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入伍后，我成了部队里的“糊涂蛋” | 三明治

进新兵连的第一天我就挨罚，原因是对班长笑了。

我们是晚上11点才到新兵连，等点验完毕分配到班，屋里人早已熄灯睡觉。我小心翼翼地把东西塞进储物柜，可塑料袋还是会发出声响。门口的下铺撑起身子，示意我小点声。我赶紧凑合收拾完，摸到空着的上铺睡觉去了。

还没搞清楚新兵连是怎么回事，第二天一早我就跟着开始训练，连跟屋里人说句话的时间都没有。训练结束我在走廊准备展示我的“礼貌”，哪晓得刚咧开嘴就被人回了句：“谁让你笑的？去水房对镜子笑，看看你有多美。”

我愣头愣脑地对着镜子笑到脸僵硬，对电视剧里青春靓丽女兵生活的向往也瞬间化为泡影。集合的时候，那位下铺问我刚才去哪了，为什么不跟她报告。我又傻眼了，不禁“啊”了一声，这才知道她是我们班长，而罚我的那位是其他班的班长。班长一脸严肃地说，“啊什么，去抄200遍。”

原来在部队还不能说语气词。

从此，我在“试错”中开始了军旅生涯，也成了臭名昭著的“糊涂蛋”。

我在部队家属院长大，自小有个从军梦。而作为独生子女，最向往的就是部队里浓浓的战友情，可这集体主义的形成实在是个痛苦的过程。

小时候犯错被大人罚都是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可在部队却是“一人犯错，集体受罚”。作为缺心眼的“糊涂蛋”，我几乎把所有的忌讳都挨个犯了遍，这些糗事收录成册可以取个名叫《我上铺的猪队友》。

当天训练完，连里拉铃，值班排长通知大家“洗衣服”，我想时间已不早，顺便把牙刷了，就把牙具放进盆里，没想到在走廊被值班排长拦了下来。她问“你盆里装了什么？”我疑惑地回答“衣服、肥皂和牙具”，她说“我通知的是洗衣服，你是哪个班的？都别洗了。”因为我，全班人臭哄哄地待了一晚上，第二天还要继续穿汗馊了的衣服。

对新兵连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紧急集合，要求4分半，我永远都是5分钟，这意味着我们班永远是挨练的倒数第一。我也不想连累大家，练完睡前的一百个俯卧撑、一百个仰卧起坐、一百个深蹲起、背完条例，已经将近24点了，这是我开始加练紧急集合的时间。即使退伍那么久，我还记得走廊的白灯光、沉重的假枪、混合汗渍和灰尘的被子，还有那捋不顺的背包绳。我总觉得自己能像许三多一样勤能补拙，但可能有些东西真的要天赋。

我大学毕业入伍，在班里年纪最大。可因为从小是被父母保护的书呆子，我的业余时光都是在辅导班里度过，一不会干活，二不懂人情世故，我反而成了最需要被帮助和包容的那个。

我的同年兵都非常可爱，她们不仅要完成自己的训练任务，还要帮班长做事，还需要包容我时不时闯的祸。我因为被子丑被批评，好几个人自发地挤时间为我整被子。我们从起床到出早操的时间并不多，很可能耽误点时间连厕所都来不及去。我跑步不及格，在最后考核的时候，同年兵牺牲跑前几名的机会拉着我跑过及格线。我匍匐前进学不会，同年兵一遍遍示范教我，我终于勉强合格。那些明明比我年纪小得多的女孩子，像大姐姐一样照顾我、包容我，我这个“独”惯了的人真的体会到“集体”的意义——你的事就是大家的事，一个都不能少。

记得新兵连结束的时候，我一个同年兵泪流满面地抱住我，担心我下连后照顾不好自己。这三个月的甘苦与共，让素不相识的我们有了过命的交情。听班长说下连后的主要任务是训业务，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发挥“书呆子”的特长，不能再做倒数第一了。

