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邓小平领导中国走向改革开放，1981年里根入主美国白宫。
风云际会，春光聚合，这两位历史伟人，共同推动东方之勤俭精神与盎格鲁-撒克逊之工业文明，交汇于里根大循环之中。
不过，整个八十年代，中国还不是里根大循环的国际主角。
里根与沃尔克联手生擒了困扰美国十余载的通胀“老虎”和失业“老妖”后，日德乘势而起，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此时，美国正在与里根大循环的国际主角日本、西德周旋。
1985年9月21日，日本财长竹下登在东京成田机场附近的高尔夫球场虚晃一枪后，便直奔机场，穿着一身高尔夫球衣直奔纽约。
次日，竹下登与美国财长贝克、西德财长斯托登伯、法国财长贝格伯、英国财长劳森，还有这五个国家的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
这就是著名的“广场协议”。
协议规定，日本、西德、法国、英国四国货币集体对美元升值，其中日元对美元每年升值5%。
会议结束拍照时，狡猾的贝克让美联储主席沃尔克顶在前面，并不断地对外释放的信号：
沃尔克促成这次谈判，希望美元汇率下跌。
这让沃尔克非常不舒服。
过去五年，沃尔克执掌美联储，采取高度紧缩的政策，压制了肆虐十年有余的通胀“老虎”，成为美国民众心中的英雄。
但是，持续高度紧缩的政策也导致美元汇率居于高位。
从1979年底到1984年底，美元汇率上涨了近60%，美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汇率超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所达到的水平。
这打破了国际收支平衡以及外汇市场的稳定。
不仅日德英法受不了，里根政府也头疼不已。
沃尔克主导的强势美元重创美国制造业及出口经济，导致美国贸易逆差快速增大，到1984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000亿美元。
同时，里根政府的财政赤字也屡创记录。
这时，参议院正在讨论《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削减赤字法案》（又称《1985年平衡预算及应急赤字控制法》），该法案试图全面削减联邦赤字，避免财政赤字出现灾难性风险。
着急的里根总统多次通过贝克财长，向沃尔克传达了降低利率的要求，以促进国内出口，缓解财政赤字。
沃尔克认为，过去一年多里已经多次下调利率，为了避免通胀抬头，他多次拒绝了里根的要求。
但是，里根却采用了“曲线救国”的办法。
他让贝克组织了一场漂亮的金融外交“鸿门宴”，沃尔克成了这场宴会的“刘邦”。
里根的算盘是，通过广场协议这一外交手段，倒逼沃尔克降低利率。
关于广场协议，沃尔克的态度是，美元适度贬值（《力挽狂澜》，威廉·西尔伯）。
但是，日本财长积极的态度，超出了沃尔克、贝克等人的预期。
（参见《
平成三十年 | 樱花落尽，默语重生
》）
广场协议签订后不久，即1985年12月，参议院通过了《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削减赤字法案》，立法者之一、时任得克萨斯州参议院参议员的菲尔·格拉姆称其为“第一个对联邦支出有约束力的强制措施”。
令沃尔克没想到的是，贝克不但擅长使用国际事务来干扰货币政策，还将手伸到了美联储最核心的权力部门——美联储理事会。
1986年2月24日星期一，达拉斯和旧金山两家联储银行向理事会申请，希望把贴现率降低0.5个百分点。
沃尔克想拖一拖，但是一位名叫普雷斯顿·马丁的理事态度强硬。
沃尔克心里清楚，如今市场上对财政赤字的担忧已经覆盖了过去几年的通胀。
“那让我们来投票决定吧。
”沃尔克脱口而出，凭借过去六年的权威，沃尔克相信投票能够摆平这事。
但是，投票的结果是，沃尔克以3:4输掉了这场对决。
结果出来后，沃尔克才意识到这是一场关键对决，他已经失去了对理事会的掌控权。
马丁和赛格尔都是里根任命的，他们与里根、贝克一样都试图执行宽松货币政策。
恰巧，就在投票前半个月，里根又任命了两位新理事替代了一位到期的理事和一位辞职的理事（连任总统最多可能任命四位理事，里根运气不错）。
这样，里根就手握四张票，从沃尔克手上夺回了理事会的控制权。
当天下午，沃尔克找到了财长贝克，“我带了一份辞职报告。
”
“保罗，别做傻事，你不能辞职……”
里根总统拒绝了沃尔克的辞职请求。
3月7日，美联储公布了降低贴现率的结果。
就在前一天，德意志银行和日本银行也降低了贷款利率。
马丁理事高调地宣称，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国际合作典范。
里根政府也称，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正在推进的国际磋商合作取得重大成就。
但是，里根总统和贝克财长都错估了形势。
广场协议签订后，市场大量抛售美元，美元过快贬值，大量国际资本流向日本、英国。
这反而加剧国内美元荒，扩大了联邦政府的外债规模。
