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畑：南宋苏学的道统竞争及其困境——以淳熙四年孔庙礼议为中心的观察｜202410-43（总第2868期）

中华道统思想源远流长，中唐韩愈大力重倡儒家道统论，“入宋以后，儒家道统说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尽管对儒家道统的承继看法或有不同，但维护这个道统却成为新儒们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在“宋代知识分子崇尚‘统序’的文化思潮”中，儒家道统论是“关于‘统’的大论战”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也是“宋代儒学的基本预设之一”。在理学、苏氏蜀学、王安石新学这几个宋代主要学派的道统建构和竞争中，学界关注最多的无疑是理学，而苏学则通常被认为是在道统建构上最为消极的一派。其实，苏轼、苏辙的承道意识也相当强烈，并且，在南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和理宗端平二年（1235）的两次孔庙祀典礼议中，苏轼也都是孔庙享祀增选名单的讨论对象，尽管最终未能入选。关于淳熙四年的孔庙礼议和苏学之盛，张健先生曾作出过相当精彩的分析，但其将苏轼未能从祀配享的原因主要归结于“遭到理学集团的阻挠”，或许值得商榷。本文试图以淳熙四年孔庙礼议为中心，探讨苏学在儒学道统竞争上的思想困境。

淳熙四年的孔庙礼议，《宋史·李焘传》有简单记载：“（淳熙）四年，驾幸太学，以执经特转一官。焘论两学释奠：从祀孔子，当升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黜王安石父子；从祀武成王，当黜李勣。众议不叶，止黜王雱而已。”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元丰至嘉定宣圣配享议》记载最详，云：

淳熙三年（ 1176）冬，赵叔达粹中为吏部侍郎，论王安石奸邪，乞削去从祀。上谓辅臣言安石前后毁誉不同，其文章亦何可掩。时李仁父（焘）为礼部侍郎，上与共议，欲升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而黜王雱。仁父乞取光、轼而并去安石父子。上又欲升光、轼于堂，仁父上章称赞。且言若亲酌献，则暂迁其坐于他所。疏入，上命三省、密院议之。密院王季海（淮）依违其词。赵温叔（雄）言仲淹自以功业名当时，修亦有微玷，不若止用光、轼。而三省龚实之（茂良）、李秀叔（彦颖）皆以为不可，事遂不行。久之，但除临川伯雱画像而已（四年七月癸丑降旨 — —原注）。

其《道命录》卷八也有记载，但细节颇有出入，云：

淳熙四年，赵侍郎粹中又奏，乞去王雱，而择本朝名儒列于从祀，诏礼官、学官与给舍议。李文简（焘）时为礼部侍郎，上谕以范、司马二文正，欧阳、苏二文忠从祀，李公以为可。赵卫公在西府尤主之，且欲置范、欧而升司马、苏于堂上，龚、李二参政不以为可，乃不行。其年秋，但去临川伯雱画像而已。

叶寘《爱日斋丛抄》则录有两段李焘奏议的文字，云：

李仁甫侍郎，淳熙间因阜陵论先儒从祀当升黜去取，遂奏言：范仲淹佐仁宗谨庠序之教，始遍郡国立学，更取士法，以作新人才。欧阳修倡起古文，攘斥异端，视唐韩愈无愧，嘉祐、治平之间，人才特盛，修所长育成就，为力居多。而司马光及苏轼风节弥高，其学术专务格君心，安百姓，其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流离颠沛，之死靡憾，盖似孟子。当安石萌芽，唯光、轼能逆折之，见于所述文字，不一而足。轼著《书传》，与安石辩者，凡十八九条，尤为切近深远，其用功不在决洪水、辟杨墨下，使其言早听用，宁有靖康之祸？悉去王安石父子而取光、轼，斯为允当，并及仲淹、修，亦无不可。

又言：昨蒙圣谕，欲升光、轼配享于堂，辄以陈瓘斥王安石逆像献否，圣谕谓若亲酌献，则暂迁其坐于他所，君臣之分，终有未安，光、轼必不敢当。此理只用世次先后，使继韩愈，亦无降抑。

综合诸处记载，可见掀开此次礼议序幕的应该是赵粹中。

赵粹中于淳熙三年冬请罢王安石从祀未果，接着又于次年初请罢王雱，而代以本朝先儒。其时孝宗将于二月乙亥幸太学、谒先圣，孝宗于是诏礼官、学官与给舍议。孝宗同意罢去王雱，他心目中的人选则是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和苏轼，这明显有他振作朝政的意图在。由此，时为礼部侍郎的李焘奉此意旨而奏疏，但从《丛抄》所录前段文字内容来看，李焘力主的实际上是司马光和苏轼，但也同意范仲淹和欧阳修从祀，他又建议将王安石父子一并罢去。《杂记》说他“乞取光、轼而并去安石父子”，并不全是，但较为符合李焘本来的想法。孝宗接着更欲以司马光和苏轼配享，这在此前已有王安石配享的先例可循，他并主动提出了幸学时解决礼仪问题的对策。但由《丛抄》所录后段文字可见，李焘是出于君臣之分而表示反对的。《杂记》说他“上章称赞”，应该是不可靠的。《杂记》说“疏入，上命三省、密院议之”，其疏未必就是李焘之疏，其时应该还有其他官员参与议论，只是今已不见。不过，礼议进展到这个环节，出现了极大的意见分歧。签书枢密院事赵雄主张放弃范仲淹和欧阳修，而以司马光和苏轼配享。但参知政事龚茂良和李彦颖却表示反对（其时宰相空缺，龚茂良为首参），而同知枢密院事王淮则不明确表态。此事一直拖到七月，终于罢去了王雱，但司马光和苏轼配享从祀一事却不了了之。