还记得下连那天是平安夜，我们围坐在俱乐部里，分享班长们亲自做的大蛋糕，我们的床头挂着圣诞袜，还有一个装着文具的储物盒。说来惭愧，当兵前我从来没整理过自己的衣服，因为第二天穿什么我妈妈都会放在我床头，我每天在家只要负责学习，其他什么都不用干。所以第二天，我们要收拾下连的东西和放在储物柜的东西时，我连什么季节应该留什么衣服都不知道，就模仿着同年兵收拾。

我是个需要备忘录来提醒自己的人，没有了手机的提醒我的生活完全失控。只凭班长口述一遍，我根本记不清连队的作息还有细枝末节的注意事项。因为记不清开饭时间，我常常会集合迟到，或者内务没到位就出门。而且我记不清自己鞋子放上柜还是下柜，也记不清帽子放在哪个格子柜。因为跟班长上下铺，我竟然错穿了班长的作战靴，错戴过班长的帽子。但班长不相信我是无意的，她觉得我在紧急状况下就不顾别人的死活，自此埋下了她对我的质疑。

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有次大扫除，我负责整理衣服，一个很优秀的同年兵把衣服挂反了，我开玩笑地说：“XX原来也会把衣服挂反啊。”，我当时有种终于能帮到别人的感觉，正准备帮她调整，忽然班长走过来问我为什么嘲笑别人。那天我被要求对着衣服重复那句话，直到大家吃完零食收拾完。可能因为破坏了班长对我的第一印象，所以我的一句玩笑都会被误解。

还有一次是我的被子在卫生检查中被批评，作为模范连队我们的内务也必须是第一，任何导致扣分的人都是连队的罪人。班长让我中午别睡觉、下午不学业务把被子整明白，可我的被子角永远都合不上。不仅如此，如果被子整不明白全班都不能午睡。我感觉同班人的愤怒要把我射穿了。我们每天凌晨才睡，还要背业务、练体能，任何的休息都是续命药。

新兵班的我陷入恶性循环的泥沼，因为行为管理挨练耽误了业务的学习。我们的业务学习主要是机关号码和人员编制，对于我这个书呆子来说，最大的惩罚是不让我学习。还记得有次被罚站教室外不给背号码，我痛苦得想撞墙。因为每天训练时间有限而每次考试都要排名，落下任何一点学习任务都意味着新业务来不及学，而考试成绩直接关系到周末能不能去服务社。长期考不了好成绩的我，甚至面临卫生纸和笔芯用完而没法买的窘境。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新兵连下连早的人，班长会给她们用尺子划好被子折叠的线，所以从一开始被子的上下片就能合得上。而我这两年的命运就像我的被子，一开始形没打好，接下来永远是坎坷。

如果说这世上真的有一见如故，这大概就是我师父给我的第一感觉。

我们有两个带兵班长，一个五年兵，一个三年兵。每个新兵练单飞（通过考核可以独立接电话）的时候都会被分配一个班长进行指导，称呼为“师父”，五年兵班长是我未来的师父。从坊间听来有关她的故事真是充满传奇色彩。她曾以全军区前三的成绩考上军校，却被关系户挤了下去。本来在工作轻松的查号台，却因为连队需要主动请缨加入长市台（查号台只负责查号，而一号台和长市台需要接转电话）。她第一批单飞，而且还把同年兵带单飞了，这个同年兵后来成了长市台的领班之一，也成了我师父的“护花使者”。

我师父特别喜欢笑，她一笑，天都亮了。她是个随和的人，会耐心回答问题，而且不会用规矩和威严给我们施压。她就像个邻家大姐姐，让人忘记自己身处森严的军营。

部队对手机的管控是非常严格的，我们新兵更是只有在周日大扫除后能用下手机，而我因为入伍时还带了另一个停机的手机，分手机时我把它放在裤兜里忘记拿出来，等下午扫完马路换军装准备开饭才发现。当我摸到那个手机，冷汗“刷”地流下来，这件事足以让我背处分。要知道大班长晚上如果被抓到用手机都要写检查，更何况我一个新兵竟然把手机在身上带了一天。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跟师父讲了事情的原委，把手机拿给她，并做好被处分的准备。没想到她摸摸我的头，把手机接了过去，说道：“没关系，我相信你不是故意的。”我泪眼模糊地看着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不擅言辞，只是说了句“谢谢班长”。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班长，您可以做我的师父吗？”她噗地笑了出来，“可以啊，但只有业务最好的才能当我的徒弟哦”，我看着她，重重地点了点头。