到1986年末，广场协议签订后，美国对外净债务总额达2636亿美元，已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净债务国。
1987年5月1日，美联储理事会投票表决，同意批准三家控股银行——花旗集团、信孚银行以及J.P.摩根公司承销特定的债券。
这一决定实际上违反了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
沃尔克极力反对，因为他很清楚，这决定意味着，金融混业时代的到来，大幅度放宽金融监管，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将制造巨大的金融风险。
有媒体这样解读这一投票结果：
“威风凛凛的沃尔克先生罕见地在里根总统任命的美联储理事面前败下阵来。
这说明在监管问题上，那些由里根任命、更倾向于自由市场制度的美联储理事们正准备把主席赶走。
”
一个月后，即6月1日下午，沃尔克拜访里根，递交了辞职信。
次日上午10点，里根站在白宫新闻发布室的麦克风前，左右两边一个是沃尔克，一个是格里斯潘。
在欢乐的气氛中，里根宣布，格林斯潘替代沃尔克为新任美联储主席。
里根跟媒体说，他对沃尔克的辞职“极尽挽留，深表遗憾”。
一位来自纽约州的议员查尔斯·舒默认为，总统“应该跪拜沃尔克，恳求他留任”。
当天早上十点沃尔克辞职的消息传出后，投资者疯狂抛掉美元，大举购入黄金。
黄金大涨，美元对德国马克汇率下跌。
法国巴黎甚至被迫中止外汇交易。
辞职后的第一个星期，美联储理事会收到了成袋的信件和明信片。
其中有来自前总统杰拉德·福特、理查德·尼克松，还有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当然大部分都来自各州的老友、议员、市民以及各界人士。
最令人熟知的赞誉那就是“史上最伟大的美联储主席”，但我想，最贴切的评价应该是“他是个英雄”。
大多数信件都是“作为一位纳税人”、“一位公民”的身份感谢他，其中一个人在信中提出一个请求：
“希望你有时间去指导艾伦·格林斯潘，让他沿着你的足迹往前迈进……”
当记者问沃尔克为何辞职时，他援引了《圣经·旧约》中的一句话，轻描淡写地说：
“来亦有时，去亦有时”。
沃尔克其实明白，当危机过去，白宫则不会欢迎他这个“只是艰难时局下的替罪羊”。
他的家庭经济拮据，儿子身患残疾，芭芭拉又患严重的关节炎，沃尔克是时候回归家庭，好好赚笔钱养家糊口了。
美联储，从此进入格林斯潘时代。
本文为继《
美国国运 | 一个大变局时代
》之后的“美国国运”系列之二。
本文逻辑：
一、老布什败北：格林斯潘为何改变？
二、克林顿中兴：经济沙皇如何降魔？
三、小布什危局：美国因何走向危机？
（正文1.6万字，阅读时间约40分钟，建议耐心阅读，可先分享或收藏）
若不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间这位老人早已把沃尔克忘记了，人们只会记住那位“经济沙皇”——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师从亚瑟·伯恩斯。
伯恩斯是一位老教授，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被指责为“过于听命于华盛顿的政治需要”。
不过，格林斯潘的风格显然与恩师不同。
格林斯潘，其实不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他早期奉行新自由主义，而后转向实用主义。
他注重统计学，从伯恩斯身上学习到了经验性数据分析。
换言之，格林斯潘不听命于白宫、总统，也不遵循任何经济理论教条，他只相信客观的数据及自己的直觉。
他连续掌管美联储十八年，任期横跨六界总统，权倾一时，被称为“经济沙皇”。
1966年7月，格林斯潘在他妻子负责的《客观主义报》上发表了《论黄金和经济自由》一文，预言美国即将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极力反对通货膨胀并捍卫金本位制度。
两年后，昔日的乐队好友加门特邀请格林斯潘加入尼克松的竞选团队，从此格林斯潘开启政治生涯。
当时格林斯潘的自由主义主张与尼克松的价格管制背道而驰，格林斯潘的地位显得尴尬。
尼克松下台后，继任者福特总统任命格林斯潘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里根上台后，格林斯潘担任了美国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主席，与伯恩斯一道成为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
格林斯潘与里根总统的财长贝克是多年好友。
沃尔克卸任后，格林斯潘成功接任美联储主席，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贝克相助。
上任两个月后，格林斯潘便遭遇了著名的“黑色星期一”。
1987年10月19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开盘后三个小时内，狂跌508.32点；
