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青年智库大外交青年原创学术交流与实践服务风云大外交微信公众平台Glory DiplomacyNy.2020 / No.2290媒体合作 | 学术原创投稿 | 广告联系邮箱：[email protected]编辑 / 风 审核 / 际界再审 / 王盖盖来源@【财新网】（记者 王自励）新冠疫情下举行的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已尘埃落定。随着拜登政府即将于2021年1月20日正式就任，一个新的美国将如何与中国和世界打交道？在特朗普主政四年间屡经波折的中美关系，能否在美国政权更替后迎来实现转圜的机会，抑或可能遭遇新的挑战？对于欧洲等中美以外的其他国家来说，拜登政府回归多边主义、与盟友重修旧好的明确宣示，将如何左右他们今后的外交行动？面对美国意欲重返世界舞台中央，曾在变化的世局中坚定维护多边主义、连续释出开放信号的中国，该拿出怎样的姿态应对？在疫情和美国大选喧嚣中走过的这一年，又将如何形塑未来的全球政经秩序走向？近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阎学通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就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将为世界带来怎样的新局面，中美关系下一阶段会怎么走，其他国家将如何利用中美竞争服务自身利益，以及中国在剧烈变动的国际环境下应如何自处等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2020年11月出版的新作《大国领导力》中，阎学通从道义和政治领导力的角度，阐释了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的国际信誉为何衰落，以及中国的影响力何以日益扩大，并指出“中美谁能赢得未来10年的战略竞争，取决于谁能比对方进行更有效的改革”。大国领导力 阎学通 著 中信出版社作者：阎学通京东以下是财新记者对阎学通的专访内容：财新记者：在《大国领导力》一书中，你主要从“道义”的角度来阐释国家实力、权力和权威的变化。在疫情发生后的一整年里，中国的战略信誉出现了怎样的变化？中国对疫苗可及性的国际承诺以及自身控制疫情的相对成功，是否有助于中国战略信誉的建构──特别是和美国的表现相对比时？阎学通：大国战略信誉的基础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是该国的成功，即成功体现的是该国做事的能力；二是该国履行承诺的历史，即不食言的纪录。在防范新冠疫情方面，中国显示出比美国强的防疫能力，中美两国抗疫结果的比较，显然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美国提高国际信誉。中美两国都承诺向其他国家提供疫苗，何方能提高自身的国际信誉取决于提供疫苗的效果，即速度快慢、药效优劣和价格高低。由于目前还没有结果，因此无法评估。财新记者：你在书中将特朗普政府的领导类型大致归类为：在国内领导力方面是“争斗型”，国际领导力方面是“昏庸型”；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在国际规范上采取了经济恃强凌弱的原则。拜登政府上台后，其领导方式和原则将出现哪些变化？阎学通：从拜登所讲的他的对外政策取向看，他的对外政策与特朗普会有很大不同。首先，拜登会以多边主义原则取代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原则，这意味着拜登将不搞“美国优先”，他将对美国盟友的利益给予一定的考虑，对盟友进行制裁的政策会大幅度减少。其次，拜登将以自由贸易主义取代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这意味着拜登不会发动贸易战，而是将贸易关税竞争转向贸易规则的制定──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改革问题。此外，拜登是以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取代特朗普的反建制主义、或者说美国的民粹主义。这意味着他将任命专家型的外交官员，这将使美国的对外政策从粗糙向精细转变。拜登外交战略将与特朗普有很大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就能改善。拜登的对华政策目标与特朗普相同，都是要防范中国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拜登采取比特朗普精细的策略，给中国造成的国际困难可能更大。