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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说
大难之年必有大变。
1960年庚子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开端，全国大面积受灾，老百姓陷入前所未有的饥荒。
但也正是这一年，中国第一枚地对地近程导弹“东风”1号发射成功，打破了“中国导弹上不了天”的国际流言，东方巨人就此触地反击。
疫情当前，前线战士冲锋陷阵，作为大后方的我们，在保证物资粮草足量供给、出钱出力的同时，更需要站高一层，多想一步。
2003年非典一役没教会我们的，我们必须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变种疫情里，彻底看清楚、想明白。
经济寒冬，GDP保六压力大已不再是预测，而是市场对中国经济未来五年甚至十年的全面共识。
冠状病毒的疫情一来，遭殃的绝不仅仅是百姓的身体，更可能是最广大的底层民心。
《崩溃》这本书在疫情期间值得一读。
书中谈到，由于现代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与各环节之间的耦合程度越来越高，系统的容错率大幅降低。
整体的复杂与局部的高度耦合，都是为了保证系统能够安全运行的程序进化，但也正是这两大特征，使得一旦系统中某个细微节点出了问题——通常是难以被全社会警示的细节问题——系统就会面临全线溃败。
飞机失事、核电泄露、奥斯卡颁错奖项，包括这一次的全国冠状病毒疫情，都可以用崩溃系统的理论解释。
经济发展带来的城镇人口流动、生活宽裕后对饮食的猎奇心理等，都加大了社会系统的复杂性，而疫情出现、地方瞒报、春运迁移等因素使得社会要素产生了环环相扣的耦合反应，从而导致了全国疫情的大规模爆发。
目前形势来看，全国普遍延长假期，大多民众闭门不出。
这一年的经济惨淡，大概率将始于疫情导致的餐饮、旅游、酒店、零售等行业的萧条衰败。
而这次的黑天鹅事件，会引发什么样的系统性崩溃？
逐步走向关键期的经济结构改革，是否会在这一节点的负外部效应下一退再退？
以史为鉴。
2003年抗击非典，当年GDP依然保持在10%以上的双位数增长。
但有两点可能被大家忽略了。
第一，SARS引起全国大规模惶恐的二季度，GDP增速为9%，对比全年明显走低。
但得益于中国加入世贸不过两年，经济增长踩在风火轮上，疫情对于经济的破坏力，在全年数据拉平后被大大弱化。
第二，遭受病疫打击最大的是第三产业，2003年二季度的三产增速仅为0.8%。
但2003年时，中国的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的贡献率仅有39%，而2019年三产的贡献率则达到了59.4%，消费产业的GDP贡献更是超过78.5%。
2019年的中国，还能在经济已摇摇欲坠的改革关键期，经得住如此剧烈的打击吗？
A股市场年前超过7%的全面大跌，似乎已提前反映了市场预期。
凶狠的狙击手，正在瞄准中国的心脏。
因此，眼下这场战役不仅始于湖北、蔓延全国，更点燃了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心尖上的战火。
全国假期延长，疫情悬而未定，企业考虑得最多的问题无非是，上下游供应链开工情况如何了，现金流还能健康地走多久，一旦低消费局势长时间不扭转，2020年会不会是中小微大面积团灭的年份？
一直以来，广大的中小民营企业始终是中国经济的活水源头，一旦他们的目标从挣钱变成了活命，经济形势之困顿可想而知。
倘若多年积攒下来的改革信心就此毁之一旦，实在是积重难返、令人扼腕。
疫情是场大病，病来如山倒。
但谁能开得出根治的药方，又如何做到对症下药呢？
所幸这把药引子，此刻就在国家手里。
疫情见真情。
这些天来，社会团体与有责任的企业纷纷捐款捐物，出钱出力地驰援湖北，甚至民众们都在自发组织爱心车队，送出一份份医生爱心餐，从海外调动物资支持疫区。
但民间自发的救援行动多少带着点无奈，甚至假冒高仿的口罩大规模流入市场，发国难财的专业黄牛对防护服坐地起价。
人性正在被欲火拷问。
急切的形势尚能如此应对，但疫情之后，经济可预见的大面积滑坡，绝对不能靠万达给商户减免房租等民营企业的自发行为托底。
民间力量的相互救济只能减缓问题，却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这波疫情终有散去之日，但百姓心病的药引子，依然实打实地握在中央手里——
减税让利，藏富于民。
首先，进行适应现状的直接降税减负。
国家税收政策的本质是调整“民不患寡患不均”的社会收入结构，在保证社会资源效率最优的基础上平衡各阶层的税收负担。
因此，根据疫情严重冲击国民经济的现状，适当调整税政是合理且必要的。
对面临经营危机的中小企业，呼吁国家在这半年内降低甚至免征增值税及所得税，延缓汇算清缴等税政改革的推广周期，一方面缓解中小企业面临“无所得却要交税”的不合理局面，另一方面减少特定社会阶层在经济恢复初期的结构性矛盾。
其次，推行灵活用工、租金减免以惠民达众。
直接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不可控劳动要素主要是人力和租金。
国家应当自上而下地对地产业主给予规模化补贴，并通过减租免租等方式精准惠及中小企业，实打实地降低其日常经营负担。
此外，基于疫情可防可控的前提，允许企业对劳动制度进行适时调整，根据其自身的经营状况灵活决定用工政策，并在社保、五险一金等方面予以优惠补贴，帮助疫情期间依政承担了巨额员工成本的企业主们，度过眼下可预见的经营危机。
再者，精准滴灌，强化对服务业的资本支持。
众所周知，对第三产业尤其是大消费与现代服务业而言，现金流堪比企业的大动脉。
然而疫情对消费的直接冲击及其引发的企业运营空摆，导致诸多企业的现金流遇到了短时周转的难题。
这其中不乏许多优质的创新型公司。
对此，国家应当充分鼓励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拓宽融资通道，针对部分历史经营业绩良好、但迫于疫情影响遭遇现金流困境的企业，提供中长期的低息甚至无息贷款，并加大资本扶持力度，让这些国民经济的活水源头，尽早恢复正常的经营状态，继续为经济民生贡献力量。
最后，鼓励创新商业模式，积极探索新资源。
中华民族历来弘扬国难兴邦的乐观主义情怀，在疫情危难之际，智慧的民众仍然创造出了诸多新的商业机遇。
电商物流模式开创出避免直接接触的自提货方式，无人零售等提供了低劳动要素投入的经营模式优化思路，远程办公、虚拟社交、网络游戏乃至传媒文化等传统产业都焕发出了新的变革活力。
创新的动力在民间，百姓智慧值得更多来自国家顶层的资源倾斜。
对于疫情期间独特的社会消费环境下应运而生的新商业模式，政府应给予充分的重视与支持，积极探索新资源，以应对疫情后的经济托底压力。
大灾之痛，痛定思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