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流媒体报道对中国在东盟可信政治形象的影响探究——以美媒关于“一带一路”报道为例

国家间信任理论指出，国家间信任的生成有利于双方合作的形成、利益的互惠（Lieberman，1964），是国际关系稳固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而国家间信任形象建构是国家间信任关系形成的必经之路，特别是在“两个大局观”视野下，国家信任形象的建构对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但反观目前，因部分西方媒体对我国提出的理念和倡议的误读和曲解，所谓“文化入侵论”“债务陷阱论”“制度威胁论”不绝于耳，根本上对我国信任形象造成极大破坏，亟需对媒体报道中关于中国可信形象的建构和塑造进行深入的研究。

本文从国家可信政治形象出发，以美国主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的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为研究样本，探究国际传播中第三国（美国）媒体报道在被报道国（中国）和信息接受国（东盟各国）之间的影响。

（一）可信的政治形象

目前，国际关系领域的信任研究主要分为三个维度。第一，基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性选择维度，认为国家是理性行为体。如Hoffman（2006：17）从国家利益互惠的角度定义国家间信任，认为“国家间关系里，当领导人实行的政策表示他们认为对方是可信的，愿意把自己的国家利益委托给对方的时候就表示两国之间有信任关系”；第二，基于社会心理学的情感心理维度，强调个人或国家的特质、心理倾向甚至是领导人的情绪属性对国家间信任的影响（包广将，2015）；第三，基于社会学中建构主义研究范式的文化认同维度，该维度重视文化和身份认同对国家间信任研究的影响。如Brewer、Gross、Aday和Willnat（2004）认为国家间信任是一个国家在对外关系上形成的一种长期文化倾向。总体而言，这三个维度既各自独立，又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国家间信任的生成与维持。理性选择维度基于利益的置换，是信任关系的基础；情感心理维度助推彼此之间情感的生成，有利于巩固利益基础上的合作关系，同时两国之间情感上的互动交流有利于化解文化差异上的不信任；文化认同维度可以产生最持久和稳定的信任关系，对于前两个维度都具有促进作用。

借鉴国际关系学对国家间信任的相关理论，本文对国家形象的可信维度进行剖析发现，“可信国家形象”也具有多重维度的意义。在理性选择维度上，通过释放安全信号，形成信任形象，可降低国家间风险感知，促进双方阶段性的合作与利益的互惠，这一层面的信任形象具有暂时性特点；情感心理维度上，通过积极情绪的供给，促进彼此友好情感的生成，形成心理层面的信任形象，可巩固单纯利益基础上的国际关系；文化上的认同可以塑造最持久和稳定的信任形象，这种信任形象对于建构长期友好的互惠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可见，不同维度的可信国家形象具有不同的意义与作用，三者虽彼此独立，但又相互促进，这对于形塑他国认知主体对我国的良好总体感知有积极作用，进而正面影响双方具体行动上的合作与互动。学者赵新利（2022）曾对可信中国形象进行剖析，指出塑造可信中国形象有利于打破西方社会对话误解与偏见、弥合中国与西方信任逻辑的冲突、创造中国形象建构的战略机遇。在“可信国家形象”中，可信的政治形象是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有学者指出政治互信是决定双边关系的关键因素（雷珺，2015），也是双边关系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证（邢和平，2002）。因此，本文从政治信任形象切入，对媒体与国家可信政治形象的关系展开研究。

（二）媒体报道与可信政治形象建构

与现实主义学派对国家形象本源性的关注不同，媒体与国家形象的关系为国家形象的外向性（即客观状况的表现方式）研究，这一研究方向多是在承认国家形象物质本源性的基础上，强调媒介在其中的作用。如Boulding（2019）认为国家形象是“结构十分明确的信息资本”；爱德华·萨义德（1981/2009：8-12）在其著作《报道伊斯兰》（Covering Islam）中阐释了西方媒介对东方世界的负面呈现；国内学者张毓强（2002）认为国家形象是经过系统性的运动与博弈后在特定条件下通过媒介输出后的映像。在对具体样本的研究中，研究者多将国家形象作为整体进行研究，样本整体偏重对西方媒体的关注，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展中国家也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研究方法多为内容分析、话语分析、文本分析、比较分析，但也出现了少数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等；研究议题较为丰富，包括中美贸易、中俄军演、中国制造、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理论基础多为社会建构论、框架理论、议程设置理论等，少部分运用了文化形象学和隐喻理论；研究视野除了对文本的关注，有少部分研究重视对报道图像的研究；研究结果多表达了外媒报道的利益导向和政治倾向性。