因为在新兵班，我的基础业务落下很多，所以刚下台站时我的成绩依旧是倒数。但我利用所有的时间背号码：看新闻、读报、开会、政教课、看电影和休息，很多人觉得我在装样子，我也不指望能立刻成为前几名。很快，全台站的前几名成为了第一批单飞的种子选手。我们在背业务，她们已经上机学习，看着她们讨论机上的业务并练习键盘操作时，我渴望能早日加入她们。随着新业务学习的结束，我们开始进入总复习，那些日思夜想的号码似乎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新兵班落下的800个号码，现在已经逐一突破、找到背诵规律，而新学的机关编制，我也烂熟于心。一次随堂测试，我竟然全对！同年兵都惊呆了，我在惊喜的同时却有一份意料之中的笃定。自此以后，我的成绩没跌出前三，而我也成了第二批单飞的种子选手。

我师父后来跟我说，刚下台站时她就看出我是个实诚孩子。虽然我没眼色、做事迷糊，但心思一直在业务上。我问出那句话的时候，她已经做好决定：即使我永远倒数第一，也会收我作徒弟。她那时的回答，只是想激励我罢了。

在部队，上级随口的一句话都是命令，如果你有自己的意见或者感情用事，只能被看作缺乏执行力，在晋升之路上轻易就被淘汰掉。而我们这个皇城脚下的优秀连队，相比别的连队有一个特权：优秀士兵提干，因此连里大部分人的目标就是一个：提干。有些人为了这个目标忍辱负重十来年，有些人错失机会愤然退役，也有些人看破了这个围城选择考学离开。

在暗流涌动的连队，我师父就像旁观者。她没有什么晋升欲望，从来不刻意讨好上级，只是尽力地做好本职工作，愉快地享受人生罢了。因为没有欲望，所以没有烦心事，才有毫无杂质的明媚笑容。她的经历跟我倒有几分相似，同样迷糊，同样爱学习，同样没有欲望。

从新兵班开始，我就像过街老鼠一样人见人厌，行管差、业务差，所以我几乎没有朋友。因为业务差所以去不了服务社，周六晚上所有新兵在俱乐部看电影吃零食的时候，我常常坐在最后几排，身边只有一个水杯，就着投影仪的光偷偷背号码。我们两个台站的新兵是分开坐的，平时也在不同的班级、不同的训练教室、学习不同的业务，基本上没有交集。可是，在我闷头背号码的时候，一号台的彤递了一筒乐事薯片给我，自卑的我红了脸，不敢接也不知道怎么回应。我心想，你不知道我是人人避之不及的晦气虫吗？你为什么愿意接近我？不怕被人嘲笑吗？她笑了，把薯片塞我手里，说道：“再好学也别废寝忘食啊，这电影挺好看的。”

我忽然就理解了，为什么珍妮坐在阿甘身边时，阿甘觉得她是世上最美的姑娘。

我跟她打开了话匣子，这是我入伍以来第一次跟人畅谈，我聊起入伍前的大学生活、聊我爱看的电影、爱听的音乐、参加过的活动。她似乎就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们只是在不同的专业选了相同的课，我甚至忘了自己的处境，好像掉入了魔法时空，那些纠缠在我身上的惩罚、偏见、恐惧和担忧一下子消失了。

此后，我最盼望的就是周六晚上看电影，她是唯一一个能平等地听我絮叨的同年兵。我就好像荒岛的鲁滨逊，终于找到可以说话的对象。她的到来，让我不再孤单，背号码有了伴，洗澡有了伴，周日叠被子也有了伴。她同我一样爱学习、爱文艺、有书生气，但她做事比我明白，人缘也比我好得多。她就像我和同年兵之间的桥梁，把我这个孤岛和大陆连接了起来。

在我无法单飞的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彤尽力地安慰我，她相信我一定会有出头之日。如果没有她，我肯定撑不下去，更等不到曙光的降临。

