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董仲舒天人思想｜城与邦

作者｜玉宣

简介｜业余政治哲学爱好者

兴趣｜法律哲学、中国思想史

编辑｜黄麒瑄

本次专辑如专辑（一）开头介绍所述，目的在于理解中国古代思想中运用“天”这一元素的政治论述之特色，我们则以在一般著作或教科书中被视为较具影响力与典型的思想家董仲舒作为研究对象，期以理解“天”这一要素如何作为一政治学说的基础及其建构形式。

本次专辑三篇文章，除了旨在理解中国古代思想史中与“天”相关的政治论述中一较为重要的学说，作一展示的尝试。次，就董仲舒研究来看，本文如同其他学者对于董仲舒思想的研究认为，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在于通过对于“天”与自然世界的世界观建构，描述了一种“天”与自然世界互动的理想世界，而人作为这一世界的一分子，又是如何受到“天”的规范与影响。尽管在许多论及董仲舒的专书与研究论文中，天人关系一直是无法回避的议题，但笔者认为较多研究存在两个现象，第一，学者们较为热衷探讨探讨董仲舒的“天”观念，而较少探讨其学说中人的问题，而对于人的问题之探讨又多集中在人性问题的争论（例如性一品或三品、人性的性质），[1]较少将天人两端并置讨论，或从天人关系的角度去辨析董仲舒的人性观。第二，学者们多着重于董仲舒在天人感应的建构形式中“天”意志的特质或感应原理，而较少关注其天人思想的具体运用，即灾异学说的内容。

本次专辑，则是从这两个现象上出发，并结合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认为达至理想政治的认知顺序，分别探讨董仲舒思想系统中“天”观念、天人学说与灾异学说。

第一篇文章，笔者探讨了董仲舒天人思想的形成背景，以说明其思想的历史位置，并借由分析《春秋繁露》中关于“天”的论述，从其对“天”意志的论述，归纳其学说中“天”对人的意志展现为“成民之性”（成就人民的善性）。

第二篇文章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董仲舒对“天”与现实政治制度之间的探讨，探讨政治制度中天人关系的体现，二是董仲舒对于政治秩序产生的论述，“天”的意志“成民之性”产生的政治秩序（君王政治）及其核心活动目的（民性与王教）出发，探讨董仲舒对于理想政治的建构论述，包含了人性问题的探讨，以及对这一理论逻辑的检视。

第三篇文章则是探讨董仲舒灾异学说，包含三方面的讨论，一是分析董仲舒灾异学说的基本架构。二是考察其灾异学说的具体运用，以《汉书・五行志》的相关记载为研究材料，检视其灾异学说与实际运用的差异。三是对其天人感应原理的探讨，从学者们对董仲舒灾异成因原理的探讨出发，除了指陈相关批评的理论困难外，亦从既存文献中董仲舒对于成因辨认困难的回答中，试图指出灾异学说背后藏存的理论意图。

这三篇文章的构成，则旨在呈现出董仲舒天人思想的理论目的，即以当时流行天人感应的观念，借由“天”这一要素如何较为有机地结合传统圣王教化、圣人之教等观念，呈现出儒家仁政对于理想君主的要求，尽管所谓“天戒若曰”的传统宗教信仰观念在现代看来实不足以承担现今政治理论中对权利制衡与监督的功能（实际上在古代实际产生的效用也相当有限）。

一般对董仲舒天人思想的看法认为，董仲舒将天人感应应用于政治中，形塑出了一套维护君王权威的学说，维护君王政治的合法性，进而维护汉朝的政权合法性。这种说法，虽然从董仲舒的理论上来，看有其合理之处，但仍对于我们理解董仲舒天人思想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有所不足。

本专辑对于董仲舒天人思想的探讨，如前所述，目的在于回答两个问题：（1）董仲舒为何将“天”作为其学说的基础，这一学说又是如何以天人关系来思考政治，以及在这一学说的指导下人应当如何实践良善的政治生活。（2）董仲舒的天人学说背后的理论预设及其意图为何。在一系列探后，我们已足以回答这两个问题。