关于媒体报道与可信国家形象建构之间的关系，虽已有多位学者指出，但多是立足国际关系学视角为其研究做注脚，如戴薇薇（2020）指出确保媒体话语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确传递，消除国际舆论中的负面因素，为民众间互信的生成打下基础；刘昌明和杨慧（2016）认为，媒体作为信息的传播渠道，对认知共同体和地区信任的建构具有直接的影响。从新闻传播学视角出发的相关研究，多是对“三可形象”进行综合研究，且研究数量较小、研究路径较单一。如唐维红（2023）以人民网国际传播实践为基础，从共情传播视角对中国“三可形象”进行分析；钟新、蒋贤成、崔灿（2021）以CGTN云南野生象群迁移热点事件为样本，探究“三可形象”的媒体传播策略。

综上，现有研究鲜少对媒体报道在建构可信国家形象方面展开独立系统的研究，且研究对象多关注本国信息报道或别国信息报道在塑造本国国家形象中的作用，但在信息全球化的当下，第三国媒体（特别是美西方媒体）报道也会产生十分强大的影响力。已有研究表明，西方媒体客观上仍主导国际传播领域信息流动（程曼丽，2020），当这些媒体生产的信息在其他国家二次传播时，会影响他国的媒体和受众对中国问题的认知和判断。其中，影响这些媒体信息二次传播的重要因素在于其新闻机构现场报道能力，如驻外记者人数、国际新闻编辑人数等（郭继荣，屈亚媛，2022）。本文选择美国主流媒体报道作为研究样本，重点在于美国主流媒体在东盟国家的新闻机构现场报道能力较强，主要取决于三方面。其一，东盟国家用户对美国社交媒体平台依赖性强，截至2022年初，有超4亿东盟国家用户通过脸书、推特、优兔等美国主流社交媒体平台获取新闻和与娱乐信息，整体社交媒体普及率高达72%。美国主流媒体在这些社交平台均注册相应账号，并相比中国主流媒体在这些平台更具有主动权；其二，美国主流媒体的本土化策略。美国电视新闻媒体通过购买或合作运营等方式在东南亚构建播出渠道和分发平台，以有效解决进入目标市场的通路问题，这些媒体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美国福克斯电视网（Fox Networks）以及美国彭博电视（Bloomberg Television）等（李宇，2017）；其三，与美国外交政策密切配合，美国政府以“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两家媒体为主导开展美国国际广播项目，其中，“美国之音”在东南亚拥有数百万听众，“自由亚洲电台”每天以各种亚洲语言播放24小时（沈大伟，2018）。因此，美国主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会影响东盟对中国问题的认知和判断。

情感倾向是理解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的重要维度（宣长春，林升栋，2021）。为更好探究美国主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报道的影响力问题，本文聚焦新闻报道的情感倾向这一维度。此外，与东盟的互信是中国取得国际社会信任的基础和立足点（王日华，2011），探究东盟对中国政治形象的信任也成为中国可信政治形象建构的基础。本文以美国主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报道的情感倾向作为自变量，以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可信政治形象认知为因变量，首先试图探究如下研究问题：

RQ1：美国主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新闻报道情感倾向是否影响东盟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如何影响？

（三）同盟关系与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

冷战时期起，同盟关系逐渐成为两国关系衡量的重要尺度。传统现实主义学者汉斯·摩根索（1948/2005：219）在其著作《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中指出，联盟有利于增强国家权力，在应对威胁时，盟国之间可互相提供援助，且利益是联盟的关键，一旦不存在共同利益，联盟也将消失。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利益论，新现实主义认为外来威胁是结盟的最重要原因，面对外来威胁，国家的结盟行为通常是制衡而不是追随（制衡定义为与他国结盟以反对最主要的威胁）（Walt，1985）。基于此，我们试想与美具有同盟关系的国家存在共同的利益取向和同样的外来威胁，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对美国主流媒体信息的接收与采纳，进一步影响该国的对华可信政治形象的认知？

RQ2a：当美国主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新闻报道情感为正面时，与美同盟关系是否调节东盟国家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如何调节？

