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哈佛商学院上了一个星期的全球商业领导力培训班，课程结束后没有当天回上海的航班，恰逢周末，决定去华盛顿看一下上大学二年级的女儿。
这是周五的晚上，我去酒店放下行李就直奔大学附近的一家上海餐馆。一推门，我还没站稳脚跟，从一片窸窣嘈杂中只听到老远传来女儿喊着妈妈的清脆的声音。我向里望去，刚坐在里面酒吧边上和老板娘闲聊的女儿已经起身，穿过餐馆里几十个客人的目光，直奔过来将我紧紧地抱住。
我刚下飞机又经过了一周的熬夜，一副蓬头垢脸的疲惫，本有点觉得难堪，却见灯光下的女儿光彩照人，神采飞扬，心里一下高兴起来。
女儿似乎又成熟长大了，她穿着一条我二十几年前买的牛仔裤，一件十几年前买的无袖上衣，拎在手上的红色大棉袄也是我怀她那一年买的。（这一点上我们倒是越来越像我的母亲，所有衣服都是循环利用，而且女儿现在最讲究的就是如何尽量节省地球资源。）她一身最美丽的装饰就是她充满着自信和活力的笑脸。
久久的拥抱过后，安娜先拉我去见老板娘打招呼， 老板娘见了我自然是夸我女儿漂亮礼貌，然后安娜又拉我去二楼预定的座位。还没坐稳，我们就进入我们固定的程序：我点菜，她有说不完的话，也有提不完的问题。
我刚点完菜，母女俩就抢着你一句我一句，唧唧喳喳说个不停。等着菜到齐的十分钟内，我把我在哈佛的感想毫无保留地分享了，而她也把她现在包括学习、课外活动，与男同学、女同学相关的话题全盘托出。正准备全身心投入我们的佳肴时，我很随意地问她最近有没有烦心的事情。
“有，妈妈，” 安娜放下筷子，突然双眉紧皱，“我有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我抬起头，全神贯注地听着。
原来是这
样的：
安娜在学校组织的学生纪律委员会充当“陪审员”。学校的纪律委员会一般由老师，行政人员和学生代表组成，定期或不定期裁决对有问题的学生的处罚。这些学生问题一般都不够成刑事或民事犯罪，但却都牵涉到各式各样的道德和学校纪律一类的事项，譬如同学之间的各类骚扰，或是孩子常年旷课或抄袭，或是民族纠纷，等等。如果某一个孩子遭举报了，这个委员会有权进行调查和裁决，最后的裁决都有最终效应。有的孩子会被定为无责，有些会被罚取消某些资格、成绩，甚至勒令退学。
一个孩子一旦被举报、被调查，他会被委员会“孤立”起来：他可以正常上课，但不能随便和人说话，找人去玩，等等，但是他允许申请一位“指导员”并和这位“指导员”说话。
就这样，有一位被举报和孤立的同学指名要安娜做他的指导员。为了保护这个同学，我姑且把他的名字叫做“开心果”，也省略一些故事细节。
开心果极其聪明，出生于中国某一沿海地区的豪门，很早就被父母送到美国的顶级私立中学读书。开心果在物质上什么都有，唯独缺乏被爱的感觉，早年被父母送去美国，在他的心目中那是父母不要他了。他想方设法地要得到父母的认可和关注，在挣扎中他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年纪轻轻就靠安眠药睡觉，并接受抗抑郁药物治疗。因为开心果的抑郁症，他被学校特别批准一个人单住一间宿舍，也承担（昂贵的）单间房的费用。
出于对爱和关怀的渴望，开心果会为学校里新交的朋友做任何事情，为他们出钱出力、也关注他们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他无法把握尺度，被有的同学视为讨厌，继而被告骚扰，进而被“孤立”。
安娜把大致的情况讲完，接着告诉我，她最担心的是开心果会寻短见。我一听变得紧张，赶紧问安娜有什么依据。她说开心果经常会说自己的生命如何没有价值，吃了药以后曾几次和她说过，只有死亡才能给他新的开始。
我听得几乎屏住呼吸，问安娜有没有和其他人报告。她说因为保密承诺，这是委员会不允许的。我马上想起前年在香港XX大学一个学生跳楼的事情。我认识的一个孩子是那个跳楼的学生的好朋友，因为内疚自己没有事先想到去做这样或那样的事情防止悲剧，她心中留下长久的痛苦和阴影。我和她深聊多次并鼓励她去帮助死者的家人，尤其是死者一个未成年的妹妹，她后来真去做了才慢慢开始走出心中的阴影。
安娜说得眼睛红了，我听得心都紧了。我也担心开心果会干傻事，又担心一旦出现意外，安娜会承受不了这样大的责任。于是我向安娜提出晚点要去看看开心果。
看得出，安娜有些释怀，毕竟她自己也是孩子啊，碰到这样的事情，该是多大的压力，大人也不一定能承受得住。我走到她身边搂搂她。她扭过头来，说，“妈妈，真心的，真高兴你来了！还有，因为有你的爱，你不知道我感到自己多么幸福！你不知道大学校园里有多少孤单不幸的孩子。”
结完账，我俩勾肩搭背地走去学校，我心里一路都觉得温暖又不平静。
周五晚上的校园灯光明亮，来来往往的学生们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我走在安娜身边，她的神态又变回阳光自信，我的脸上也因而写满了快乐和自豪。
安娜先带我去校园里的电影院看La La Land。我们晚到了，安娜的室友爱玛和伊萨贝尔给我们在大屏幕前面的地毯上占了一小块领地，我半躺在一大堆孩子们之间，心中的幸福真是难以言表。随着剧情和音乐的起伏，我身边的七八个孩子们有时候在舞动身体，有时又在默默流泪，流着流着她们又轰然大笑，那真是肆无忌惮的青春！
我观察了一下周围，有七成女孩儿，三成男孩儿，但几乎都是白人孩子，忍不住想，那些华人的孩子，他们是在读书吗，还是在玩电脑，或是正在经历着抑郁和孤独？
看完电影，大家说笑疯癫地跑回宿舍。我和安娜跑得慢一点，一进门，爱玛和伊萨贝尔已经开始打扮自己准备去城里疯玩，还一定要拉着我和安娜同去。安娜和我对视了一眼后谢绝了。大寒冷的天，她们穿着无袖衫和裙子就准备往外奔，被我强行拦在门口让她们穿上大衣。还好，她们很给面子，走时两人分别把我抱一下，银铃般地笑着闹着跑了。
安娜抓紧时间看了一下电脑，脸上又是满脸疑惑。她告诉我，她收到了一封委员会的邮件，他们通知她，因为她被选为这个案例的陪审员，她不能继续当开心果的指导员。我想了想，告诉她一定要处理好这件事情，要好好向开心果解释，也要趁机让管理会知道，在收到这个邮件之前她已经和开心果聊过，而且她认为开心果特别需要关心和指导，否则她会为他的状况担忧。
安娜起草了两份邮件，分别给委员会和开心果。我们一起过一遍后她把邮件发了，似乎轻松一些，我也替安娜稍稍松了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