以中美技术脱钩为例，特朗普的做法是不断地将一些中国企业加入制裁名单，而不管这样做究竟是伤害美国较多、还是伤害中国较多，也不管美国是否能承受得起这样做的代价。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特朗普在5G领域的禁令，对美国农村地区的网络和电力服务产生了严重影响。因此特朗普的政策很粗糙，并不精细。拜登则走“专家治国”的路线，专家路线的特点就是，从专业的角度而不是依据情绪来制定政策。比如，专家会分析做一件事的代价是什么、本国能不能承受，如果本国承受不了那肯定会失败。专家也会分析，做这件事到底给中国造成的伤害大，还是给美国造成的伤害大，如果给美国造成的伤害大于中国，那么做起来并不划算。因此，拜登上台后，中美之间可能会出现“选择性的脱钩”——即美国对于具体脱钩领域的选择性会更强，其选择会更加有利于美国。财新记者：在你看来，美国新政府的外交路线，能够顺利地转轨回拜登团队高官们所大多信奉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范式上吗？阎学通：拜登的团队当然想恢复冷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但这愿望难以实现。冷战后的自由主义秩序是以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为基础的，而现在已经不再是单极格局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公开地讲，现在是两极格局了。此外，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使美国失去了以往的国际战略信誉，美国的盟友也不敢那么信任美国了。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世界进入了数字时代，意识形态在大国战略竞争中的作用大幅下降。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力量普遍采取对冲战略而不再依据意识形态选边。这些因素使拜登团队难以恢复以往那种自由主义秩序。我在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上就提出，世界既回不到冷战时代，也回不到后冷战时代。为什么回不去呢？其一在于，今天我们看到的变化，都是在特朗普执政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疫情暴发和特朗普上台，只是把历史在原来的轨道上往前推了一步。疫情前就出现的美国保守主义上升和欧洲民粹主义上升等，全球化负面作用导致的恐惧情绪上升。这些导致了供应链国内化、缩短化，网络碎片化，全球“互不联网”等等，特朗普是加速器不是根本原因。大国的集体力量推动了逆全球化，这一趋势不会因为拜登上台取代特朗普就能够消除。其次在于，两极格局的出现既不是特朗普导致的，也不是疫情带来的。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开始出现形成两极格局的条件。2010年中国GDP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后，出现了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的势头。过去十年间，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的方向没有改变，特朗普上台和此次疫情只不过加速了这一进程。因此，拜登的上台执政也无法改变两极格局的发展趋势。目前，中美两国都没有能力阻止国际格局两极化的发展。尽管中国提倡世界多极化，但是要想实现多极化，还需要在中美之外有一个强大的第三极才行，然而中国对此帮不上忙。美国既不希望世界多极化，也不希望两极化，但美国没有能力阻止中国缩小与美国的差距。所以，我们看不到任何力量能够推动促成国际格局多极化，也看不到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两极化。财新记者：对于国际格局两极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阎学通：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现在是中美两极格局。中国也应当考虑，我们承认或不承认中美两极格局的形成，作出哪一个判断，更有利于中国制定对外政策？这也是为什么马克龙违反欧洲的政治正确原则，即提倡多极化，明确地指出现在是中美两级格局、欧洲面临选边的困难，并据此讨论欧洲应该如何应对。