RQ2b：当美国主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新闻报道情感为负面时，与美同盟关系是否调节东盟国家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如何调节？

（四）对美政治信任与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

早在1997年，中国在与东盟举行的第一次峰会上就指出，“中国和东盟成员国将发展彼此之间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作为中国与东盟在21世纪关系的主要政策目标”。而其中，政治互信是睦邻、互信、伙伴三种关系的核心与基础（张锡镇，1999）。国际关系领域学者罗圣荣（2022）也进一步指出，构建中国-东盟政治互信有助于塑造和平发展的中国国家形象。但目前，中美与东盟在建立互信关系的竞争中，虽然中国在经济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美国在安全和政治领域仍更具优势（陈遥，2014）。可见，与东盟国家的政治互信以及政治层面信任形象的建构仍需要考察东盟各国与美之间的政治信任程度，并进一步观察其对美的政治信任在美国主流媒体报道与对华可信政治形象之间的影响。

RQ3a：当美国主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新闻报道情感为正面时，东盟国家与美的政治信任程度是否调节东盟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如何调节？

RQ3b：当美国主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新闻报道情感为负面时，东盟国家与美的政治信任程度是否调节东盟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如何调节？

（一）研究样本和数据收集 

本研究聚焦美国主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的新闻报道，美国主流媒体即传播范围广、影响力较大的美国媒体。本研究使用世界上最为全面的英文报刊数据库之一的ProQuest数据库进行相关数据搜集，其收录的报刊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是当前西方报刊研究主要采用的数据源（包凌，蒋颖，2012），通过其能筛选出传播力和影响力较强的美国主流媒体。通过设定搜索关键词为“One Belt，One Road”等，搜索时间为2013年9月（“一带一路”提出之时）至2022年10月（“一带一路”9周年之际），再通过国别检索，抽取所有美国报刊，本研究共收集7222篇美国主流媒体新闻报道，其中，正面报道共2533篇，负面报道共3464篇。

这些报道涉及的新闻媒体机构广泛，以报道内容和读者群划分，包括全国性报纸（The New York Times、The Washington Post等）、地方性报纸（Los Angeles Times、Chicago Tribune等）、专业性报纸（Business insider、The Wall Street Journal等）以及通俗性报纸（USA Today等）。其中，在商业领域有很高声誉的《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报道量最大，共报道“一带一路”相关新闻1316条，其次分别是关注国际事务的《城市内部新闻》（Inner City Press）、自由派报纸《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以及为美国政府服务的美国新闻服务机构（US Fed News Service）。

（二）变量测量

1.东盟对华政治信任形象认知

政治信任包含观念、制度和利益等多方面的内容，且信任本身带有明显的心理学特征，信任关系的建立暗含丰富的价值和情感倾向，难以用精确的理性计算来衡量。但有研究指出，利益契合度是影响政治认同的基础和前提（孔德永，2007）。因此，本文利用Bailey、Strezhnev和Voeten（2017）提出的理想点指标作为对华可信政治形象的代理变量。理想点指标是基于各国对联合国大会决议的原始投票数据，利用一个动态有序空间模型进行测算得出，理想点之间绝对差异的比较可以对国家间政治距离的相对变化进行衡量（Ozkaleli & Gunes，2021）。分值越大，说明政治距离越远、利益重合度越低，政治信任度也越低，可信形象越差；分值越小，说明政治距离越近、利益重合度越高，政治信任度越高，可信形象越好（李明月，顾园缘，2022）。东盟对华政治信任形象认知的具体操作结果如下（按政治信任由高至低排序）：泰国0.17、菲律宾0.20、新加坡0.22、马来西亚0.29、缅甸0.39、文莱0.49、越南0.53、印度尼西亚0.56、老挝0.56、柬埔寨0.60。

2.美国主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报道的情感倾向

本文解释变量为美国主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报道的情感倾向。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媒体将作为情感的生产者或感觉结构的确认者释放并强化情感因素，深刻影响着政治的走向（莫伊西，2009/2010：1）。为获取文本的情感强度，研究者使用当前主流的词典分析方法（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LIWC）获取每篇文本的消极强度与积极强度，其主要优点在于分析单位粒度细，可应用于词语和句子特征级，且分析结果准确，这一方法现已被广泛运用于新闻评论情感研究和网络评论情感分析等领域（宣长春，林升栋，2021）。LIWC的运算公式为：（正面词汇量-负面词汇量）/（正面词汇量+负面词汇量）。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以正面情感强度减去负面情感强度计算每篇文章的最终情感。

