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村妇带着孩子坐在自家茅屋前的广场。她正在编织给女儿穿的树叶装。只有极富有的多瓦悠人或村人进城时才穿衣服。（图片由作者拍摄）
非洲的一天早早便开始。我在伦敦时习惯八点半起床，这里五点半天光一亮，人们便开始运转。我被敲打金属声与尖叫声准时吵醒，猜想我的牧师邻居开始干活了。他们分配了一整栋旧而大的教会房子给我。当时我还不知道那是何等奢华;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自来水，更别提电力了。隔壁有个煤油冰箱，颇引起我的好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怪物。它是早年丛林生活的重要商品，后来因城里装了电力而变得稀少昂贵。煤油冰箱诡橘难测，乖张错乱，常会毫无预警自动除霜，毁掉你一整个月的肉品储存，或者吐出足以火焚人身的热气。煤油冰箱必须避免干燥、潮湿、地面不平，运气好的话，它或许愿意制造一点冷却效果。由于喀麦隆是多语言与混合语的国家，使用煤油冰箱还有其他危险。英国煤油、汽油经常与法国汽油、美国煤油、汽油精搞混。仆人将汽油加进煤油冰箱的事时有所闻，制造了大灾难。我偷偷瞄了一下冰箱内容，里面小心堆放装着黄色大白蚁的纸袋。即便死了，白蚁看起来仍像在蠕动。我始终无法提起勇气大啖这种非洲佳肴，一次顶多只能吃个一二只，它们却是多瓦悠人的最爱。只要下雨，白蚁便蜂拥而出扑向灯火。捕捉白蚁的标准方法是在水桶里放一盏灯。当白蚁扑向灯火，翅膀一收，便掉入水中。肥胖的身躯可生吃或烤来吃。
经过一天休息，又到了与行政官员打交道的时候。恩冈代雷的教会曾提醒我别忘了向地方警察局报到，还要去晋见副县长(他是政府代表)。听从教诲，我带上所有文件，徒步进城。虽然距离不到一哩，但是白人步行显然是罕见怪行。一个人问我是不是车子坏了。村人冲上前来与我握手，叽喳说着不标准的富来尼语。我在伦敦时曾学过富来尼语人门，至少会说:“很抱歉，我不会说富来尼语。”这个句子我练习过许多次，说来快速流畅，更显得不可理喻。
警察局约有15名宪兵，全副武装。其中一人正在擦拭半自动冲锋枪。司令官是南方壮汉，身高六呎五。我被召进他的办公室，他仔细检查我的文件。我到此的理由?我拿出我的研究许可，那是一份盖满图章、贴满照片，颇震慑人的文件。当我企图说明人类学工作的性质时，司令官显得很不高兴。他问:“但是，人类学到底要干什么?”我徘徊在即席发表“人类学人门”演讲与简单解说间，最后选择了笨拙回答:“这是我的工作。”后来我才发现，像他这类官员大半生都花在执行毫无意义、注定无疾而终的各式命令上，这个答案太令他满意了。他的眼睛在头巾下审慎评估我。我突然注意到他嘴里含着一根针。他用舌头摆弄针的平衡，一会儿，针尾那头放在舌尖向外。一会儿，轻巧转弄，又将整根针收进嘴里，在里面灵巧调整，跑到嘴巴另一边，针头向外。吞回去，这回儿出来的又是针尾。看起来简直像蛇信，恐怖极了。我预感我有麻烦了。果然不错。他暂时让我过关，态度像恩赐流氓一条绳子，却只够他上吊自杀。他将我的名字与个人详细资料登录在大公文卷宗里，令我想起大使馆里那些黑名单档案卷宗。