在这次礼议过程中，孝宗可谓是最为有力的推动者。他先主动提出以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和苏轼从祀，又进一步主动将司马光、苏轼由从祀升格为配享，而且主动提出解决礼仪问题的对策。虽然有些不同意见，但基本上附和孝宗并积极推动其事的则是李焘和赵雄。李焘和赵雄分别是蜀中眉州、资州人，他们推崇苏轼自在情理之中，赵雄还于淳熙三年上劄为苏辙请谥，而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其推崇司马光也很容易理解。持反对意见的龚茂良、李彦颖和不表态的王淮则都不是蜀人，三人虽然都没有明确的学派倾向，但他们和理学家确实也都有所交集。王淮和朱熹在乾道四年即已初识，其后一直保持着较为融洽的交往，直到淳熙九年因朱熹弹劾唐仲友案交恶方才断绝往来，而且浙江是南宋理学传播的一个主要区域，他应该大概知道理学一派的道统观。

龚茂良在礼议前不久的淳熙三年六月举荐过朱熹，《宋史全文》载：

甲午，龚茂良奏：“近奉诏旨，欲奖用廉退之士。有朱熹者，操行耿介，屡召不起，宜蒙录用。”上问：“曾为何官？”李彦颖奏：“闻曾历州县官一任，后以密院编修、武学博士召，皆不起。近岁陛下特与改官，见任宫观。”上曰：“记得其人屡辞官，此亦人所共知，今可与除一官。”于是诏除秘书郎。……（朱熹）力辞。会有言虚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辞，即命主管冲祐观。上谓执政曰：“有魏掞之，今安在？”龚茂良等奏：“已物故。”上曰：“……掞之虽死，欲少加旌别，可赠宣教郎、直秘阁。”

可见李彦颖也附和其事，而且孝宗因为朱熹还想到了魏掞之。李彦颖仅说曾闻朱熹之事，而他与张栻的关系则要更直接一些。《宋史·李彦颖传》载其兼皇子恭王府直讲时，“经筵，张栻讲《葛覃》，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时事，语激切，上意不怿。彦颖曰：‘人臣事君，岂不能阿谀取容？栻所以敢直言，正为圣明在上，得尽爱君之诚耳。《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上意遽解，曰：‘使臣下皆若此，人主应无过。’” 张栻乾道六年十二月兼侍讲，次年六月即罢，胡宗楙《张宣公年谱》系讲《葛覃》事于乾道七年二月。张栻自己将讲《葛覃》一事记录在《经筵讲义》中，但并未记录此中曲折，大概他自己也不知道李彦颖曾为他在孝宗面前圆场。后来朱熹、杨万里分别为他所作的神道碑和传记虽也都记述了讲《葛覃》一事，但也均未提及李彦颖为张栻开脱的情节。又，据《宋史》龚、李本传，二人都曾在隆兴北伐的时候站在张浚一边，而张浚在被秦桧排挤出政治权力中心后，“专精道学，黾勉身修”，最终倾向于程学，并让其子张栻从学胡宏，最终成为湖湘学派巨擘。以张氏父子在当时的影响，龚、李二人应该也对理学的道统观有所了解。

不过，尽管王淮、龚茂良、李彦颖与理学家都有关系可寻，但诸人并不赞同乃至反对司马光、苏轼配享或从祀，却并非都是站在理学的立场。龚茂良虽然举荐过朱熹，但他和李焘的关系也比较密切，而且他和李焘之子李塾的关系更是颇为深厚。王德毅先生《李焘父子年谱》于淳熙五年六月龚茂良卒后说：“茂良知（李）塾最深，相期以学，闻其卒，甚哀悼之。” 又，《宋元学案补遗》据李彦颖维护张栻一事而将其列为张栻同调，则未免失之太宽。诸人不置可否乃至明确反对的立场，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司马光和苏轼进入孔庙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为从淳熙四年前后的权力中枢格局演变来看，两府的人事调整对苏学其实极为有利。

淳熙二年九月，叶衡罢右相，沈复罢同知枢密院事，两府只剩下参知政事龚茂良、刚从签书枢密院事转参知政事的李彦颖、签书枢密院事王淮。淳熙三年八月，王淮除同知枢密院事，赵雄方签书枢密院事。这正是此次礼议时的中枢格局，其中只有地位最低的赵雄极力支持孝宗的意图。但是，随后的人事调整却出现了极大的变化。淳熙四年六月，龚茂良罢参政而代以王淮，赵雄则在十一月庚子除同知枢密院事。随后淳熙五年正月，即从侍御史谢廓然言而禁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其后的三月，史浩拜右相，李彦颖随即罢参政而代以赵雄，王淮则知枢密院事，四月丙寅除范成大参知政事，六月乙酉钱良臣签书枢密院事，甲戌又罢范成大，十一月罢史浩右相而代以赵雄，王淮则除枢密使，乙亥钱良臣参知政事。在此权力格局下，当初极力支持的赵雄和“依违其词”的王淮分别统领两府，而持反对意见的龚茂良在礼议尚未结束的淳熙四年六月即被罢去了参政（七月方除去王雱画像），而李彦颖也在次年三月被罢。这一基本格局直到淳熙八年八月罢赵雄右相而代以王淮方才出现变动，而在此期间，请禁程学、新学的谢廓然在七年五月签书枢密院事，次年八月同知枢密院事，九月兼权参知政事，一路高升。然而，在这种对苏学极为有利的权力格局下，司马光、苏轼进入孔庙一事却仅以罢祀王雱而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