马克龙无法一面说“现在世界是多极格局”，另一方面制定应对两极格局的政策。财新记者：在承认或不承认世界为两极格局之间，最大的外交政策选择上的差异可能体现在哪些地方？阎学通：最大的差异性就体现在，中美关系的本质到底是竞争还是合作。如果在多极格局之下，美国还面临着中国以外的更强大竞争者，那么中美合作应对美国面临的最主要挑战者，这是做得到的。但在两极格局下，中国是其中一极的时候，美国必然认定中国是最大挑战者，那么中美之间就没法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不是以合作为主，而是竞争为主，这是本质性的区别。中美之间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围绕中美关系的性质达成共识。首先要界定双方是合作为主的关系，还是竞争为主的关系。如果是竞争为主，那么管理竞争就是中美关系的核心；如果是合作为主，那么促进合作就是中美关系的核心。因此对中国来说，判断现在世界是中美两极格局还是多极格局，具有了重大意义，即我国是以管理分歧作为对美政策的核心，还是以促进合作作为对美政策的核心。财新记者：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对中美关系本质不做明确判断，相比做出判断、并承认中美之间主要是竞争关系，害处可能更大？阎学通：如果不承认竞争是中美关系的核心而去谈合作，结果就会变成空谈，最终谈不出合作。我国可以天天提倡讨论合作，但其现实结果是什么呢？过去中美之间在官方层面曾有过100多个对话渠道，现在却连一个都没有。谈合作的作用在哪？就像今天，中国到底应从供给侧改革还是消费侧改革入手来推动经济发展，当环境和条件改变了，我会做出不同的判断。当人们发现，国际产业链的逆全球化趋势加大，人们普遍都认为需要扩大消费，因此以扩大消费为经济发展基点就成了主流看法。类似的，当中美关系的性质是合作为主时，当然就没有必要以管理竞争作为主要内容，因为有那么多领域的合作可以去挖掘。然而，当今天中美之间的对抗都到这个程度了，再以谈合作而不是管理竞争为主，就难以谈出什么结果。当中美关系的性质变了，如果不从竞争角度去谈双边关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财新记者：在美国方面对于中美属于竞争关系基本具备了共识的情况下，中国需要怎么判断？阎学通：从思想观念上看，美国国内之所以更容易形成共识、认定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的挑战者，是因为他们拥有其同的假定——即认为只有阻止中国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美国的霸主地位才能保持得住。在中国，人们的假定不一样，认识分歧源自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持唯物主义观点的人认为，中美两国的客观利益，决定了双方关系的性质是竞争为主还是合作为主。持唯心主义观点则认为，中美关系是由主观观念、而不是客观利益塑造的，如果主观上不认为中美之间是竞争关系，就形不成竞争关系。我认为，现在在我国，唯心主义的观点占主导。财新记者：中美管理竞争和分歧，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阎学通：如果中美双方能就竞争为主的关系性质达成共识，双方就会从最危险的事物入手对双边关系进行管理。比方说，如果双方认为最危险的、彼此最不愿见到的是战争，那么两国的军方就会启动对话。财新记者：在中美关系以竞争为主的大背景下，如何看待拜登及其团队在竞选期间就释放出的，愿意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军控等方面寻求与中国合作的信号？阎学通：冷战期间，美国跟苏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进行了合作。竞争大国在斗争中有合作，这是个正常现象。然而，不因为美苏在防制核扩散上合作了，美苏关系的本质就是合作关系。拜登上台后，即使在环境等领域跟我国进行合作，中美关系核心的竞争性质也不会发生变化。个别议题可以起到缓和作用，但改变不了双方关系的性质。财新记者：美方一些学者曾提出，中美若要想实现合作，需要中国率先采取美方期待的改革步骤。但中方则有声音认为，美方应首先释出善意，率先解除对中国的一些限制和施压政策。在你看来，中美在美国政权交替后实现转圜的路线图可能会怎么走？阎学通：中国和美国哪国应主动释放合作善意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在国际政治中，历来都是急迫需要合作的一方主动释放合作善意。目前，中美哪一方更担心对抗升级，更需要对方的合作，就会主动释放合作信号。因此，应该由哪国先释放合作意向是无意义的讨论。