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革命与英国王权政治的转向

撰文： 杨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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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3年，“七年战争”宣告结束。英国与法西两国签署《巴黎和约》：英国用哈瓦那换得西班牙的佛罗里达，用海外殖民地换得原属法国的北美和加拿大。英国国内有识之士，如国会议员埃德蒙·伯克，认为此举“甚为不智”——因为缺少了强邻的威胁，北美殖民地和宗主国的纽带会被削弱，甚至最终会被切断。从这个意义上说，英王乔治三世在欧洲战场的胜利也为十余年后的美洲独立革命埋下了伏笔。1783年美国独立革命胜利后，当革命领导人、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被问及“谁对推动大陆会议关于独立的议程贡献最大”时，亚当斯简洁地回答：“乔治三世。”

在由富兰克林等革命元勋参与、主要由杰斐逊执笔完成的《独立宣言》中，英王乔治三世（1738-1820）被刻画为“生性残忍、荼毒生灵”的暴君——在丢失美洲殖民地后，这位暴君内外交困，精神压力过大，导致精神失常，被关押在圣詹姆斯宫，并终老于斯。在美国人看来，这是“自绝于人民”的暴君的必然下场，死有余辜。但在英国人看来，这位“美国的最后一位国王”在美国独立后幡然悔悟，放弃了“重振王权”的梦想，使得英国政治重新回到“光荣革命”以来君主立宪、限制王权的正确轨道，这一转向在英国近现代史上意义重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特里维廉(George Trevelyan)说，1800年代小皮特首相执政以后，乔治三世的政治影响力逐渐下降；但与此同时，乔治三世却日益受到国内民众的爱戴——国王乔治成为不列颠民族的象征和民众爱国热情的焦点，被誉为“正直高尚”的君王。国王的形象为何反差如此巨大？答案恐怕需要回到美国独立战争的现场去寻找。

乔治三世

内战的起因

美国独立战争之所以被霍尔格·霍克（Holger Hoock）等历史学家称之为内战，是因为在独立战争时期，真正支持独立的只有殖民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当时，北美殖民地有250万人口），而反对独立、忠于英王的大约有20％，即50万人左右——这些人包括英王任命的殖民地官员、圣公会牧师、以及各个阶层的保守派。支持独立的人自称“爱国者”（Patriot，或称独立派），忠于英王的人自称“保皇派”（loyalist，或称托利党），其余则为骑墙派。交战之初，美英双方皆为同宗同源的手足兄弟；及至后来，殖民地内部爱国者与保皇派你死我活的战斗，其惨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对外战争——尤其在南方，“这里打得最激烈的不是大陆军对英国军队，而是保皇派和爱国者之间自相残杀。”总之，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独立战争只能是一场“内战”（或称“第一次内战”——以示与南北战争相区别）。正如宗教革命时代，异端往往比异教徒更该死，很多时候教派斗争、路线斗争、内战比起对外斗争都来得更加惨烈。

直到1776年《独立宣言》发布之前，北美大陆会议的口号都是“恢复我们作为英国人的自由”。从当时人们的言论上来看，也没有什么“民族主义”迹象，倒是相反，许多日后的革命者此时口口声声宣告自己的爱国之心与英国认同。比如弗朗西斯·霍普金斯（Francis Hopkinson，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之一，也是美国国旗的设计者）在1766年说：“难道我们不属于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吗？身在美洲的我们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英格兰人，尽管我们被大西洋的波涛重重隔开，但我们的忠诚依旧。”约翰·亚当斯，在给妻子阿比盖尔的私信中，也曾不无骄傲地说，新英格兰不仅要比美洲其他殖民地优越，也要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高出一筹。原因之一就是，这里的居民都是纯正的英国血统。战争期间，约翰·亚当斯致友人的一封信件表现出他对暴力革命的疑虑——担心社会因此失去秩序，同时也害怕最终会迎来暴民统治（Mobo-cracy）。不仅如此，由于法国和西班牙对北美的军事威胁依然存在，一旦脱离英国，天知道这些天主教徒会对清教徒移民采取何种骇人听闻的手段。此外，1745年詹姆斯党人叛乱，英国政府对反叛者的血腥镇压，仍然让美洲人士记忆犹新，不寒而栗——毕竟当时的英国是西半球乃至整个世界的头号强国。事实上即便是激进的独立派人士，一开始也不敢奢望独立，而是抱着一种“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鸵鸟心态，认为这一切都是贪婪腐败的内阁的问题，而宽厚仁慈但受误导的国王则听之任之。他们甚至乐观地以为，或许只要一次激烈的武装抗争，就能够促使这个残暴的内阁倒台，从而使得对北美友好的新内阁顺利登场。所以1775年7月5日列克星敦第一声枪响之后，大陆会议仍然向乔治三世递交了“和平请愿书”。在请愿书里他们恭顺地表达了对英王的忠诚，并请求他阻止内阁的敌对行动，以便达成和解。简而言之，美洲人民只是要求把“议会无代表则不纳税”的英国原则，推广到北美殖民地而已。

