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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组关于知识、治学的片段式感悟和思考，类似随想录，有思想深度、广度，短小而有锋芒，耐人寻味。
新反读书记
——关于知识、读书、治学
文 | 胡文辉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4年第3期
我很喜欢九方皋相马的故事（尤其是当我出了些小疏漏的时候）。我也很喜欢“杀君马者道旁儿”这句古语。
我发现，这两个跟马有关的“梗”，挺适宜形容我对治学的某些看法。
九方皋相马，把马的毛色弄错了，但他相中的确是千里马。他关注的只是，马好不好，至于马是什么颜色，并不是他关注的问题。读书治学也应这样。材料是无穷的，问题也是无穷的，你的精力必须贯注于你所关注的主要问题，附带的次要的问题，或其他层面的问题，不妨忽略搁置。
“杀君马者道旁儿”，意思是说：你的马跑得快，路边的小朋友纷纷喝彩，于是你尽情地让马狂奔，以赢得更多的喝彩，结果可能将你的马累死。读书治学也应避免这样。你必须按自己的兴趣去做学问，按自己的节奏去写文章，若是为了迎合读者的喜好来做学问写文章，就会疲于应接，无法做出最好的东西。
这两个意思，都有关治学中的精力问题。
知识是外在的，死的；学者的工作，是要将知识变为内在的，活的。
将死知识变为活知识，是意味着，要发现知识与知识之间的隐蔽联系，或在新的观念、新的问题意识之下发现知识的潜在意义，或发现此知识的别样价值以解决彼知识的特殊问题……总之，能活用知识，能将知识由死物变为活物，才是学问的精粹所在。
知识的搜集、搬运、积累，只是学问的初级阶段，是学问的必要条件。真正的学问，应当是知识的化合作用——知识的炼金术。
所有的原始文明，都信奉绝对的神，在那样的精神形态下，信仰、思想、知识是不可分的，是一团混沌。
在古典文明阶段，思想和知识开始从信仰那里独立出来，神仍然存在，但主要是为大众阶级所信奉，而精英阶级则转而信奉绝对的真理（如印度人的“菩提”，希腊人的“逻各斯”，中国人的“道”）。
到了现代文明阶段，知识又跟思想分手了。在这个时代，信仰仍属于庸众，但思想也沦落民间，只有知识高高在上——知识群体信奉绝对的事实。
而在我看来，“绝对的真理”容易流于虚妄，“绝对的事实”又容易流于琐碎，我愿意取其中庸，在思想与知识之间。
我一再讨论过“道术已为天下裂”的问题，也就是知识的分裂状况。可是，再想想，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吧。
知识越是发展，越是进步，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就越是深入，越是精细；但也因此，我们的知识必然越来越趋于专门化，越来越划分出更多更小的门类，知识的分裂状态也就不可避免了。说到底，知识的进化和分化是不可分的，它们是同一个发展进程的两个面相。进化就是分化。如果进化是无穷尽的，那么分化也是无穷尽的，差异和区隔也是无穷尽的——生物如此，知识亦如此。
对于认识世界，在古人的时代，问题在于无知，在于知识太少；而在我们的时代，知识就在那里，问题在于知识太多，以至于我们无法掌握它。对于知识，当我们拥有了它，同时也失去了它——我们能拥有的只是知识的碎片而已。这就是人类知识的悖论吧！
据说数学家最杰出的成就几乎都是三十岁以前做出来的，三十而立，其创造力就开始衰退了（国际两大数学奖之一的菲尔兹奖，就只授予未满四十岁者）。围棋界过去有句俗话：二十岁不成国手，终身无望（韩国“石佛”李昌镐，二十岁以前即横扫棋坛，三十岁以后就逐渐“归于平淡”，老是拿亚军了）。数学和围棋都有“大器早成”的现象，我觉得并非偶然。
数学和围棋看似不相干，其实是有共同点的——相对于其他领域，二者所需要的，是最低限度的专业知识积累，最大限度的纯智力发挥，同时也更依赖于灵感的迸发。这当然更有利于年轻人。
相反，越是需要更多专业知识积累的领域，就越不可能只依赖纯智力的比拼，也就越是需要“有年”，也即更适合专业积累丰富的中年人。相对来说，人文科学比自然科学更需要专业知识的积累；而在人文科学内部，历史科学又比社会科学更需要专业知识的积累。此史学大家之所以不易成就也。
陈寅恪有句名言：“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而胡适又有句名言：“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
两人的话都涉及文字训释，但指向各有不同。陈寅恪的看法是本位的，只针对训诂问题而发，他的意思是由小可以见大，强调文字训释的历史内涵；而胡适只是借以为譬，意不在文字训释本身，只因文字训释是传统考据学的重心，故借之以代表文史之学而已。前者是方法论，是说小问题也有大学问，小问题也需要大学问才能做好；后者是价值观，是说小问题虽是小学问，但在为学术而学术的意义上，小学问也跟大学问无异。
关于做学问，顾炎武说过有名的话：“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后人引此，似乎多是为了说明一手材料的重要性，然而如此理解，顾炎武就不显得怎么高明了。
要知道，对于铸钱来说，废铜固然驳杂，但新铜也未必纯度很高；新铜直接从矿石里炼出来，自是难得，但废铜充铸，化旧为新，也不简单。只要铸造得法，新铜旧铜，价值其实是一样的吧。具体到治学上，有些新见解确完全基于新材料，但也尽有新见解并不靠新材料，而更依凭新眼光、新理念、新假设，思路一变，旧材料就可能有了新意义，正如废铜也完全可以铸出新钱。就说顾炎武“采铜于山”得来的《日知录》吧，其实又有多少是别人没用过的新材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