有意义的讨论是，中国主动释放合作意向和不主动释放，何者对中国有利？我个人认为中国主动释放合作善意至少是无害的，与此同时还能获得道义高地。拜登是否想与我国改善关系，不取决于我国是否主动释放善意，而取决于与我国改善关系是否有利于美国维护其世界主导地位。当美国需要合作时，我国不释放善意，它也会主动释放合作意向。而当美国认为与我国对抗更有利于美国时，我国释放善意也仅是起点儿象征性的作用。财新记者：目前特朗普仍在利用任期内为数不多的剩余时间，继续发动对华施压的政策。这可能如何影响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阎学通：从整体的外交角度讲，特朗普对于留下一些外交遗产抱有较大的兴趣。他可能希望在外交上多制造一些困难，让拜登上台后更加难以调整；但他更主要是趁着任期结束前对我国进行报复。从对华政策来讲，特朗普的目的非常明确。他这样做不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或为了某种价值观、或为了塑造某种国际秩序等政治目的，纯粹是个人利益的驱动。他将自己没能赢得大选归咎于我国，他认为是新冠疫情导致他败选。特朗普是从今年4月开始才主动与我国搞意识形态竞争的，他此前三年多都没有这样做。所以我觉得，在最后剩下的这一个多月里，他就是对中国发泄不满。其次，特朗普现在的对华政策受（美国现任国务卿）蓬佩奥的影响很大。蓬佩奥的对华政策更是个人利益驱动、仇恨心理驱动、想要报复中国，根本不关心具体政策出台对美国好与不好。至于他们这种个人利益驱动的对华政策，对拜登今后的对华政策的影响是什么样？我认为会给拜登改善中美关系带来更大的困难。即使拜登想改善中美关系的话，他也会把特朗普和蓬佩奥现在制造的破坏当成与我国讨价还价的砝码。比方说，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14位副委员长实施制裁，拜登可能把解除这一制裁作为与我国交换利益的筹码。特朗普在任期尾声对中美关系的破坏，客观上增加了拜登与我国进行外交议价的空间。财新记者：一些观点认为，强调西方式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的拜登，会有更强的动机在涉港、涉疆等中国内政问题上对中国进一步施压，因此中美关系或仍会经历一些动荡。但也有人认为，拜登上台后将优先处理内政、弥补疫情冲击的思路，将使中美出现缓和地缘竞争紧张的窗口，实现双边关系的平稳过渡。你认为这两种情境哪一种出现的可能性更大？阎学通：我认为是前者，即加大对中国的政治压力。在优先处理内政和控制疫情这两件事上，拜登没有争取中国帮助的需求。而强化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对抗，还有利于他防范美国国内政治分裂进一步加剧。财新记者：拜登誓言在上台后带领美国重回多边体系的怀抱，修复与盟友关系，在国际事务中重新扮演领导角色。在此背景下，中国是否会降低自身对国际减排责任、维护多边贸易、维护联合国体制、呼吁WTO改革等多边主义议程的兴趣？阎学通：从外交的角度讲，中美战略竞争就是比谁能得到更多国际支持。如果我国在国际多边事务上改变了多边主义的政策，其结果就会失去现有的国际支持。特朗普执政四年，使美国失去了国际支持，原因就是其对多边事务不关注。这使我国的国际环境有了较大改善。拜登执政后，我国如果在多边事务上不能与欧洲国家保持一致，我国现有的国际支持将会缩小。在对外政策上，特朗普和拜登只是策略不同，目标都是要维持美国的霸主地位。所以对我国来讲，问题则是从应对美国“单边主义维持霸主地位的策略”变为应对“多边主义维持霸主地位的策略”。我认为，应对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比应对拜登的多边主义容易，而且容易很多。特朗普破坏了美国与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关系。特朗普时期，是我国与美国盟友改善战略关系的最好时机。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都改善不了关系，拜登上台执政后，我国与美国盟友改善关系的难度会更大。前景不会特别乐观。对特朗普执政的影响有两种相反的认识：一种是，特朗普执政四年，给我国创造了战略机遇，因此为特朗普下台使这样战略机遇消失而遗憾。另一种是，特朗普执政四年给我制造了巨大困难，特朗普下台使这种困难消失，给我国创造了新战略机遇，为此而庆幸。那我觉得，第一种认识会比第二种认识能让我们更有成功地应对拜登的对华政策。如果我们认为，特朗普破坏美国国际领导地位的时期是我国难以对付美国的时期，现在可把他盼走了，拜登回来了，这回好对付了。我怀疑这种认识是否能真的有助于我们应对拜登。