美国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八分之一、当时大约5000多亿美元的市值瞬间蒸发，金融市场恐慌蔓延……
第二天，所有投资者都在等待这位新任主席能够说点什么或做点什么。
在股票交易前50分钟，格林斯潘命美联储对外宣布；
“作为美国中央银行的美联储，它将履行自己的职责，在今天明确地宣告，它已做好向经济和金融系统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准备。
”
格林斯潘这一举动，刺激市场立即反弹，成功收复了57%的失地，防止了金融崩溃。
原来，广场协议签订后，美元大跌，英镑、日元、马克大涨，国际外汇市场风险大增。
一年半后，即1987年2月，美国、日本、德国等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巴黎达成卢浮宫协议，一致同意七个国家共同合作干预外汇市场，保持美元汇率在当时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此后，美联储实行紧缩政策，但是到了10月，紧缩政策诱发了金融风险。
股市大跌前一个星期，德国提高了利率，酿成了这次股市大跌。
星期一当天，格林斯潘坚持飞往达拉斯出席一次演讲，而他的同僚约翰逊、科里根在美联储着急地琢磨对外声明以及调配救市资金。
在达拉斯度过平静的一晚后，格林斯潘第二天便果断出手。
这是格林斯潘联储生涯赢得声望的第一仗。
当时《福布斯》这样描述：
“这是格林斯潘最辉煌的一刻，他高举起喇叭，告诉银行把钱借给华尔街，然后降低短期利率，而长期利率也随之下降。
”
格林斯潘第一次尝试到了手中这柄重剑的威力。
这场战役为格林斯潘奠定了执政基调：
淡定、果断、睿智、深藏不露、驾驭术及“走钢丝”。
此役之后，格林斯潘意识到，沃尔克时代的通胀风险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金融脆弱性。
从此，格林斯潘抛弃了60年代他信奉的自由主义，试图用手中改天换日的权力，对抗金融的脆弱性。
1988年，总统大选年。
里根支持副总统老布什竞选，贝克也辞去财长职务，一心辅佐老布什抗击民主党候选人杜卡斯基。
由于格林斯潘在“黑色星期一”后放松了银根，1988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长里高达5.4%；
年化消费价格增长率达到了3.9%，比沃尔克17个月前发布的目标高了1.1%；
同时，房地产投资出现过热，新英格兰地区房价暴涨。
这时，媒体开始批判格林斯潘，认为他被“黑色星期一”吓破了胆。
《纽约时报》称格林斯潘：
“一个害怕枪声的胆小鬼”。
8月，格林斯潘将利率提高了50个基点，宣告货币宽松政策结束。
此消息对老布什竞选不利，老布什公开抨击格林斯潘：
“我不想看到他们跨过界，去降低或收紧经济的增长速度。
”
这让辅佐老布什的贝克感到为难。
美联储会议结束后，格林斯潘找到贝克说：
“我就知道你对此不会感到开心。
”
“你简直给了我这里一记重拳。
”贝克指着自己的肚子说道。
这是格林斯潘与老布什共事4年的一个写照：
互不相让、矛盾尖锐。
11月，大选尘埃落定，老布什成功当选总统，贝克担任国务卿。
1989年2月，老布什刚刚上任，格林斯潘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在短时间内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了3次，累积幅度达75个基点。
这期间，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霍斯金斯·李在会议上建议将通货膨胀设定为具体目标。
10年前，沃尔克刚担任美联储主席时，圣路易斯联储行行长劳伦斯·鲁斯提出改变政策方向，将利率目标调整为货币数量目标。
沃尔克当时采纳了这一建议，将弗里德曼所倡导的货币数量目标纳入货币政策范畴，作为抗击通胀的重要工具。
如今，霍斯金斯行长试图放弃沃尔克及弗里德曼这一传统，重回利率目标。
关于数量目标与价格（利率）目标的争论由来已久。
早年在芝加哥大学时，经济学家蒙代尔与弗里德曼经常就此争论不休。
在蒙代尔看来，投资银行兴起后，大量货币用于投机市场，根本无法测量市场到底需要多少货币。
弗里德曼的主张一向简单明了，他认为，虽然无法测量市场需要多少绝对货币量，但可以知道相对货币量。
在信用货币时代，只需要保持相对货币数量就可以维持价格稳定。
其建议是，按照经济增长率确定货币增长量。
这就是相对数量。
当时的蒙代尔信奉金本位制，对弗里德曼的解释不以为然。
不过，二者都坚持给央行“减负”。
弗里德曼提出单一制目标，蒙代尔提出“大拇指法则”，都强调货币政策只服务于货币事务，而不是其它宏观经济目标。
当时，霍斯金斯行长放弃货币数量目标的建议，当场就被美联储货币事务部门负责人唐·科恩挡了回去。
他的发言获得了格林斯潘的暗中支持。
其实不是。
在“黑色星期一”之后，格林斯潘其实已放弃了货币数量目标。