首先，董仲舒为何将“天”作为其学说的基础。[2]本文认为，董仲舒之所以将“天”作为其学说的理论基础，实有其时代流行的影响，秦汉之际，五德终始说风靡于政治与学术，影响了时人对于天人感应、灾异、五行、德行等观念的接受，董仲舒自不外乎于此，但董仲舒的理论建构却与此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其中最大的差异在于，以道德来解释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与灾异，而非五德终始说强调的不可抵抗的时运变迁。对于异象与灾害的出现，董仲舒以道德来解释天人感应的观念，强调了君王自救自省，而非是对于自然世界中世气变化等现象的被动接受、兴衰不可改变，可以说，董仲舒的理论对于政治德性有着莫大的鼓励，君王可以积极作为。从这一点来看，董仲舒的学说，突出了君王（或统治者）自身努力的作用。

在董仲舒天人思想中，他以“天”以宇宙论的建构形式，将儒家传统中的仁政思想等观念置入了政治之中，将“天”解释为一理想的道德楷模，并结合了传统的受命观念，将天人关系阐述为一种亲缘关系，以子承父志、“天”选立一君王这两项设定，将君王政治（或说政治）的诞生，归之于天人关系的呈现，将政治理解为“成民之性”的事业，以成就人民善性为政治的核心目的，展现出儒家教人淑世的理想。在其天人思想对政治的理解下，理想政治中的良善生活，即是通过君王教化（或说政治）来培育人的品德，修养德行，以成就人的善性。

董仲舒借由对天人关系的设定，赋予了儒家传统的仁政思想、教化思想、圣王教化等观念在政治结构中的本体地位，在政治上给予了一必要的地位，借由“天”的权威与当时流行的感应观念，避免了先秦儒家在推广儒家的传统理想中会触及的效益问题之争论（即兴邦强国时采取何种方式更为有效），这是董仲舒之前的思想家未曾触及的理论探索。

其次，董仲舒天人思想的理论意图，是否诚如徐复观所述：“董氏的天的哲学，实际是为了支持他的政治思想而建立的。”[3]本文肯定这这一看法，根据董仲舒天人思想的理论架构，其对于“天”理想楷模的设定与理想政治的理解，其天人思想的具体落实，无一不是其儒家传统的仁政理想体现。但学者们在评论董仲舒的天人思想或政治思想时，则对于其理论采取较为消极的态度。

徐复观在评论董仲舒的思想时，采取了一较为悲观态度，他认为董仲舒的学说目的在于解决当时专制政治的两大问题：政权合法性、严苛的刑罚，但其“天”的学说建构并未解决这两个问题，只助益了政权合法性，实为一“助成专制政治的历史中的罪人”。[4]其他学者在评论董仲舒的思想时，不少也以董仲舒的思想与汉朝政权的关系着墨。如周桂钿在评论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时，则将“大一统”视为其政治哲学的核心，其学说的目的在于抑制诸侯势力、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同时限制皇帝的个人私欲与至高无上的权力。学说亦然是服务于汉朝的政治制度。[5]中国大陆较早期的研究者，任继愈等编写的《中国哲学发展史》评价董仲舒的思想上，亦是同样的看法，认为其学说建构的目的有服务于汉朝的政权。[6]然而这些中老一辈的学者对于董仲舒或其理论与政治之间关系（或论其“大一统”说法）的评论，多出于早先官方哲学的历史叙事定调，或出于自身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专制政治的某一悲观态度，对于董仲舒的政治论述采取较为消极的看法，较少去从其理论自身的侧重或该思想系统在思想史中的位置着手 （即与其他学说理论的比较） 。