副县长住在一栋建于法国殖民时代、潮湿且外墙剥落的房子里。外墙罅隙与裂缝长满苔藓。他原本在城外山上盖了一栋辉煌的新宫殿，但是现在它空置山头，冷气没用过，瓷砖地板也没人踩踏。针对这个现象，有几种解释。一说副县长贪污，政府因而没收此房子。我与多瓦悠人混熟了后，他们告诉我另一个版本。这栋房子位于多瓦悠人的古葬场上，多瓦悠人抗议无效，也未威胁副县长，没这个必要，他们了解祖灵。他们只告诉副县长，他搬进新居的那一天就是他的死亡之日。不管哪种故事版本，总之副县长没有迁进新居，注定要从老房子的窗口哀怨地望着新屋。
一位郁郁不乐的仆人听了我的求见理由后，带我进去。看到他跪下来禀报副县长，我大吃一惊。
之前，便有人告诉我可以送雪茄作礼物。我规矩奉上，他优雅收礼，雪茄瞬间消失于飘逸的袍子里。我仍直挺挺站着，仆人也仍跪在地上，副县长坐着。我的文件再度被严密检查。我开始担心离开喀麦隆前，这些文件就会翻烂了。他冷淡地说:“不行。我不能让你待在波利。”这真是一大挫败。我原本以为这只是礼貌性拜会。我小自翼翼强调:“但是雅温得给我的研究许可准许我待在波利。”他点燃我送的雪茄:“这里不是雅温得。你没有我的许可。”此刻如果拿出钞票贿赂，显然不礼貌，尤其那位可敬的家仆仍跪在地上，仔细聆听每句话。我坚持:“如何才能获得您的允许?”他说:“县长的信。免除了我的责任，就可以了。你可以在加路亚(Garoua)找到他。”他转身，埋首公文。会晤就此结束。
回到教会，布朗牧师似乎认为这个结局证明了他的悲观主义。对我的不幸，他掩不住感动与雀跃。他怀疑县长真如他们所言在加路亚，就算如此，我也未必见得到他，更何况他可能去了首都，数个月后才能回来。布朗牧师的生活充满诸如此类的不幸。他咯咯笑着走开，“没有希望的，这里是非洲!”
我估算自己还有足够的汽油可以开到百哩外的加路亚，决定明日一早便出发。
第二天我踏出房门，讶然发现屋外挤满自信期待的脸孔，准备和我一起上路。在非洲，此类消息究竟如何散布，始终是神秘的谜。西方人永远无法理解他的一举一动如何被密切注意。光是检查油表便可招来连番的搭便车要求。多瓦悠人绝不接受“不”。不少人批评欧洲人是家长心态，其实他们并不了解非洲多数地方存有一种传统的“富人与穷人”关系。替你工作的人不只是你的雇工，你还是他的保护者、赞助人。雇佣是种开放的关系。如果他的太太生病了，这是他的问题，也是你的问题，你必须尽可能帮助她痊愈。如果你有东西不要，他有优先选择权，之后你才能给别人，否则便是不礼貌。你几乎无法在自身的利益与他的私生活间划清界线。稍不小心，欧洲人便会深陷范围宽松的各式亲属义务中(除非他的运气很好)。如果一个雇工称呼你为“父亲”，那是危险征候。接踵而至的一定是聘金未付或牛只死亡的悲惨故事，如果你不帮助他解除一点负担，就是背叛。何谓“我的”与“他的”，两者界限随时可以谈判改变，而谈到攀附富人，从中尽量获利，多瓦悠人可是不逊任何人的专家。多数雇佣摩擦来自对“贫富”关系的欠缺理解，导致双方对条件各有解释。西方人总是抱怨雇工(现在大家不再称黑人仆佣为“男孩”或“佣人”)卤莽、厚颜，因为他们期望雇主照顾他们，次次帮他们解危。刚开始时，碰到类似今天的状况，我也是困惑不已。我似乎无法随意行动，凡做任何事、去任何地方，后面一定拖着庞然重担。如果你让人搭便车进城，会更苦恼，因为接着他期待你资助他在城里的吃住，如果拒绝，他便懊恼。毕竟，你将他载到陌生地方，却弃之不顾，这是不可思议之事。
但当时我是第一次让人搭便车，什么也不知道，能载几个便载几个。又一次，欧洲想法与非洲想法大大不同。根据当地标准，一辆车坐6个人，根本是空车。如果你坚称塞不下了，会被斥为胡说八道。当我摆出非洲人预期的欧洲人坚定态度，成功拒绝塞进更多人后，却懊恼发现他们拉出妥善藏匿的各式行李，统统以随身携带、内胎割成的橡皮绳绑在车顶上。