“在沃尔克刚刚就任美联储主席时，所与人一致认为，货币主义将占支配地位，这就简化并明晰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使命，即保持货币供应量的稳定增长。
在格林斯潘时代，美联储发现，在主导学说这一领域是相当荒芜的……美联储的注意力已经从信贷量转移到了价格上，即从货币供给的规模转移到了利率水平。
”（《格林斯潘传》，塞巴斯蒂安·马拉比）
但是，格林斯潘不想将利率目标或通胀率目标树立起来以束缚自己的权力。
换言之，格林斯潘追求的是自由裁量权，其手段是利率。
非常可惜的是，格林斯潘错失了美联储改革的关键一步。
年底，新西兰第一个将通胀目标纳入了法律，并赋予了中央银行不受政治干扰的权力。
进入九十年代，欧洲、澳洲、日本等全球主要央行迎来了弗里德曼的“单一目标制”思潮，纷纷将通胀率（蒙代尔倡导的价格目标）纳入货币政策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
大多数央行推行“泰勒规则”，用利率手段达成通胀目标。
格林斯潘追求自由裁量权，故意模糊政策目标，这导致美联储在目标机制上落后于全球主要央行近20年，美国经济也因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由于格林斯潘态度强硬、权势强盛，刚上任的老布什总统没有与其正面冲突，平静地消化了格林斯潘连续三次提高利率的冲击。
在1989年3月6日，格里斯潘63岁生日当天，他收到了一张老布什寄来的贺卡。
上面这样写道：
“希望你长命百岁，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你一直遇到低通货膨胀和低利率——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
”
格里斯潘将老布什的卡片与前总统福特、里根的来信放在一起，然后继续我行我素。
不过，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格林斯潘因紧缩政策遭遇各种抨击，尤其是来自老布什政府。
格林斯潘强硬的货币政策，加剧了老布什政府的财政赤字，后者甚至提出提高税收的方案。
老布什的一位顾问向《洛杉矶时报》透露：
“我不能相信布什会让格林斯潘连任”——就像当年里根威胁沃尔克一样。
不过，格里斯潘并未服软，也赢得了不少掌声——促使美联储独立于白宫，就像沃尔克做的那样。
8月2日，氦气侦察气球从科威特城外的姆特拉山脉上空滑过。
侦察气球在沙漠的黑夜中放出雷达波，雷达信号映射出一副恐怖的画面：
在夜色的掩护下，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8万共和国卫队正大举向科威特城挺进。
几分钟后，这组画面警报就传到了华盛顿。
当天下午，科威特城沦陷，伊拉克军队开始攻击科威特油田。
五天后，老布什总统宣布执行“沙漠盾牌”行动，命令参联会主席科林·鲍威尔上将制订作战计划，确保将伊拉克的部队赶出科威特。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当天，国际油价飙升了近12%，在随后的两周又再度上涨了30%。
美国民众立即感受到1970年代的滞胀氛围。
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1979年的两伊战争，这两次战争引发了两次石油危机，直接导致美国陷入严重的滞胀。
如今，中东战火再起，国际油价飙升，物价接连上涨，通胀压力巨大。
同时，在战争打响前一个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宣布，经济已经走向衰退。
这时，格林斯潘有些进退两难：
若继续保持紧缩，经济或面临滑坡；
若转向宽松，通胀或难以遏制。
于是，格林斯潘找到了当时的国防部长迪克·切尼，试图了解这场战争的持续性以及美国卷入这次战争的可能性。
8月21日，格林斯潘召开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
会上，不少人支持将货币政策转向宽松，但是格林斯潘的主张令人感到惊讶：
什么都不做。
这其实是格林斯潘一次极为出色的决策。
当时石油价格上涨，美国通胀预期增加，正是格林斯潘的定力，避免了宽松政策点燃通胀之火。
9月30日，老布什与国会达成共识，即削减赤字。
在此之前，由于格林斯潘不降息，老布什政府提出提高税收要求，国会最终以削减赤字与后者达成平衡。
2天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召开会议，格林斯潘罕见地转变了态度。
他的理由是，若联邦政府削减赤字，美联储可以适度降低利率两次，每次25个基点。
这是美联储史上一次非常关键的会议，这次会议的影响被大大忽略了。
在会上，格林斯潘的主张就遭到了不少成员的质疑：
“过一段时间后，他们会有更多财政紧缩的承诺，我们的货币政策要一直附和着他们吗？
我讨厌看到我们陷入这样的一种联系中。
”
“我们似乎遗忘了中央银行的核心工作，这很危险，我们的核心工作当然是降低通胀率。
”
随着批评声越来越刺耳，一直沉默的格林斯潘突然宣布：
“我们现在投票表决。
”
投票的结果是，4票反对，7票赞成。
