孩子过分呵护，不能’含在嘴里怕化了’，要允许孩子犯点错误、走点弯路，让孩子去体验挫折。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孩子乐观豁达的性格，未来遇到人生中的各种困难和挑战时，才能以良好的心态面对。”张立珩补充道。
而美国家长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认为，“have fun（享受快乐）”是最重要的部分，“nothing is impossible（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乐观精神贯穿始终。由于没有很强的得失心，美国家长更愿意让孩子自己去体验和规划自己的人生，也更容易接受孩子日后平平凡凡、成为普通劳动者的现实。
张立珩至今仍记得一位美国教授朋友轻描淡写地告诉她，他的一对聪明、漂亮的儿女在高中时就双双退学了，在社会上游荡。他没有忧心忡忡，更没有痛心疾首，平静得像是在说着别人家的故事。
“当然，兄妹俩后来发现，江湖不如想象中那么好混之后，还是一边打工养活自己，一边自学获得了高中文凭。”她补充道。
张立珩直言，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可谓“名不虚传”，“比如，我们看见一种果实或一朵花，会情不自禁地想它能不能吃、是否有药用价值等等。”
在她看来，教育的实用性主要体现在中国父母为孩子选择的领域或方向一定要工作稳定、收入高，而很少考虑孩子的兴趣。但她强调：“虽然我们有共识——如果想在某个领域成功，必须是兴趣的驱使加上持续不断的努力。但是这个世界上能够纯粹凭兴趣谋生的人应该为数不多，绝大多数的人，还是需要一份平凡的工作来养家糊口。所以，通过重复的训练和强化来掌握一项技能依然很有必要。”
相比之下，美式教育不仅以兴趣为驱动力，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不可否认的是，孩子往往会选择比较容易的科目，客观上造成了学习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学生严重不足。如果不是有持续的移民作为补充——尤其是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理科学生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科技霸主的地位恐怕早已丧失。张立珩谈到，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世界不可能人人都去创新，用创意改变世界的也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乔布斯的创意固然伟大，但也是需要众多的工作人员去一步步地实现。”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养育孩子的过程是一个不断降低期望值的过程。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也以为他们是天才，会成为无所不能的人。但逐渐地，我会接受孩子平庸的事实。也许某一天，孩子又会给你一些惊喜，那一定是他们找到了自己喜欢而又擅长的事情。”张立珩说。
关于中美教育特点的最后一组比较，是张立珩在儿女年幼时为他们读故事书的过程中体味到的。
“当时，我母亲从国内来美国陪我，带了许多国内的故事书来。晚间读故事给孩子们时，我忽然体会到，在童书中就已经体现了中美教育理念的截然不同之处。”张立珩回忆道。
“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故事就是《狼来了》，”张立珩总结道，“狼吃羊”这一类主题的故事，几乎贯穿于我国几十年的教育传统中。她说：“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是这样，即便到了现在，近些年的动画片，比如《喜羊羊与灰太狼》依然没有摆脱这种‘吃与被吃’的关系，而在这背后存在的是一种仇恨和不安全感。”
“在衣食无忧的今天，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显然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没有去注重满足孩子们的心理需求。”张立珩说。
在美国生活期间，为孩子选购童书、动画片时，张立珩自然会选择一些美国本土的故事书，例如《小熊维尼》。
“在读小熊维尼的故事时，我非常吃惊。在故事里，熊、小猪、驴子和老虎等等，许多动物都可以友好地相处。这些动物之间发生的有趣故事，会让孩子们感受到爱和温暖。”张立珩笑道，在为女儿读故事、选动画的过程中，她竟也慢慢爱上了《小熊维尼》，自己不时也会读一读。
张立珩认为，在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成为精英的现实情况下，作为普罗大众，家长对孩子教育的落脚点，也不应该只是期盼孩子取得“成功”，而更应该希望孩子成为幸福的人。
“至少，应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让他们学会如何感受和获得幸福。”张立珩说，这种获得幸福的能力，毫无疑问，应该是在一种爱的教育中培养出来的。
张立珩坦言，在美国那些年，她慢慢学会了表达自己的感受，学会了拥抱，学会积极地传递自己的情绪，“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爱、感恩和宽容，也因此变得更加幸福和快乐。而这一切，也是我在儿女成长过程中最注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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