经过这番长时间的拖延，我终于出发了，车子喘气咆哮，前往加路亚。旅人的各式特色开始显现。多瓦悠人不爱旅行，对汽车颠簸反应激烈。不到10分钟，便有三到四人大吐特吐，搞得全车都是秽物，他们根本懒得开窗朝外吐。当我们终于抵达关哨，我早已疲累不堪。白人独自旅行不会引起警察注意，如果拖着一大群非洲人，便值得关注了。关哨警察对我的动机与行动非常感兴趣。
护照上的“博士”两字比任何东西都有效，迅速解除了他们的疑虑，我的乘客便没那么幸运。当我忙着向警察解释为什么没有牌照登记证，并亮出我深谋远虑从雅温得带来的卷宗档案时，我的乘客正忧郁地排成一行，被要求出示过去三年的缴税收据、身份证、全国惟一政党的党证等等。可想而知，他们并非样样具备，我又被进一步耽搁。显然午休之前，我什么事也办不了。
加路亚是个奇怪的城市，位于景观乏善可陈的本维河(River Benoue)畔，此河雨季时奔腾如密西西比河，干季则变成潮湿砂地。加路亚城的生计全赖任性多变的本维河，从满城悬挂如烟幕的鱼干便可窥知。鱼干是本城的主要工业，另外两项产业是啤酒与行政机关。对多瓦悠人而言，啤酒是特别的销魂物，他们尤其热爱法国殖民时代留下的“三三牌”啤酒。“三三牌”啤酒的特性是让你直接由清醒掉入宿醉，中间毫无微酿与酒醉阶段。从啤酒工厂的落地玻璃窗，你可以看到啤酒瓶无人操作，自动滑行穿过一个个生产过程。多瓦悠人对此尤为着迷，可以数小时连续观赏此一奇观。他们以“葛思”(gerse)形容啤酒制造过程，意指“奇迹”、“神奇”、“神妙”。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汇，谁知它日后会深深勾起我的人类学兴趣。“葛思”也是多瓦悠人丰富的暗喻来源，用以比喻最形而上的概念。多瓦悠人相信轮回。他们解释:轮回过程就像加路亚的啤酒。人是啤酒瓶，必须注满灵魂。死亡后埋葬，就像空酒瓶送回工厂。
满怀忧惧，我现在认为就算我能见着县长，也得等上数天。一种冷静的宿命情绪降临我心。事情该拖多长，就得拖多长，担心也没用。田野工作者的特征包括心情要能随时换档，一旦面临上述情形，就切换心情，让事情去自生自灭。
我初次进城，还不认识可以招待我的人，只好先住进旅馆。加路亚有两个旅馆，一个是现代化的诺瓦提连锁旅馆(Novotel)，专门针对观光客，住一晚起码三十英镑。另一个是老旧的法国殖民时代建筑，要价不及诺瓦提连锁旅馆的零头。后者显然比较符合我的风格。它由独栋木屋组成，茅草屋顶，家具布置军队化，但是有水有电，显然是为派驻远方、寂寞无聊、酷爱阳光的法国军官而设，提供他们休息与娱乐。木屋外有极大的阳台，高贵的房客可以坐在阳台饮酒，望着太阳缓缓沉下树梢。此情此景浪漫异常，让你无法忘怀非洲的存在，因为邻近的动物园传来阵阵狮吼。
就是在这间旅馆，我初次邂逅后来被封为“枯伊女士”的某位非洲女人。不知为了什么，加路亚的气温硬是比波利热上至少十度，又因紧临本维河，蚊虫肆虐。与尽情呕吐的多瓦悠人共处一车后，我渴望洗个澡。才站到喷头下，门上便传来阵阵刺耳的搔抓声，不管我如何询间，对方就是不回应，仍执意抓门。我围上浴巾，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个超级肥胖、五十好几的富来尼女士。她状似害羞地傻笑，一边用尺寸惊人的脚在地上画着圆圈。我问:“什么事?”她做出喝水的动作:“水，水。”我大起疑窦，却又模糊想起沙漠人的好客之道。当我还在衡量轻重时，胖女人已经沉着穿过我的身畔，拿起玻璃杯，到水龙头下装水。令我恐惧万分，她居然开始解开大如帐篷的衣裳。服务生偏偏选在此时替我送来肥皂，误解情势，一边喃喃道歉，一边退出房门。我陷入一场闹剧中。
