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撰文|黄大拿&编辑|王心
虽然其颜值高过吴秀波数倍，演技和名气也甩了波叔好几条街，但是仅仅谈了一次恋爱，就惹上了天大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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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秀波被曝“下套拘捕小三”，让吃瓜群众真是既惊又喜。
对波叔，一般男人肯定都是羡慕妒忌恨，大拿也不例外。每次看“我是演员”，看见这个胡子拉楂的家伙和国际范儿章子怡一起端坐在导师席上，大拿都会嘀咕几句：这厮是怎么混出这么大名气的？
不知道波叔这次如何收场。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吴秀波赶上了好时代。
晚清有一个明星就这么好运气了。虽然其颜值高过吴秀波数倍，演技和名气也甩了波叔好几条街，但是仅仅谈了一次恋爱，就惹上了天大的麻烦……
一
“只为贪看杨月楼”
京剧名演员杨月楼清末活跃于上海舞台，以小生角色为擅长。杨月楼本人身材魁伟，扮相俊美，嗓音清越，武功精湛，因此每次登台，观众均为之倾倒。当时一位文人特在《申报》上发表了一首竹枝词：
金桂何如丹桂优，佳人个个懒勾留。
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
诗中的“金桂”和“丹桂”是当时沪上最有名的两大戏院，杨月楼即在金桂园献艺，而于丹桂园登台的则是孙菊仙、黄月山等名角儿，这种互相竞争的格局即是所谓“打对台”。
按诗作者的意思，真要论艺术，杨月楼献艺之金桂园肯定是比不上孙菊仙等献艺之丹桂园的，但实际却是“佳人个个懒勾留”，很难蒙佳人一顾，若要问金桂园吸引佳人之秘诀，原来，她们也对一般的京调也没多大兴趣，之所以迷恋金桂园，原来都是为了“贪看杨月楼”。
说起来，杨月楼能够让红粉佳人施以青眼，还要感谢上海独具的开放性，须知，当时北京的戏院还不许妇女到公开的戏院里去看戏，而上海则不然。
《申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对此有生动描述，“上海一区，戏馆林立，每当白日西坠，红灯夕张，鬓影钗光，衣香人语，纷至沓来，座上客常满，红粉居多。”就因为除了一般观众，还有女性观众的额外拥趸，杨月楼在上海戏曲界独擅胜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偏偏是这种女人缘给杨月楼带来了麻烦，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一代名伶的婚姻风波上演了。
《申报》全程关注了这场风波，其中一篇文章曰《记杨月楼事》，简要介绍了风波的起因：一位粤商的女儿名阿宝因观杨月楼演戏，慕其才艺，遂“作书函，并年庚贴，细述思慕意，欲订嫁婚约。”后由粤女之母王氏作主，经媒妁说和，遂订婚嫁。但当迎娶之时，粤商族党以平民嫁“贱民”，有辱门楣乡风，遂群起阻拦，并以杨月楼涉嫌“诱拐”诉之于官府。“夫妻方行合卺礼，县差与巡捕至，扭月楼夫妇”，送至县署，被亦属粤籍的县令以诱拐论处，将杨月楼和该女等分别施刑严责，“敲打其（月楼）胫骨百五，批掌女嘴二百”，收监候判。
二
官府棒打鸳鸯，舆论大为不平
男女谈婚论嫁，而且还有媒妁之言，居然还会引起“族党”闹事，官方也不惜强力介入，棒打鸳鸯，这种当代人无法理解的事情，就当日情势而言，却并不缺乏法理根据。
《大清律例·户律·婚姻》中明文规定，良贱不得通婚。“凡家长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杖八十。女家减一等，不知者不坐。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长知情者，减二等，因而入籍为婢者，杖一百。若妄以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杖九十。各离异改正。”