3.控制变量

现实主义认为权力结构是影响国家间信任的重要指标；自由主义则从经济的依赖程度和共同的利益出发考查国家间信任的程度；建构主义坚持国家间的互动进程是左右信任感的重要因素。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延伸出民族主义、国家核心利益冲突、文化认同和历史认知、情感心理、总体信任等多元因素。国家间政治信任是国家间信任的重要基础，为更好地检验主流媒体报道对国家间政治信任的影响，本文将其他可能影响因素综合归纳为国家间的政治制度距离、经济制度距离以及综合实力距离。同时，为探究与美的各项距离是否能有效控制东盟在阅读相关报道后的对华政治信任，本文将东盟各国与美的各项距离作为控制变量。

（1）与美政治制度距离

王金波（2022）曾指出政治体制距离的远近会显著影响国家形象，且政治制度对个体会产生更为持久的影响（唐世平，2019）。黄海涛（2016）在对中美战略互动的考察中指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异质性会阻碍双方的信任建设。基于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数据库中的六个维度数据，包括“民众话语权”（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政治稳定性”（political stability）“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ectiveness）“监管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法治水平”（rule of law）和“腐败控制能力”（control of corruption），采用标准化欧式距离测算法（王金波，2020），测量东盟各国与美国2013年至2022年的政治制度距离。东盟各国与美的政治距离具体操作结果如下（按政治距离由远及近排序）：缅甸5.39、柬埔寨5.0、老挝4.79、越南4.31、菲律宾3.39、泰国3.38、印度尼西亚3.14、文莱2.75、马来西亚2.16、新加坡2.11。

（2）与美经济制度距离

有学者认为国家间收入差距加大将扩大双方经济的互补性，推动二者的经济合作；但也有学者指出收入差距过大，会抑制双方需求的增加，从而限制二者的经贸往来（李文宇，刘洪铎，2016）。无论是推动还是限制，经济距离的远近在影响经贸往来的同时，也形塑着国家间信任，进而影响国家间的政治信任。本文基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数据库，采用国家人均净收入的差距来定义经济距离。

（3）与美综合实力距离

综合实力的差异是影响国家间政治信任的重要因素，为更准确衡量国家间综合实力距离，本文基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DI）数据库，采用GDP*人均GDP这一指标（Beckley，2018），通过美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相关数据的比值对实力差距进行衡量，比值越小则说明东盟各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越小。考虑到国家之间实力相差较大，本文对比值取自然对数（李明月，顾园缘，2022）。

4.调节变量

（1）与美同盟关系

本文基于ATOP数据库和COW数据库中“正式同盟”数据集（被两个数据库均认可的美国盟国共51个）划分东盟国家与美的同盟关系。其中，东盟国家中与美有同盟关系的国家包括菲律宾、泰国。与美无同盟关系的国家包括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越南。

（2）与美政治信任

与美政治信任的数据来源与前述对中政治信任形象来源一致，利用迈克尔·贝利（Bailey， Strezhnev & Voeten，2017）等人提出的理想点指标作为对美政治信任的代理变量。东盟各国与美政治信任具体操作结果如下（按政治信任由高至低排序）：泰国3.07、菲律宾3.16、新加坡3.18、马来西亚3.37、缅甸3.47、文莱3.56、越南3.61、印度尼西亚3.64、老挝3.64、柬埔寨3.66。

（一）描述性分析

首先，在报道数量上，美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趋势分析（如图1）显示，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美国主流媒体有关“一带一路”的相关报道呈明显上升趋势，2019年达到顶峰，而后呈下降趋势，但在2020年再次出现转折，这可能受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其次，通过描述性分析，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倾向总体偏负向（M＝-0.016，SD＝0.074），说明美国在报道“一带一路”相关信息时多采用消极词汇和负面信息。

（二）媒体报道情感倾向对东盟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的影响

本研究在分析中控制了东盟各国与美国的政治制度距离、经济制度距离和综合实力距离，通过前述词典分析计算方式，得出美国主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正面和负面新闻报道，并分别作为自变量放入回归模型中进行回归分析。在模型1的变量基础上，加入美国媒体正面报道，结果从表1的模型2可以看出，美国媒体正面报道对东盟国家的对华理想点指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1.238，p＜0.01），结合前述理想点指标与政治信任形象的相互关系，即美国主流媒体“一带一路”报道越正面，东盟国家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越正面。以上结果部分回答了RQ1。