格林斯潘表面上还是赢了，但是这是自沃尔克以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分裂最为严重的一次。
投票后第二天，格里斯潘高调宣称，支持老布什政府的削减预算计划；
承诺只要预算方案在美国国会上正式通过，美联储会让步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25个基点。
如此明确地对外表达政策走向，这对于含糊其辞、惯打太极的格林斯潘来说过于罕见。
8年前，里根政府的财政赤字与沃尔克的紧缩政策矛盾尖锐，高傲的沃尔克也选择了妥协，与里根政府达成了相互退让的共识。
这两次行动的结果表面上看几乎是一样的，联邦政府削减赤字，美联储放松一些银根。
但其实，这次格林斯潘的做法彻底改变了美联储的行动指南——将联邦赤字纳入格林斯潘自由裁量权的考量范围。
到了10月底，在职员工的数量减少了近50万，经济衰退确认无误。
1990年美国GDP增速下降到1.89%。
这是1982年沃尔克抗击通胀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时，军人出身的老布什对经济确实一窍不通，但对军事及国际局势却了如指掌。
1991年1月17日，以美国为首的驻海湾多国部队向伊拉克发动了代号为“沙漠风暴行动”的大规模空袭，海湾战争爆发。
仅用100个小时，美军的战火就覆盖了伊拉克军队，取得实质性的胜利。
老布什的支持率被爱国主义点燃。
24日，老布什在参议院上发表了国情咨文演说：
“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处于危机四伏的局面……而是一个大概念：
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同时，他还不忘指责美联储：
“现在，利率应该更低。
”
老布什对美联储的不满来自经济的快速衰退。
老布什将1991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2.75%，希望格林斯潘能够确保白宫达成。
格林斯潘距离第一个任期还有不到3个月就要届满了，白宫却一直不对外宣布下一任人选，老布什显然在与格林斯潘博弈。
但是，格林斯潘并未就老布什的任何要求表态。
最终老布什妥协了，他担心换掉格林斯潘可能重击脆弱的经济。
1991年7月10日的傍晚，老布什在白宫的新闻简报室宣布了格林斯潘连任的消息。
一位记者问格林斯潘：
“在你的下一个任期中，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打算吗？
”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想法。
”这个回答“很格里斯潘”。
不过，这一年，料事如神的格林斯潘出现了严重的误判。
美国经济的衰退速度大大超出了格林斯潘的预期。
1991年，仅11月，美国就减少了57000个工作岗位，创下了六个月以来的新高，消费价格指数降低了3%。
格林斯潘在12月立即放弃紧缩政策，两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总共下调了75个基点。
最终，1991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出现了过去九年以来的唯一一次负增长，为-0.07%。
1992年，格林斯潘继续下调利率，到11月大选之际，格林斯潘已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到了3%。
这已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低。
不过，老布什依然非常失望，他希望有更低的利率来提振经济，助其连任。
1992年，经济增长率已反弹到了3.52%，但失业率依然在7%的高位，联邦政府赤字已高达2904亿美元，预计第二年将达到3220亿美元。
这时，老布什的竞争对手克林顿，打出了一张致命王牌：
“傻瓜，问题在经济”。
老布什在海湾战争中积累的民意资本被经济问题拖累，最终败给了擅长经济的克林顿。
老布什因败选对格林斯潘耿耿于怀：
“我重新任命了他，但他却让我失望了。
”
选举获胜后不久，克林顿便邀请格林斯潘到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的过度总部共进晚餐。
席间，克林顿向格林斯潘表达了他竞选时的承诺——“一个伟大的开端”，即打算解决老布什发动海湾战争留下的巨额赤字，试图将联邦预算赤字减半，重建国家基础设施，重振美国雄风。
克林顿希望得到格林斯潘的支持，但是自己的政治经验告诉他，必须尊重格林斯潘及美联储的独立性。
于是，他给格林斯潘设置了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我很好奇你对未来经济发展的看法”。
晚餐过后，格林斯潘已经感觉到，他与克林顿之间的默契。
与这位擅长经济的总统沟通，要比老布什简单得多。
事实上，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即各自管好各自的事。