财新记者：你曾提出，在中美两极化的条件下，包括德国、日本等越来越多的国家，都会在中美之间采取“对冲”的战略，在不同议题上采取不同立场，而不是固定地只选一边。但一个承诺将修复美国与盟友关系的拜登政府上台后，会改变其他国家在“对冲”时的平衡点吗？其他方选择与美国合作的领域，是否会相对变得更多一点，并压缩同中国的合作面？阎学通：中美之外所有的国家都想利用中美竞争的机会，关键是能否利用得了。只要中美之间不发生战争，中美的竞争越激烈，这些国家的机会就会越多。因为中美都需要第三方的支持，他们可以利用中美之间的矛盾，服务他们自己的利益。美国的传统盟友会在一定程度上利用拜登重新改善和他们关系的政策。比方说，他们会要求拜登取消过去特朗普政府在军费分摊等问题上施加的压力。与此同时，他们会一面利用跟中国进行经济合作，对拜登政府造成压力，迫使其做出更多妥协；另一方面，他们在安全上会尽量向美国靠拢，从而对中国施加更大压力，让中国对其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未来，中国和美国面临来自第三方的压力都会越来越大。现在第三方都在抱怨中美竞争给他们造成选边的压力太大，但其实第三方们的对冲政策给美国造成的压力也不断上升，使中国和美国不得已都得对第三方妥协。拜登上台后，美国传统盟友与美国的关系应会有所改善，他们的“对冲”战略向美国偏移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移动有多大，则取决于我国的政策。如果我国主动降低与美国盟友在人权问题上的冲突，这些国家向美偏移的程度会小一点，否则会较大。财新记者：有观点认为，美国重回多边主义和重塑与盟友间的强劲关系，并不一定意味着“围堵”中国，反而可能有助于缓和中美紧张关系，因为许多美国的欧洲和亚太盟友都反对自身与中国的经济“脱钩”，因此可以对美国对华政策形成约束，使之避免滑向极端。你认同这种判断吗？阎学通：这种看法似乎逻辑上不自洽。拜登重回多边主义如果不是为了围堵中国，他会采取“开放性多边主义”，即同时改善与我国的关系。目前，他所说的多边主义政策多是排除我国的“排他性多边主义”。排斥中国的多边主义是不可能有助于中美关系缓和的。此外，拜登知道美国盟友不愿放弃中国市场，他可以在同意这些国家保持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同时，共同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这些国家很可能同意拜登的策略，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也需要他们的支持，不愿走向孤立，这样可逼迫我国开放更大市场。因此，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政策只能用于极少数国家，而不可能用于所有西方国家。财新记者：目前欧盟内部以法国为代表的，强调欧洲应在从军事行动到产业政策等广泛领域追求独立运作的所谓“欧洲战略自主”的呼声，正在日益提高音量。你如何看待欧洲国家在对外政策、安全政策上追求一致性步调的前景？拜登对美欧“价值联盟”的看重，以及其上台后加强美欧协调的预期，会如何影响欧洲在中美竞争中的位置？阎学通：二战结束至特朗普执政之前，无论何人在美国当政，欧洲人都坚信美国对欧洲的保护是可靠的。特朗普执政四年弱化了欧洲人的这个信念。拜登会努力恢复与欧洲国家的战略友好关系，但欧洲国家担心拜登之后美国重新由特朗普式的政治人物掌权。因此，在中美竞争中采取对冲战略，仍是欧洲国家的基本原则，但可能会偏向美国多一些。对欧洲来讲，相比美国单极格局，中美两极格局给他们提供的机会大于挑战。中美竞争给欧洲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欧洲国家会充分利用这个机遇，促使中美双方追求其支持，从而提高欧洲的主动权和国际地位。财新记者：近年来在许多大国流行的以个人决策为特点的“强人统治”风潮及这一模式下产生的无序性、随机性，是否有可能随着特朗普政权的结束而淡化？又或者，我们看到例如土耳其的“强人政治”，近期以来在地缘摩擦的军事冒险中获得一定回报，且国际社会对此基本无力制衡。这是否将鼓励其他区域强国的领导人起而效尤？阎学通：我在去年出版的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一书中就讨论了这个现象。个人决策已经成为一种国际风潮，因此特朗普一人不执政并不能改变这一潮流的影响。大国对外政策反复无常，众多国家在中美之间采取对冲战略，这两点都意味着国际政治的不确定性将不断上升。今后十年内，国际体系的无序性会更加明显，国际秩序更加动荡，不履行国际规范，违背国际承诺的现象会越来越多。国际关系虽然不太会倒退到冷战，但逆全球化和网络碎片化的趋势难以阻止。我在2013年出版的《历史的惯性》一书中预测，将来在中东地区，外部大国不会是主角。我当时预测，十年之后，中东的主角是土耳其、伊朗、沙特、埃及、以色列等地区大国。