为进一步测量美媒负面报道对东盟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的影响，在模型1的变量基础上，加入美国媒体负面报道，结果从表1的模型3可以看出，美国媒体负面报道对东盟的对华理想点指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761，p＜0.01），结合理想点指标与政治信任形象的相互关系，即美国主流媒体“一带一路”的报道越负面，东盟国家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越负面。以上结果部分回答了RQ1。

（三）东盟国家与美同盟关系的调节作用

这部分我们主要检验的是东盟各国与美的同盟关系对美媒报道影响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的调节作用。调节作用的检验参照了Preacher、Rucker和Hayes（2007）的Bootstrap调节检验方法，使用PROCESS插件进行数据处理，将自变量（美媒正面报道、美媒负面报道）、控制变量、调节变量（东盟各国与美同盟关系）和因变量（东盟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依此选入对应的选项框后，选择模型1，样本量设定为5000，置信区间为95%，Bootstrap的取样方法选择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法。

结果从表2的模型4可以看出，与美的同盟关系会调节美媒正面报道与东盟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F（1,72）＝7.2979，p＜0.01），区间为[0.6007，3.9836]，区间范围不包含0。对与美无同盟关系的东盟国家，区间为[-2.4345，-0.8600]，区间范围不包含0，即美媒报道越正面，东盟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越正面；对与美有同盟关系的东盟国家，区间为[-0.8786，2.1685]，区间范围包含0，即美媒正面报道不会影响东盟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以上结果回答了RQ2a。

将美媒负面报道选入PROCESS对应的选项框，结果从表2的模型5可以看出，与美的同盟关系不会调节美媒负面报道与东盟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F（1,72）＝3.5495，p＞0.05）。以上数据结果回答了RQ2b。

（四）东盟国家对美政治信任的调节作用

这部分主要检验的是东盟各国对美的政治信任在美媒报道情感倾向与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上的调节作用。调节作用的检验与前述一致。

结果从表3的模型6可以看出，对美政治信任会调节美媒正面报道与东盟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F（1,72）＝19.0503，p＜0.001），区间为[-6.8623，-2.5592]，区间范围不包含0。在不同调节水平上，其表现也发生变化。当东盟各国对美的政治信任度水平越高，区间为[-0.8699，0.7258]，区间范围包含0，即美媒正面报道不会影响东盟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当东盟各国对美的政治信任度水平越低，区间为[-3.3263，-1.7079]，区间范围不包含0，即美媒报道越正面，东盟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越正面。以上结果回答了RQ3a。

将美媒负面报道选入PROCESS对应的选项框，结果从表3的模型7可以看出，对美的政治信任会调节美媒负面报道与东盟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F（1,72）＝5.2664，p＜0.05），区间为[0.2521，3.5867]，区间范围不包含0。在不同调节水平上，其表现也发生变化。当东盟各国对美的政治信任度水平越高，区间为[-0.3253，0.8671]，区间范围包含0，即美媒负面报道不会影响东盟对华政治信任认知；当东盟各国对美的政治信任度水平越低，区间为[0.6921，1.8422]，区间范围不包含0，即美媒报道越负面，东盟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越负面。以上数据结果回答了RQ3b。

其次，通过加入“与美同盟关系”这一调节变量，研究结果显示，在美媒正向报道中，与美有同盟关系的东盟国家，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不会受到影响；而与美无同盟关系的东盟国家，当美媒报道越正面，东盟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越正面。这一情况同样出现在“与美政治信任”这一变量的调节效果中。当东盟各国与美处于高政治信任时，无论美媒报道情感倾向正负与否，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均不会受到影响；而与美处于低政治信任时，美媒报道越正面，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越正面，反之亦然。由此可发现，国家间信任具有稳定性，互信的产生是交往双方彼此对对方做出符合相关行为的持续性期待（唐桦，2011）。不管是从同盟带来的军事信任还是政治信任，一旦信任关系建立，就不易受媒体因素的影响，不论美媒关于中国“一带一路”的报道正负与否，已经与美建立信任关系的国家并不会因此改变对中国的既定政治信任形象认知，可见媒体报道的影响范围在这个维度上具有局限性，这可能也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新闻帝国主义还会让位于其他接触渠道，例如政治高层的互访、盟国间会议、商贸往来、文化交流等形式。但从另一角度出发，对于未建立信任关系的国家而言，媒体报道具有影响和左右其对华可信政治形象认知的功能，特别是占有全球巨大媒体市场的美国主流媒体，当新闻报道越正面，信任形象认知越正面；新闻报道越负面，信任形象认知越负面。