克林顿上任时，格林斯潘已将利率下调到3%，这是克林顿削减赤字的最佳时机。
1993年2月17日，克林顿在国情咨文演讲中承诺大幅度削减赤字，格林斯潘出席了这场演说并担任削减赤字的首席验证官。
不过，这两位权势最高的人如此亲密无间地合作，令美国民众感到很不舒服。
5月底，克林顿赤字削减计划的修订案在国会通过。
这时，美国经济开始快速复苏，通胀和失业都在下降，长期债券收益率下降。
1993年，消费者价格指数从海湾战争前夕的6.3%下降到了2.7%。
这一年，最后一个季度，经济增长率高达5.4%。
1994年1月21日，格林斯潘前往白宫，向克林顿提交了一份警示报告，预示着美联储将提高利率。
克林顿得知消息后，平静地说：
“这也许是你必须做的，我理解”。
2月3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召开会议，委员们都知道，紧缩时刻到来。
但是，就紧缩力度问题，委员们与格林斯潘争论不休。
格林斯潘建议将利率提高25个基点。
但是，大多数委员希望利率提高的幅度是格林斯潘提议的两倍。
这一年，美国经济增长迅速。
到年底，格林斯潘意识到经济过热的趋势，突然将利率提高了75个基点。
这一年下来，美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4.03%，通胀率处在低位。
1995年，格林斯潘因经济增长、通胀率低获得了连任，这是格林斯潘第三个任期。
格林斯潘对经济走势驾驭能力，彻底征服了美联储同僚以及市场公众。
1996年，是大选年。
当时《财富》杂志封面文章这样写道：
“谁当美国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格林斯潘当美联储主席就可以了。
”可见，格林斯潘的威望如日中天。
最终，这位执政生涯屡陷“各种门”的总统凭借出色的政绩获得了连任。
克林顿第二任期内，格林斯潘与克林顿的默契渐入佳境。
克林顿致力于改革，控制财政赤字，而格林斯潘保持稳定的利率政策，利率水平长期维持在5-6%之间。
二者的经济成就堪称完美。
从1996年到2000年，美国平均经济增速在4%以上，通胀率维持在2%左右，政府财政赤字得到遏制。
期间，格林斯潘还化解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外溢性风险。
这是值得称赞的经济奇迹。
此时的格林斯潘对市场的驾驭与人心的掌控，已炉火纯青。
在屡战屡胜之后，格林斯潘已经彻底改变了美联储的定位。
他热衷于在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和金融稳定之间“走钢丝”，尽情地发挥其平衡术、驾驭术的才华。
要知道在9年前，沃尔克执掌美联储时，格林斯潘还与弗里德曼、舒尔茨一样撰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称“撤掉美联储（理事会），然后用一台计算机替代”。
如今，格林斯潘喜欢这种权力的味道。
1994年11月，格林斯潘突然上调利率后，弗里德曼如此批评：
“格林斯潘难以压制自己要精准调节经济的欲望。
”
更要命的是，格林斯潘已经将美联储的监管者异化为“交易者”的角色。
理性预期学派创始人卢卡斯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因为美联储的任何政策都会被市场的理性预期所消化。
比如，市场预期美联储将降息时，便会提前采取行动，如此政策效果则会大打折扣。
但是，格林斯潘是一个与市场“理性预期”博弈的掌权者。
他掌控着货币供应大权，市场则是需求方，格林斯潘将美联储视为与市场需求博弈的交易者。
长期以来，格林斯潘俨然成为了一位模棱两可的语言大师，他创立了“美联储式的话语”，醉心于与市场搞“理性预期”式的博弈。
格林斯潘有句名言：
“如果你们认为确切地理解了我讲话的意思，那么，你们肯定是误解了我的意思。
”
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曾经把格林斯潘比作一只带着眼睛的乌贼：
在察觉到了危险后，格林斯潘就用墨汁把他的周围弄浑浊，然后就默默地离开。
市场有一句传言，“格林斯潘一开口，全球投资人都要竖起耳朵”。
如此，一笑一颦、一语一默间，格林斯潘享受着“经济沙皇”的权威和尊重。
然而，繁荣的经济送来的只有掌声和鲜花，极少人察觉到危机。
1999年，由克林顿政府提交监管改革绿皮书，并经国会通过，形成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又称《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
《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有关条款，从法律上消除了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在业务范围上的边界，结束了美国长达66年之久的金融分业经营的历史。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诞生于大萧条时代，是美国金融史上一部至关重要的法律。
