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1866-1959）是美国著名的医学家，他一生更大的功业，则是发展了跨学科高等研究的典范——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Princeton）。
1933年的一天，纳粹政府查抄了爱因斯坦在柏林的寓所，并悬赏十万马克索取他的人头。当时，爱因斯坦恰好避居在普林斯顿。
弗莱克斯纳得知消息后，立即找到爱因斯坦，邀请他去刚刚成立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爱因斯坦提出两条要求：第一，我要带着助手一起去；第二，年薪3000美元。
弗莱克斯纳说，第一条，没问题；第二条，不行！
爱因斯坦说，要是普林斯顿一年的生活费花不了这么多，我也可以少要点。
“不，先生”，弗莱克斯纳正色道：“我不同意的原因，不是你要得太多，而是太少了。如果一年只给你3000美元的薪水，那么全世界都会认为我在虐待爱因斯坦！”
结果，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年薪，定为16000美元。
02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没有各种行政委员会，没有例行公事，教授们甚至没有任何教学任务。据说，爱因斯坦和同事们——那其中包括20世纪最优秀的一批科学家：维布伦（O. Veblen）、亚历山大（J. Alexander）、冯·诺依曼（J. von Neumann）等等——每天经常做的事，就是端着咖啡到处找人海阔天空地“闲聊”。
很多人责备院长弗莱克斯纳，认为他花巨资请来的科学家们，每天“无所事事”，做着毫无“用处”的事。
面对质疑，弗莱克斯纳这样回答：
“先生们，在爱因斯坦诞生前100年，他的同乡高斯（Gauss）出生在普鲁士。高斯发明的非欧几何学，是整个19世纪最晦涩的数学研究，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高斯无法发表任何相关研究成果，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它们“没有用”。可是今天，全世界都知道，如果没有高斯当年在哥廷根的研究，相对论及其丰富的实用价值恐怕全都是泡影。”
“近一两百年间，全世界的专业学院在各自领域内做出的最大贡献，可能不在于培养出多少实用型的工程师、律师或医生，而在于进行了大量看似无用的科学活动。从这些无用的科学活动中，我们获得了许多发现，它们对人类思想和人类精神意义之重大，远远胜过这些学院建立之初力图达成的实用成就。”
“而在普林斯顿，”弗莱克斯纳补充道，“行政工作被尽可能地弱化。脑中无物的人，无法专注思考的人，在高等研究院是撑不下去的。我希望爱因斯坦先生能做的，就是把咖啡转化成数学定理。未来会证明，这些定理将拓展着人类认知的疆界，促进着一代代人灵魂与精神的解放。”
03
1920年代的某一天，弗莱克斯纳遇到了70多岁的老绅士伊士曼（George Eastman），伊士曼先生是举世公认的大众摄影之父，柯达公司创始人。那时，他正准备把毕生积蓄的一大部分，投入美国高等教育事业，用于推动“有用学科”（useful subject）的发展。
弗莱克斯纳问伊士曼：那么在您心目中，谁是当今最“有用”的科学家呢？
伊士曼不假思索的说：马可尼（G. M. Marconi）。
在伊士曼看来，马可尼发明的机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沟通方式，带给整个人类文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为如此，1909年，马可尼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没想到，弗莱克斯纳却说：亲爱的伊士曼先生，在我看来，无论我们从广播获得怎样的快乐，无论无线电和广播为人类生活带来了什么，马可尼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04
面对老绅士震惊的目光，弗莱克斯纳解释道：
伊士曼先生，马可尼的出现是必然的，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一位巨人，为无线电的发明默默铺好所有台阶，只待有人登上台阶去摘取桂冠，这个就是克拉克·麦克斯韦（Clerk Maxwell）教授。
正是麦克斯韦1865年对电磁场展开了深奥难懂的运算，并且在1873年出版的一本专著中写下了这些抽象的方程式，才使得马可尼的工作成为可能。
终其一生，麦克斯韦从来不曾关心自己的研究有何“用处”；从没有设定任何“实用性”方面的目标，也从来没有发明任何一样具体的东西，然而，他们“无用”的理论工作一旦被某个聪明的技术人员加以利用，就立即能创造出全新的通讯、实用和娱乐用途。
纵观整个科学史，绝大多数最终被证明对人类有益的真正伟大发现都源于像麦克斯韦这样的科学家：他们不被追求实用的欲望所驱动，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是他们唯一的渴望。从伽利略、培根和牛顿的时代开始，好奇心就是现代思维的一个典型特征。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它也是不可阻碍的。越少偏向直接应用方面的考量，好奇心就越有可能为人类福祉做贡献。
05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印章上，印着两个单词：“真理与美”（Truth and Beauty）。
有一次，为了让一位哈佛教授来研究院，弗莱克斯纳为他颁发了津贴。对方写信询问：“我来普林斯顿的任务是什么？”
弗莱克斯纳回信说：“普林斯顿没有任务，只有机会。”
还有一次，一位年轻有为的数学家在普林斯顿待了一年后，前来与弗莱克斯纳道别。临走前，他说：“我猜你肯定想知道这一年对我意味着什么——数学正经历迅猛发展，现阶段的文献资料太丰富了。我这个博士学位已经拿了十年之久，虽有过紧跟学科发展的时期，但现在觉得越来越吃力。在普林斯顿这一年，我觉得，窗帘拉开了，屋子亮堂了，窗子打开了。我正构思两篇论文，不日即将动笔。”
“要写多久？”弗莱克斯纳问他。“五年，也可能十年。”“然后呢？”“重返普林斯顿。”
1938年，一位教授应邀来普林斯顿工作一段时间，他去拜会弗莱克斯纳说：“我要在这待到明年十月。”“这儿夏天很热。”弗莱克斯纳担忧地说。
“沉浸于工作中，哪还顾得上热？！”
06
在1939年那篇著名的文章《无用知识的用处》中，弗莱克斯纳这样写道：
时至今日，“实用性”是我们评判某个大学、研究机构或任何科学研究存在价值的标准。但在我看来，任何机构的存在，无需任何明确或暗含的“实用性”的评判，只要解放了一代代人的灵魂，这所机构就足以获得肯定，无论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是否为人类知识做出过所谓“有用”的贡献。一首诗、一部交响乐、一幅画、一条数学公理、一个崭新的科学事实，这些成就本身就是大学、学院和研究机构存在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我极力呼吁各位不要过于关注“实用性”的概念。诚然，某些怪异想法可能会大行其道，宝贵的研究经费也有可能会被白白浪费掉。但比放纵和金钱远远重要的是，禁锢人类思想的锁链得以被粉碎，思想探险获得了自由。
正是凭借这份自由，卢瑟福和爱因斯坦才能披荆斩棘、向着宇宙最深处不断探寻，同时将紧锁在原子内部无穷无尽的能量释放了出来。也正是凭借这份自由，玻尔和密立根了解了原子构造，并从中释放出足以改造人类生活的力量。
人类真正的敌人并非是无畏且不可靠的思想家，无论他的思想是对还是错。真正的敌人是那些试图为人类精神套上桎梏让它不敢展翅飞翔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