结合当下“一带一路”国际传播实践，联盟预阻和联盟分化较可能实现。联盟预阻是指通过楔子战略的运用使对象国在未加入敌对联盟（但倾向于加入）之前保持中立（凌胜利，2015）。对于未与美建立军事同盟关系的东盟国家，相对安全利益，这些国家更在意经济利益。“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以促进沿线各国经济发展与融合为重要使命，发展十年来，早已与沿线国家（包括东盟各国）形成了重要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因此，对未与美国建立同盟关系的东盟国家，我国应不断扩充与之共同的利益范围并弱化其与美的资源依赖性，遏制美帝国主义传播秩序在东盟的扩张。具体包括，在传播内容上强化共同利益的相关叙事；在传播平台上推动TikTok等新型媒介平台的海外落地，减少东盟国家对美国社交媒体平台的依赖性；传播手段上，充分利用在地化媒体，为新型受众提供有别于以往美国主流媒体“降落伞报道”“笔记本新闻”等报道模式的叙事视角和“非黑即白”的叙事框架，推动促进“一带一路”相关建设性新闻的发展；传播渠道上，积极与本地媒体相结合，实现“南方媒体”的抱团取暖，对冲美帝国主义传播秩序的冲击，充分彰显“一带一路”的在地化特征，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一带一路”风貌。对于与美有同盟关系且与美具有高政治信任的国家（本研究数据显示主要是菲律宾和泰国），本文认为可以以联盟分化为战略目标。联盟分化是指通过楔子战略的使用导致敌对联盟的合作削弱而非化敌为友或解除敌对联盟，相对于联盟解除和联盟重组，联盟分化需要付出的成本相对较小，只需能使对象国愿意冒与盟国摩擦的风险即可（凌胜利，2015）。在楔子战略中，安全利益始终是国家联盟行为的首要考虑因素，泰国与我国的安全利益冲突更小，且近年来的经济共同利益攀升，以此着手推动中泰国际传播的合作与共建是重要路径。而对于与我国有着巨大安全利益冲突的菲律宾而言，想要通过其他任何渠道的利益协商实现政治信任形象的认知可能性极低。

总体而言，虽已有研究指出，经济信任难以转化为政治信任，但“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经济倡议，更是彰显我国外交形象和对外政治立场的重要倡议。美国主流媒体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批驳也不仅仅停留于经济场域，更多的是对“一带一路”倡议政治背景的抹黑。因此，我国“一带一路”国际传播在真实展现利益双方经济互动的过程时，也应大胆表达经济互动背后所体现的中国对外交往的立场和观点，促进东盟各国对华政治信任形象认知。

本文以信任为突破口，探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形象定义中的可信形象。在理论层面，研究突破国家形象的现有研究，采用跨学科视角，结合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中相关理论，从新闻传播学视角探究作为国家形象基础的国家间信任形象，丰富现有国家形象的研究维度。在研究方法上，文章以联合国投票理想点指标作为代理变量，测量媒体对可信形象的影响作用。同时，本文以第三国媒体报道作为研究样本，探究他国媒体在被报道国（中国）与信息接收国（东盟）中的影响作用，发现传播帝国主义仍然存在。但通过加入政治信任、同盟关系两个影响因素发现，媒体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仍具局限性，也反映出政治信任形象的稳定性，为针对不同国家进行有效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指导。

但由于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分析媒体报道对可信国际政治形象的塑造，并采用联合国理想点指标作为代理变量，只能体现出国家领导层之间的信任维度，缺乏对国家间民众的信任测量；其次，影响国家间信任形象建构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仅从与美关系的角度予以探究，未来研究可加入历史维度、经济维度等变量；第三，本文仅探究了媒体的情感倾向对可信政治形象的影响，对于媒体在具体内容、策略上是如何影响并未着墨，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本期执编/张紫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