1933年3月4日，小罗斯福入主白宫的第一天，发布的第一道政令就是关闭所有的银行和交易所，直到搞清楚银行和证券市场在搞什么，才能恢复营业。
为了应对银行倒闭潮，防止金融风险在商业银行及投资银行之间相互感染，6月16日小罗斯福签发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该法案规定，银行不能同时从事存贷业务与投行业务。
同时，银行和投行不能相互兼任董事。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标志着，美国金融分业时代的到来。
但是，自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诱发了外汇市场的套利空间，投资银行开始兴起，期货、信托、证券、债券、基金以及各种金融衍生品逐渐增多。
再加上，1980年代后，信息技术、跨国公司两大浪潮助长了投资银行及金融市场繁荣。
随着投资银行的崛起，这部法律遭到了众多商业银行的反对。
1982年大陆伊利诺银行的倒闭，让美国金融界深刻感触到，该法案确保了商业银行不受风险冲击，也将商业银行束缚在日薄西山的业务之中。
1984年，受拉美债务危机冲击，美国商业银行大量倒闭，甚至达到了大萧条以来的最高峰。
这时，里根试图打破金融分业经营，促进投资银行及金融业发展。
1986年，美联储理事会投票表决，同意批准三家控股银行——花旗集团、信孚银行以及J.P.摩根公司承销特定的债券。
这一决定实际上违反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
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极力反对，因为他很清楚，这决定意味着，金融混业时代的到来，大幅度放宽金融监管。
这次表决直接导致沃尔克辞职。
1988年，里根试图尝试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但是未能成功。
到老布什时代，老布什经过研究推出了监管改革绿皮书。
1998年，花旗银行和旅行者集团合并，这意味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名存实亡。
第二年，克林顿和格林斯潘主导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这样的结果是，花旗集团、摩根大通等商业银行开始大规模从事投资银行业务，金融市场迎来了投资银行时代。
为了废除这个法案，美国金融界花费了3亿美元，历经12次游说。
花旗银行为并购旅行者集团，不予余力地游说联邦财政部。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后，当时财政部鲁宾在离职一个月后便成为了花旗银行联合总裁，年薪为1500万美元和150万股票。
金融混业打开了金融衍生品创新的“潘多拉魔盒”，彻底地将美国经济推向里根大循环之极端——金融衍生品之上的金融资本主义。
自里根改革以来，美国逐渐形成了所谓的“里根大循环”。
本质上，这个大循环是一个高外汇、强金融、高赤字、弱出口的结构性失衡体系。
沃尔克当年强势控制通胀，将美元推到强势地位。
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并持续繁荣，美元再次陷入“特里芬难题”。
强势美元推动金融市场发展，尤其是投资银行的发展，而贸易赤字、财政赤字则不断扩大。
里根和沃尔克开创了里根大循环，克林顿和格里斯潘将里根大循环升级到金融资本主义模式。
金融混业，彻底释放了投资银行的潜能，极大地助长了证券、债券、股票、信托、房地产及金融衍生品的膨胀。
此时，以雷曼兄弟为代表的投资银行在短时间内快速崛起。
自1994年富尔德掌权开始，这家百年老店如焕发青春，迅速成为美国第四大投行。
雷曼公司能够取得如此脱胎换骨的改变，主要来自富尔德高杠杆的操作手法。
富尔德为了做大资产，大力进军商业地产、杠杆贷款以及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突破风控的前提下，为已经负债累累的公司提供贷款，吃下了大规模的信用违约掉期合约（CDS）。
信用违约掉期合约
是一种普遍的金融衍生品，属于金融资产的违约保险，也是一种高风险有毒资产。
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时，大力支持信用违约掉期合约，认为这是一项重要的金融创新，分散了美国的信用风险，增加了整个金融系统的抗风险韧性。
他认为，银行比政府更有动力和能力来监管这一金融衍生品的风险，从而使其游离于美联储的监管之外。
信用违约掉期使用柜台交易，缺乏中央清算系统，没有集中交易报价系统，没有交易准备金做保障，没有政府的系统监管。
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等投资银行，将房地美、房利美发放的次级抵押贷款合同，视为金融衍生品的“原材料”。
通过层层切割打包、证券化，制作成一系列复杂的金融衍生品。