幸好，我在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选修的一点点富来尼语帮了大忙。我大喊:“我不要。”极力否认我对这个女人有任何肉体接触的欲望(她令我想起“劳莱与哈台”里的哈台)。共同默契下，服务生抓起她的一只手臂，我抓住另一只，将这位胖女士架出门外。但是她不相信自己的魅力不被激赏，每小时回来一次，在我门外徘徊，嘴中不断喊着“枯伊，枯伊”，好像呜咽恳求的猫儿。最后我实在厌烦了。显然她和旅馆管理人员沆瀣一气，我只好自称是神父，派驻丛林里，是来城里晋见主教的，实在无法苟同这般闹剧，闻言，旅馆人员既吃惊又困窘。从此，胖女人便不再骚扰我。
这个故事后来成为多瓦悠人的最爱。他们夜间有营火会，主要娱乐便是打屁。我叫助理协助我练习说“富来尼胖女人的故事”，每当我讲到“枯伊”的部分时，多瓦悠人便尖声大笑，抱膝在地上翻滚。这个故事对建立关系颇有助益。
相较之下，第二天我与县长的会面真是反高潮。我被直接带进县长办公室，他是个高大黝黑的富来尼人，倾听我的问题后，拿起电话口述一封信，一边和气地与我聊天，讨论政府在异教徒区域建校的政策。秘书将信拿进来，他签了名、盖了章，祝我幸运与“不屈不挠”。有了此项武器，我返回波利。
首要之务是找个助理，然后开始学习多瓦悠语。诡异的是，你在民族志纪录里总是看不到人类学者助理这号人物。旧神话将身经百战的人类学者勾勒为独行侠，进人一个聚落，打理好住处后，便在几个月内“自然学会”当地语言;民族志文献至多提到翻译，但是通常几个星期后，人类学者也不再需要他们的服务。这种神话与所有语言学经验完全背道而驰。在欧洲，一个人可能在学校修了六年法语(还有语言学习器材的辅助)、去过法国、浸淫于法国文学，但是碰到紧急状况，还是说不出几句法语。一旦置身田野调查地，他顿时变成语言学奇迹，没有合格老师指导、双语教材、文法与字典，却能马上学会一种对欧洲人而言远比法文难的语言。最起码这是人类学者企图给人的印象。除了当地语言外，人类学者不免要借助混合语甚至英语，文献也不曾提及这些。
状况很清楚，我需要一个会说法语的多瓦悠当地人，这代表他上过学。考虑多瓦悠的情况，受过教育代表他是基督徒。这是个缺点，因为传统信仰才是我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但是别无选择，我决定去找当地的中学，看看有没有合适人选。结果，我根本没去成。
带作者去尼加族部落的向导和他的宠物鸟（图片由作者拍摄）
因为我已经被“预订”了。一个正在波利教会受训的传道士知道我要找助理，正好他有12个兄弟。他以罕见的企业家嗅觉，马上将12名兄弟从20哩外的丛林村落动员到我面前，一一介绍给我。这个厨艺好、个性佳，可惜不会说法语。那个会读会写，身强力壮，可惜菜烧得糟透了。还有这个是好基督徒，很会说故事。看来，他的每个兄弟都有伟大优点，而且价钱极为低廉。最后我同意暂时试用一个，选择了法语说得最好、能读能写，却完全不会烧菜的。当时我便发现那个传道士才是最理想人选，可惜他有工作在身。后来他因淫乱好色被逐出了教会。
本文节选自《天真的人类学家》/ [英]奈杰尔·巴利 著/ 何颖怡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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