由于中美都不介入中东事务，所以给他们留下了主导地区事务的空间。财新记者：大国不再介入是不是也意味着，区域一级主要玩家所主导的冲突，不会轻易造成大国间的冲突？阎学通：世界大战没有发生的可能性。区域的冲突就局限在区域内部，扩散到区域外的可能很小。不过，区域冲突将不断发生，而没有解决的可能。财新记者：你在许多公开演讲中都提到，如今中美之间发生热战的几率不是很大。但你最近也提及，台海问题可能是中美之间最迫切需要管理的一个分歧点。拜登上台后，你认为中美会如何管理台海分歧？阎学通：核武器是可以防止中美之间进行直接战争的，核武器曾防止美苏陷入热战，防止印巴军事冲突升级为战争，还防止了美朝因朝核危机发生战争。正是由于中美都不敢发生核战争，所以在台湾问题上，双方的做法都是将“不让战争发生”作为自己的底线。现在特朗普在涉台问题上所做的一切，都没有导致战争，所以拜登会认为这样做是安全的，不会在现有的基础上退回去，只是“再往前走多远”的问题。我认为，拜登在现有基础上往前再走一些小步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比如，增加售台武器数量、扩大与台当局军事合作的规模等等。不过，这些都是程度变化，不是性质变化，这种变化没有引发战争的危险，符合双方在对台政策上的底线思维。拜登上台后，台湾问题会给中美关系制造更多麻烦，但不会成为中美之间的核心问题。核心问题是双方能否对中美关系的性质达成共识。双方都不会相信对方所说的话；不会以对方宣示的政策为判断依据，从而不会根据政策宣示做出反应。这意味双边关系的不确定性会增强。相对于现在的情况，冷战时期美苏对于对方的政策宣示是非常认真的。当时他们认为，对方公开宣示的政策是真的。现在中美双方却都认为，对方公开宣示的政策是不可信的，只能依据对方的行为来判断对方的实际政策是什么。在中美这样的大国竞争中，如果双方不能做到政策上坦诚相见，就没法管理双边的战略竞争了。财新记者：在身上带有鲜明冷战烙印、对俄罗斯长年怀有疑惧的拜登上台后，中国是否会相应调整自己的对俄政策，避免美方升高对中俄可能结盟的疑虑？阎学通：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已多次拒绝了俄罗斯关于建立同盟的建议或暗示，俄罗斯现在也已经失去了与中国建立同盟的期昐。美国对此非常清楚。奥巴马时期就有美国学者提醒美国政府不要对俄罗斯施加太大压力，以免俄罗斯与中国结盟。然而，美国政府清楚，无论对俄罗斯施加多大的压力，因为中国坚持不结盟原则，中俄就没有建立同盟的可能性。财新记者：特朗普任内十分看重的朝核外交，在拜登上台后是会迎来新的机会，还是可能遭到进一步搁置？阎学通：我认为朝核问题已经结束了，以后没有什么朝核问题了，也就是说朝核再也不会引发战争危机了。朝鲜已经停止核试验，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必要搞核挑衅，因为挑衅只会招来更多经济制裁，不利于朝鲜实现它自己制定的战略任务。在对外关系方面，朝鲜面临的现实任务是对韩关系。朝鲜并不期待美朝关系正常化，美国也不期待。财新记者：今年上半年以来，中印边境地区屡次爆发冲突，并且较为罕见地造成了人员伤亡。中印之间这种紧张对峙的态势，在美国政权更替后还会持续下去吗？阎学通：从现在看，拜登执政之后，中印关系向好的可能性比特朗普时期更小。拜登上台后，或许不会再使用“印太战略”这个词，但拜登对印度的重视程度可能超过特朗普。因为特朗普对印度的主要关注点还是在打开市场，他对印度进行贸易施压。拜登对拉近印美关系的动力可能大于特朗普。拜登对印度的市场本身就没兴趣，拜登政府对印度的主要需求将是政治和安全上的。他会更重视印度的战略作用。在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时，拜登很可能提出，保持印度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但不给我国发展中国家地位，从而在战略上拉拢印度。财新记者：你曾指出，崛起国成功的关键，在于有一个按照普世道义制定外交政策的政治领导；中美谁能赢得未来10年的战略竞争，取决于谁能比对方进行更有效的改革。在你看来，左右中美竞争的最关键改革将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才能保持中国改革的能力和持续动力？阎学通：中美竞争处于数字时代，即在数字技术创新方面具有优势者将赢得这场竞争。中美两国谁的数字创新能力增长速度更快，取决于双方政府谁比对方制定出更有利于增强数字创新能力的政策。这意味着，改革能力将主要体现为数字战略思维能力，吸引全球科技人才的能力，进行数字经济国际竞争的能力，网络开放能力和制定全球数字技术标准和网络规范的能力。若要保持中国的改革能力强于美国，就需要比美国更开放，更大胆地引进国际人才，比美国更多地进行体制改革。