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文化：
为什么营造了襄城这样一个虚拟的城市？
葛亮：
它的存在带来了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之间的对话关系。
中国文化体系不是铁板一块，《北鸢》试图将对南北文化的不同审视寄予城市。在书中，除了襄城，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城市，就是天津和上海。我们谈到所谓民国时期的租界文化，往往一谈就是上海，但另一个不相上下的城市就是天津。天津是九国租界，当时文化多元和精彩程度并不亚于上海，而且层次更丰富：上海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资本堆砌的商业城市，天津还兼有政治之责，实际上是北京的政治后院。
天津和上海之间可以产生一种对话关系。比如谈到当时的时髦和时尚，人们就想到上海“大世界”。可是当时天津也有这样的地方，天津劝业场的“八大天”是可以和“大世界”产生对话的。
这种对话和对应关系，通过襄城这个虚拟的城市来表达。因为主人公家族产业的分号在天津和上海都有。你在他和他家庭的种种中，可以看到对于天津这个大城市的钦羡，比如一个照相馆里“平津八景”的布景。而同时间，你可以看到在上海，襄城的一个青年如何置身于大都市现代性的韵律。两个城市同时在一个个体，甚至由一个中间城市为媒介，产生南北之间对话。
腾讯文化：
为什么只写到1947年？
葛亮：
不往下写，主要是从审美的角度考虑的。民国非常动荡，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五代十国”，但这种动荡也赋予了每个人自我选择、发掘自身和时代关联的可能性，特别是对知识分子。
这一考虑也和我外公的经历有关。因为成长于资本家家庭，外婆家又是士绅出身，在1947年以后，我外公就是个“老运动员”，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都少不了他。从公私合营一直到“文革”，两个人后半段的生命历程还是挺艰辛的。1947年后或许是个节点，其后的中国，缺乏一种和个人同奏的逻辑，一度荒诞而仓促，个人被时代卷裹而失去应有的体面和从容。这不在应有的审美范畴之内。
腾讯文化：
你外公对此持什么态度？
葛亮：
他一直以比较达观的态度来对待他后来遭受的苦难。我在序里写，他就是一个跟时代和解的角色，经历了很多苦难，但不苛求时代，对它有一种极大的包容。
前年大阅兵，我外公在电视里看了整个过程，热泪盈眶，这让我们家人都非常感怀——他心里一直存有一种家国之念。只要老百姓有好日子过、这个国家强大，他就特别欣慰和感动。这一点让我对我外公非常佩服。看一个时代，不是一时一人一念，而是从一个大的民族性的立场去体会、感念，这一点太不容易了。
腾讯文化：
卢文笙这个角色身上有没有一点你自己的影子？
葛亮：
我主要还是以我外公的性格去勾勒卢文笙的。当然，作为孙辈，像他也不奇怪，他身上有我自己的一些人文理想在，也有一代中国人的影子在——那是对中国传统的保留怀有冀望的一群人。我想，这些都寄予卢文笙这个人物了。
腾讯文化：
《北鸢》里有很多伏线，叙述逻辑比较绵密。你是如何完成这样的叙事的？有没有画过人物关系表？
葛亮：
还真没有画过。编辑在做这本书时，把这个人物关系表画出来了，我才知道我原来写了一百多个人物。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朱雀》出版时。
在写的过程中，也许我并不自知。这是得益于我自己这些年来的学术训练吧，下笔时，我的逻辑感还是很清晰的，包括如何去构设一个人物的命运，包括所谓的“草蛇灰线，伏埋千里”。这其实未必要刻意去做，但进入一个长篇小说的情境之后，如果你把握了时代逻辑，人物的命运就犹如支撑这整个时代逻辑的每一条经纬，在结构的过程中，与构想不会有太多的偏差。
腾讯文化：
书里的女性给人印象很深，她们都有原型吗？
葛亮：
是的。比如昭德这个角色，我外公的大姨确实是那样的一个人。女性以家庭为本位，站在更加抽离、边缘的位置，反而能看得清楚很多事情。我有一段写到石玉璞，柳珍年是他的政敌，也是他的旧部。当石玉璞受到柳珍年的政治势力威胁时，他一度很颓唐。昭德对他说了一句话：“你造出了时势，就莫怪时势造出了他这个英雄。”这话非常辩证。英雄和时势是互相成全的，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时代逻辑。
石玉璞死后，昭德因为非常巨大的心理打击一度昏迷。昭如在准备给她行丧时，来了一位高僧，说石玉璞在大觉寺里寄了一对金丝楠的棺椁。昭如去看，这个棺椁上面的字句是“渔樵问对”。在中国传统的人文观念里面，“渔樵问对”代表棋逢对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意象：石玉璞并不把昭德看作男性的附庸，而是认为她可以跟自己平等地进行对话。
左家的慧月、慧容这一脉也是这样。以前我们觉得男性就是执掌天下，女性至多以家庭为本位。但《北鸢》写到，左家对于女性的培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家和国可以是一个概念，两者并非二元对立。
《北鸢》到底写男性还是女性？归根到底，它是在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人伦关系里有所谓的男女之判。这个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将这种男女尊卑的伦理成见打破了，最后全都是人和人之间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