学者们对于董仲舒理论架构的理解，尤为精确，但在评价其功过上，似犹可商榷。笔者认为一个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或关于政治的论述），其目的即在于阐述一可供人借鉴的理想的政治状态，或欲解决特定的道德问题。学者们在评论一思想家的理论时，若以历史之现实去发挥，似有不公。首先，徐复观在评价董仲舒时，只以董仲舒天人思想对于“天”、君、民三者阶级的设定去论，认为其学说助益君王的统治，有以历史现实苛责思想家的问题。笔者认为，若君王接纳董仲舒学说中有利其统治的部分，而忽略董仲舒学说中大量对于君王品德与施行仁政的要求，这应是思想家的非战之罪。

其次，徐复观、周桂钿或中国大陆较早期的研究者将董仲舒思想评价为助长专制政治、服务汉朝，这种评论也似有忽视董仲舒思想的目的与缺少同情同理的问题。回到董仲舒天人思想的整体架构上，如前所述，董仲舒天人思想在政治上的呈现，是以天的意志“成民之性”为主轴，并以此将政治秩序理解为帮助人民成就其善性，周桂钿以“大一统”视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笔者看 来 似乎未从其政治产生的原因考量。徐复观所谓的“助成专制政治的历史中的罪人”，或周贵钿与中国大陆早期的研究者将其学说是为服务于汉朝的政治，这都似乎缺少了同情的角度，未能站在思想家所处的时代看待其理论的建构，一是忽略了思想家生处时代的局限，二是忽略了董仲舒的理论中诸多对于君王的要求、“天”作为君王理想的道德楷模之涵义，这两个特色都是同时代的理论较所少论及，但董仲舒却大加用以劝戒君王的用心，因而多多少少有以今苛古的问题。对于董仲舒与专制政治的问题，我们须以同情同理的角度看待，诚如韦政通所述：

-Fin-

注释

1. 许多关于董仲舒的研究专书不乏论及董仲舒的人性论或相关论题，但近年仍有不少学者发表期刊文章探讨董仲舒的人性论，如以董仲舒的人性是何种性质的问题，便不少学者发文商榷，例如，陈静：〈如何理解董仲舒的人性思想——从“人⋯⋯有善善恶恶之性”的断句谈起〉，《中国哲学史》第3期（1997年）；陈延庆、冯希华：〈论董仲舒人性论的逻辑结构〉，《临沂师范学院学报》第23卷第3期（2001年6月）；曾振宇：〈董仲舒人性论再认识〉，《史学月刊》第3期（2002年）；陆建华：〈“中民之性”：论董仲舒的人性学说〉，《哲学研究》第10期（2010年）；周春兰：〈“性未善”：董仲舒教化思想的逻辑起点〉，《衡水学院学报》第12卷第5期（2010年10月）；黄开国：〈析董仲舒人性论的名性以中〉，《社会科学战线》第6期（2011年）；康喆清：〈董仲舒人性学说的重新诠释——对“性三品”说的质疑〉，《前沿》第18期（2011年）；黄开国、苟奉山：〈董仲舒的人性学说并非是“中民之性”〉，《衡水学院学报》第15卷第6期（2013年12月）；王琦、朱汉民：〈论董仲舒的人性论建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1卷第5期（2014年9月）；黄允仁：〈《春秋繁露・玉杯》之“善善恶恶”辨义：兼论董仲舒人性论的融贯性〉，衡水学院学报》第18卷第6期（2016年12月）；陈福滨：〈董仲舒人性探究〉，《衡水学院学报》第20卷第6期（2018年12月）；周炽成：〈董仲舒人性论新探：以性朴论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9卷第277期（2019年）。

2. 董仲舒的学说繁多，囿于学力与篇幅，本论文仅探讨了董仲舒对于政治秩序的基本观点，以及灾异学说，廓清其天人思想的基本结构。搁置了对董仲舒其他学说与中天人思想之间的关系，如春秋学的源流与转变、历史观，这些研究待日后展开。

3.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页255。

4.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页183-184。

5. 周桂钿：《董学续探，董仲舒评传》，页15。

6. 任继愈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页359、362-363。

7. 韦政通：《董仲舒》，页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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