数字时代的竞争是全球性的，我国如果不对他国开放数字市场，就难以进入他国的数字市场。数字技术创新是自下而上为主的创新，因此实行体制改革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的科技创新力。财新记者：近来中央提出的诸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构建跨部门跨体系的“大安全格局”等新决策，会对中国的持续开放和创新能力带来哪些变化？在开放与安全之间应当如何拿捏尺度？阎学通：安全只能是相对的，绝对安全是不存在的。任何创新都是有风险的，如果以绝对安全为战略目标或战略原则，其结果必然是阻碍创新。小布什政府当年在反恐问题上追求绝对安全，结果是长期陷入中东地区的战争。因此，要在加快创新和保障安全之间要保持平衡，就需要坚持不以绝对安全为政策目标。我个人认为，我国不同领域面临的安全威胁是不同的，即有的领域严重，有的领域不严重，因此要根据每个领域的具体情况制定安全政策。目前中国在开放网络上的安全顾虑过大，对科技创新已经构成较大障碍。为了加快提高中国数字创新能力，一定程度地开放网络是当务之急。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也存在过度的安全防范，甚至产生恐惧圣诞节的心理。中国在什么方面不安全？我觉得，我们在数字技术创新方面的不安全在上升。当美国在数字技术创新竞争注意力不那么强时，我们可能趁机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但现在，美国在数字技术创新方面投入大量精力，包括对我国5G技术的国际遏制，组建排斥我国企业的6G联盟、压缩我国数字技术的国际市场等等。当下，我国在这数字技术竞争中失败的风险在上升，如何确保我国数字技术领先以及如何保住我国数字技术已有的国际市场正在成为严重的安全问题。安全包括三个要素：外部的威胁，主观的恐惧和事物本身的不确定。在数字技术领域，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安全问题是外部威胁上升，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面临的最大威胁则是恐惧心理上升。也就是说，改善不同领域里的安全问题，要对症下药，而不能一刀切。此外，客观安全威胁的上升对所有崛起大国都是必然的，因为大国崛起的过程就是利益拓展的过程，在全世界利益拓展得越多，需要保护的利益越多，面临的安全危险就越大。对我国来讲，利益拓展的安全危险主要在国外，不是在国内。也就是说，我国在海外的利益增长速度非常快，但我们保障海外安全利益的能力跟不上。我国需要加强海外安全保障能力的建设。财新记者：中国在加强保护海外利益的过程中，如何尽量避免正面冲撞东道国或该地的区域大国的利益？阎学通：维护自己在海外利益的方法，首先是跟当地国家的政府搞好关系，其次是避免当地社会对华人产生仇恨心理。由于我国军队尚无到世界各地保护我国海外利益的能力，依靠当地政府成为非常必要。而减少当地人对我国在当地军事、经济、政治利益的反感，就会减少发生冲突的危险。崛起过程让他国不产生一点反感是不可能，任何国家在海外拓展利益拓展都难免带来反感，问题在于怎样设法让这类反感弱一点，不引发重大冲突。财新记者：已经历时7年的中欧投资协定（CAI）谈判，在今年明显提速。尽管双方围绕数字科技等市场准入、可持续发展、劳动权益等方面的分歧仍然存在，但中欧领导人都对年底完成谈判释放出了积极信号。结合此前中国已经带头完成RCEP谈判、开始表现出参加CPTPP的兴趣，以及展现愿解决中欧投资协定谈判难点的意愿。这么看来，中国是否已经确定走上一条追求更高水平开放经济模式的道路？是否还存在回潮倒退的可能？阎学通：中国政府提出走高水平开放经济模式道路已经有几年了，但是扩大开放程度的空间仍然很大。2013年在上海成立的第一个自贸区就是要搞高水平开放经济模式，但七年下来，在上海自贸区试行的政策并未能在全国普遍推广，而是在许多省建立了自贸区。高水平开放经济模式的标志应是没有自贸区，即全国统一的开放政策，全国就是自贸区。这就是为什么高水平开放的发达国家是没有自贸区的。目前，逆全球化、供应链国内化和缩短化已成为趋势。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的困难将增加，如果没有极大的决心，就排除不了对外开放倒退的危险。例如，外汇管制将更加严格还是走向宽松，进口外文图书限制更严还是放松，都是衡量更加开放还是更加封闭的标准。能否走上高水平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政策。财新记者：你曾指出，中美两国都有意限制竞争蔓延到意识形态领域。但近一两年来，美国跨党派人士中认定中国正在输出意识形态或自身发展模式的指控日益高涨。