这些复杂的金融产品是美国经济繁荣的驱动力，金融部门创造了当时40%以上的利润。
华尔街很多基金经理与格林斯潘的观点一样，认为金融衍生品以及对冲机制，可以有效地分散风险。
安德鲁·罗斯·索尔金在其著名的《大而不倒》中写道——“这是一个关于冒险家的故事：
他们敢冒一切风险，并已承受着巨大的风险，但又固执地认为自己没有冒任何风险。
”
自沃尔克成功抗击通胀以来（1982年下半年），美股触底反弹开始，美国金融市场及房地产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史诗级大牛市。
1999年金融混业及信息浪潮如火上浇油，美国金融市场如日中天。
1999年的最后一天，美国三大股指竞相上涨，均再度创下新高。
当天晚上，整个白宫沉浸在欢天喜地的气氛中，克林顿总统机及其夫人希拉里筹办了一场美国创新者的千禧晚宴，以此向推动美国强盛的创新和创意致敬。
格林斯潘称，这是克林顿的“卡米洛时刻”。
2000年1月4日，克林顿在白宫宣布，格林斯潘第四次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
这无疑是一场加冕礼。
在当月的任命听证会上，参议院菲尔·格兰姆称格林斯潘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联储主席”。
这位“美元总统”极度享受驾驭经济的权力及与之带来的快感。
然而，在科技浪潮及金融衍生品刺激下的这匹野马愈加失控。
一个月后，纳斯达克指数达到了巅峰。
到5月中旬，其总市值从最高点下挫了三分之一，市场风声鹤唳……
老布什的儿子小布什以微弱的优势胜出。
12月，小布什邀请格林斯潘共进早餐。
当年，老布什总统将连任失败的责任归咎于格林斯潘，如今小布什胜选后则放下“家族恩怨”，担任总统后第一个会见的人物，便是这位“有史以来最好的美联储主席”。
席间，格林斯潘告诉小布什总统，未来短期内美国经济可能遭遇麻烦。
这时，创新型企业的市值已经蒸发了一半。
不过，小布什总统身上并没有其父亲新英格兰式的谦逊，带着得克萨斯人的粗狂和自信。
他相信格林斯潘能够从容应对。
格林斯潘也明显感觉到，与小布什打交道，要比其父亲，甚至比克林顿更简单。
2001年3月，美国经济衰退明显。
小布什刚上任不久便遭遇了其父亲执政以来的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
仅第一季度美国企业投资就暴跌了25%。
还好格林斯潘早有预见，美联储开始推行宽松的经济政策。
1月初利率降低了50个基点，随后的1月底、3月、4月和5月累计将联邦利率降低了250个基点。
9月11日，格林斯潘搭乘空客A330-200从瑞士巴塞尔飞往华盛顿。
途中，机长请格林斯潘到驾驶室，并低声地告知他：
“两架被劫持的飞机撞上了纽约世贸中心，我并不是开玩笑，第三架撞进了五角大楼，第四架失踪了。
本次航班已接到返回苏黎世的指令。
”
听到这一消息后，格林斯潘不知所措。
一向沉稳的他慌乱地拿起电话试图拨打给他的妻子安德烈亚，然而所有的线路都处于占线状态。
在返回苏黎世后，格林斯潘终于拨通了妻子的电话。
在确认妻子安然无恙后，他第二个电话拨给了美联储副主席罗杰·弗格森。
弗格森的应对工作极为出色。
恐怖袭击发生的当天，他就命令美联储通过贴现窗口累计向美国各家银行注入370亿美元的保障资金——这是美联储日常贷款额的200倍。
格林斯潘听完弗格森的汇报后，明确地告诉后者：
“你现在是负责人，就按照你自己的思路去做就行。
”
为了抗击经济衰退，格林斯潘连续下调利率，年底利率已经降至史无前例的1.75%。
从纳斯达克暴跌，到恐怖袭击，格林斯潘在短短一年内成功化解两次重大危机。
不得不佩服地说一句：
这位“魔术师”又迎来了！
不过，2001年美国经济遭遇重创，经济增长率下跌至1.0%。
这一年，老布什政府的外交战略开始发生转变，他提出“新世界秩序”的主张。
苏联解体后，中美80年代的蜜月期结束了。
但是，这位爱吃北京烤鸭的美国总统算是中国的“老朋友”（曾担任过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他当时的战略重心在北约扩张及中东上，与中国依然保持着相对开放的关系。
1992年，小平南巡后，中国改革开放加码，美资继港资之后掀起了第二波投资潮，麦当劳、沃尔玛、通用汽车、西门子正式进入中国。
这时，中国制造加入里根大循环之国际产业分工之中。
但是，进入克林顿时代，中美关系则暗流涌动。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高层对中国的策略一直争论不休、论而未决。
1995年，克林顿政府展开了一场对华政策大辩论，是遏制政策还是接触政策？
辩论最终并没有明确的结果。
克林顿政府的做法是一步步试探中国，以至于后来接连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不过，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实用而有效，一定程度上赢得了美国建制派及商会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