哪些人群属于这一条文所规定的贱民阶层呢？《清史稿·食货志》曰：“四民为良。奴仆及倡优为贱。凡衙属应役之皂隶、马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皆为贱役，长随与奴仆等。”
划在“良民”这个圈子里面的，就只有传统社会认定的士、农、工、商这四大阶层，除此之外，就都属于“贱民”。
在传统社会里，一个唱戏的尽管可能因为艺术卓越而被无数戏迷追捧，但在官方语语体系里，其为“贱民”的天然属性却无法改变。
杨月楼再红，但仍然是贱民，就仍然不能娶“良人女”为妻。这就是当日之客观背景。
如果说官府强力介入杨月楼的婚姻，属于成文法规定之范围，那么阿宝父亲的“族党”干预阿宝婚事，则是一种习惯法。
在传统社会里，宗族的巨大魅影渗透进个人的私生活，被视为当然，早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集体潜意识。
在传统观念里，阿宝与“贱民”杨月楼通婚，就不仅仅是其个人的私事，而会影响到整个族群的面子、声望和地位，非出手干预不可。而且宗族对个人的影响力，向来能够得到官方的支持，因为要加强对社会生活的监控，公权非借助这种族权不可。
如此看来，无论粤商族党，还是官府，似乎都只是在做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他们却忽略或曰轻视了另一个事实，这就是晚清之上海正处在日益开放的氛围之中。
果然，此案一出，宗族势力和官方的作为遭到了舆论的强烈反弹，上海市民更是议论纷纷，匿名揭贴遍贴于租界内，为此案鸣不平。
初于社会中崭露头角的报纸则给这些声音提供了公之于众的平台。
借助新兴媒体，舆论这种介入公共事务的势头有增无减，对遏制官权的肆虐当然是有益的。
三
社会变迁冲出了权力的禁锢
尽管舆论哄然，媒体也公然对官方表示不满，但在官威如故、社会观念也未得到根本改变的国度，当事人的命运曲线还是在旧式的轨迹中滑行。
1874年5月，《申报》刊出杨月楼在松江复审情形曰：闻杨月楼自上海解到松江太府提审，杨磕头哀求太守伸冤。太守见而怜之，委娄县知县复审，娄县知县责其二百下，逼其不得翻供，以诱拐良家女子论罪。按例载：诱拐良家女子为妻，照例拟予军遣之罪。
最后官方定谳，杨月楼即以诱拐结案，被判远徙，所幸不久光绪登位，清廷实行大赦，才得释放。
与杨月楼终被释放，按照官方口气还能“改过自新”相比，阿宝的命运更为凄惨，《申报》报道：阿宝发交普育堂择配，有一孙姓老人，年已七旬有余，至普育堂申言，`无妻室，有资产，欲娶阿宝已久。
这就是传统社会里所谓的“官媒择配”。
在官方主持下，一个花样年华的少女嫁给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族党”和官方的虚荣心大概都得到了满足，因为在他们看来，这远比嫁给一个戏子要令其有面子多了，而且还不会对既定的社会秩序产生威胁性。至于阿宝的想法和愿景，又有什么值得关心的呢？
杨月楼被开释后，自然还是操旧业以维生计。因其原有的号召力，加上闹出的广为人知的婚姻风波，对观众可能更具吸引力。戏院老板也许正是看中了这一点，让其在丹桂戏园接连演戏三日，结果盛况空前，虽早早就已满座，但观众仍蜂拥而至。
孰料这种热闹也刺激了官府，知县怒其招摇过甚，饬差役拿办。杨月楼事先闻风逃逸，经此挫折，其后来在上海终未复业。
据1879年4月30日《申报》消息，杨月楼应北京著名京剧演员程长庚之邀，转而去北京献艺，终成一代名伶。
在一场官与民、公权与私域的对抗中，官方看似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实则未必。民众公然通过媒体表达自己的意见，并把对官府的批评和不满宣泄出来，仅此一点，于传统社会里岂是可以想象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