中国应该如何有效回应这种指控，以避免中美的竞争从经济、技术领域进一步扩大化，并蔓延到第三方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美是否还有任何动力去学习对方体制的有益处，或共同制定新的国际规范？阎学通：自今年7月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多次宣告不与美国进行意识形态之争，然而美国恐怕不会停止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之争。在美国坚持搞意识形态之争的情况下，我国面临着能否坚持不搞意识形态之争的考验。特朗普在新冠疫情之前无意进行意识形态之争，但疫情发生后他改变了这一政策立场。拜登执政后会更加强调进行意识形态竞争，除了民主党的意识形态立场之外，拜登团队会认为进行意识形态之争，美国的优势比中国大。因此，美国不会放弃意识形态之争。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中国特别需要坚定不进行意识形态之争的基本原则。无论美国如何单方面搞意识形态之争，只要我们不接茬，就能有助于防止冷战的发生。不搞意识形态之争将有助于我国赢得中美数字战略竞争，有利于我国争取最多的国际创新人才来华工作。财新记者：在今年疫情溢出国境之初，中国对欧洲的医疗物品捐助或出售过程，曾引起所谓的“口罩外交”争议。接下来，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合作对象的疫苗跨国供应合作启动在即。中国要如何应对下一波西方或将称中国在搞“疫苗外交”或“疫苗政治”的指责？阎学通：我国利用自已的抗疫成果优势进行抗疫外交，是正确的决策。在对欧洲国家进行医疗帮助时，如果主要从文化角度和科学的角度解释东亚人对于戴口罩的态度有利于防止疫情扩散，而不是宣传中欧抗疫效果不同源于政治制度不同，就不会发生这种适得其反的效果。自今年7月以来，我国政府已多次讲不搞意识形态之争，不输出意识形态。如果能够在今后的疫苗外交中，不附加意识形态色彩，疫苗外交取得正面效果的可能性就大，否则可能性就小。财新记者：应该如何理解中国政府提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的发展战略？这背后的主要考量是什么，是不是也和近年来中国面临来自美国日益增大的外部压力有关？阎学通：我没有做过经济问题研究，难以回答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政府提出双循环以内循环为主，就是说对外合作今后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我国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消费型，是政府在2010年就提出来的。当时，中国曾有高达百分之三十几的经济增长依赖对外经济，从战略意义上来讲，这对任何一个大国都是不合理的。所以在2010年初政府就提出要改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消费型。经过十年的努力，我国取得了明显的成果，这表现为我国抗住了美国对我国发起“脱钩”、搞贸易战。我认为，这是2010年及时发起经济转型的功劳。对一个大国来说，无论外部有没有制裁和脱钩的风险，都得以内需为主。美国和日本长期保持内需经济占80%或更多，就是防范经济相互依存的脆弱性所带来的安全危险。学界认为，将对外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维持在9%，是理想状态。为什么2010年提出经济发展转向内需主导型？就是因为我国对外经济的占比一度达到34%，风险太大了。这么大的对外经济依存度如同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使我国警觉起来，2010年就开始采取行动了。财新记者：在你看来，历史将如何铭记2020年这一年？从国际政治角度来说，今年发生的种种，是否标志着国际秩序体系的某种变化的开始？阎学通：2020年将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样成为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历史标志。从国际政治角度来讲，2016年的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是逆/去全球化的开始，疫情只是加快了逆全球化的速度。不过，由于疫情对普通人的生活影响极大，因此人们很可能把这一年当作逆全球化的元年。逆全球化作为国际秩序的主要特征会持续十年甚至更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