在我师父退伍后，我终于单飞了，但我们第三批单飞的时候新兵已经跟机。此时，值勤力量已经饱和，而分队的重心更是放在培养新兵上，我们成了尴尬的边缘群体——连队的后勤力量，中午的时候给查号台替班，等开始掉银杏果的时候每天扫三次马路。我们连队的包干区是主干道，平时扫树叶、刷鸟屎，等开始掉银杏果的时候我们需要拿刷子和水壶把果痕清理掉。

这时，尤排的到来让连里生机勃勃。尤排从一号台优秀士兵提干，军校学习两年后回连作一号台的排长。因为在连里臭名昭著，所以班长们并不喜欢我，自然也不会多搭理我，更何况我们做的所有事在她们眼里都是应该的。我那天照常把全班的晾衣架收回来，尤排竟然起身帮我开柜门、把晾衣架放进去，还很真诚地对我说谢谢，我真是受宠若惊。

有天晚上，屋里只剩尤排和我，其他同年兵都上班或跟机去了。我忍不住跟她讲，我想为分队做点事。我新兵的时候最渴望的就是有一份连队指南，把作息和注意事项都囊括进去，少了无效的惩罚就能节省时间背业务，而且我打字快，可以跟新兵分享经验。她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准许我给新兵讲打字课。我整理了一份指南和连队地图给了新兵班班长，希望孩子们能少走点弯路，后来我自己整理教案给新兵们分享了自己的打字经验。还针对打字训练提出了自己的改进看法，尤排也欣然接受。

一个长期受打压的人忽然成了分队的红人，自然人红是非多，而我这个缺心眼的刚好撞上枪口。

跟新兵聊天时我得知，单飞最早的蕙因为先于其他人享受优待而受到班长不公的对待，我就和尤排反映，但讲的时候被同年兵听到，以为我在告同年兵的状来突显自己。新仇旧恨一下子爆发，我彻底成了大家眼中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和不择手段的马屁精。

在我孤立无援的时候，有两个新兵一直支持着我，一个是蕙，一个是我的上铺。不管别人怎么厌弃我，她们一直对我很尊敬，会帮我收晾衣架，会帮我挂衣服，会安慰我逗我开心。有次扫马路，一个同年兵说我扫得不干净要重扫，我上铺就跑过来帮我。还记得有次吃饭，我一个同年兵让我以后不要坐她对面，我的上铺听到了。上铺问我，为什么她们这样对你？我说是我老犯事连累她们，你也别跟我走太近，免得连累你。她说她不怕，她觉得我是个好人。当一个团体排挤一个人，也会感染其他人都排挤这个人。当发展到一个集体都排挤这个人的时候，如果有人为那人说话，等同于背叛这个集体。可我上铺坚持做这个逆行者。

而蕙就像一个陪伴者，每次我在走廊低着头走路时，她总会满心欢喜地向我问好，她的问候就像清泉，洗去我的忧惧。临近退伍，她背着新兵班长偷偷送了我一本封面是梵高《星空》的本子，希望我退伍后继续做个有童心的姑娘。回望这两年，最值的就是认识了这些可爱的人。战友情之所以深刻，就是因为在那么多的不允许之下还有手牵手、不放手的心。

退伍晚会上，我们笑了又哭了。连长动情地说：“你们是一连的人，到哪都是最优秀的。”明明喝的是果汁，我竟然有种借酒消愁的恍惚。又想起初见这连队的情景，人生只若初见多好，可我不后悔。在这里，我被剥去虚假繁荣的外壳，直面自己的不堪。曾有雄心壮志，但黯然退场时也能心平气和。

退伍后我很快找到工作，每天提前到办公室打扫卫生受到同事表扬，被批评惯了的我还觉得不适应。因为当过兵有政策优惠，我顺利考上事业编和在职研究生。如果没有经历那些痛苦，也不会收获当下的幸运。但那个被集体排挤的我依旧在灵魂深处，她时时提醒着我的不完美，时时提醒着我曾亏欠于人。

同年兵们蓄起长发、化起妆，有人继续本科学业、有人找工作、有人考研、有人考公、有人结婚，每个人汇入各自的江流大海。但这两年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我们，不管当时过得好不好日后总会怀念，这就是部队最神奇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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