大陆会议

23岁的乔治三世，于1760年登上英国王位。统治前十年异常艰难，乔治经历了政府的持续动荡。等到美国革命前夕，乔治已经成长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这位国王头脑沉稳，有着强烈的皇家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并受到明确的基督教道德指引。作为统治者，乔治对外交政策和军事事务非常感兴趣，并密切关注美洲战争的筹划和实施。在危机升级的早期阶段，乔治三世主张怀柔。但是，当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后，乔治三世立场逐渐强硬。他在写给内阁大臣的信中说：“我极为痛心地获悉，坏人的煽动又一次把波士顿人导向如此不可原谅的暴行。”他认为，目前的困境来源于不列颠的一再忍让，从而让一小撮坏人有机会煽动无知群众。国王决定要施以严惩，以显示帝国威严。“我们是绵羊的话，他们就是老虎。但是，如果我们坚强起来，他们毫无疑问会被证明是非常温顺的。”然而事实证明，国王的想法太过简单。国王力排众议，断然主张采取强硬的平乱策略，但这些策略很难保证国内团结——反过来，国内冲突也会影响国外战争。

正如历史学家莱基（W. E. N. Lecky）在“固执的国王”一文中论断的那样，对英国来说，不幸的是有一个倔脾气的国王当政。在十数年的英美紧张关系中，不列颠当权者的失误首先是回避真正的政治问题，把北美问题简单归结为一小撮人野心作祟，把政治冲突庸俗化。在冲突显性化之后，却转而实施“边缘政策”，又把政治斗争零和化。这些举动严重地恶化了局势——北美独立运动在各种外力作用下，被硬生生地拧成了一股绳。

更为糟糕的是，国内舆论对国王也极为不利。埃德蒙·伯克在国会发表演讲，反对用兵，倡导大英帝国与殖民地通过谈判达成妥协。反对派政治明星约翰·威尔克斯在自创的《北不列颠人》第45期上对内阁的美洲政策甚至国王本人大肆攻讦——威尔克斯三次当选议员，又三次被国王罢黜，后被迫流亡海外。当他返回伦敦时，受到伦敦市民热烈欢迎，令王室大出其丑——马克思曾指出，威尔克斯事件一度有动摇乔治三世的王权之势。因此，在这样的情形下，“当身为家庭成员的美国人拒绝他的慈爱和保护时，”正如乔治三世的传记作家斯特拉·蒂利亚德（Stella Tillyard）总结的那样，“这几乎令国王感到崩溃。”

埃德蒙·伯克

在个人层面，也许没有人比乔治更能强烈感受到，存在于英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裂缝在不断扩大。乔治三世自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国王是臣民、大英帝国和殖民地的父亲。他掌管着他们的福祉；作为孩子，他们也应以爱与服从回馈国王。自登基以来，乔治三世一直把国家看作是一个以他本人为首的大家庭。在国王眼里，叛逆的殖民者就像一群被宠坏、忘恩负义的孩子。照蒂利亚德的说法：“对孩子和他的兄弟姐妹来说，只要能够保持尽职和忠诚，乔治就是他们慈爱且温柔的父亲。在乔治的内心，他为家族每个人都设计了一套他所认为最适合其生活的方式。但如若他们想要以与他所设计相左的方式生活，乔治绝不会与他们谈判，更不会妥协。他对待美洲臣民的态度也是如此。作为他的孩子，他们就要和他真正的孩子一样，必须承认乔治作为父亲和国王的权力。如果道义不能使他们回归祖国，那么就必须采用武力。”但革命者不仅不领情，却反过来指责国王阻碍他们的茁壮成长：对他们来说，仁慈的父亲正转向残酷和专制。

国王深知，对大英帝国来说，用武力解决美洲殖民地问题的风险极其巨大。众所周知，乔治三世一向以维护王室尊严、保护在海外受到胁迫的忠诚国民（尤其是美洲保皇派）为己任，但与此同时，他也要考虑“七年战争”之后英国的国际地位和与欧洲诸国的关系。这位君主担心，美洲殖民地的丧失不仅会给英国权益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可能会放松英国对爱尔兰和英属西印度群岛的控制。

因此，乔治三世顾虑重重。一方面他已将国家置于战争边缘，另一方面他又向议会作出保证：他将以宽宏大量的方式，以军事行动作为辅助来对付叛乱分子——作为他们的父亲，国王将以“温柔和仁慈”的态度接受任何悔改的殖民地叛乱分子。王室的支持者（托利党，即所谓“国王之友”）也纷纷主张采用国王的强制手段，认为这是一场反常的叛乱。然而在支持和平调解的辉格党看来，这却是一场反常的内战。事实上，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这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景：受教育群众对政府使用军事力量作为公共政策工具的行为，进行了广泛批评。”——这一问题的分歧使英国决策者在美国问题上陷入更深的两难处境。

乔治的战争

与犹豫不决的大英帝国领导人相比，殖民地人民想法很天真很简单。正如历史学家埃德蒙·摩根所言，无法无天的美洲人“除了以身为英帝国臣民感到自豪外，感到此帝国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撒手不管你。”早在几十年前，殖民者就提出“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认为英国自中世纪起只有议会代表达成一致国家才有资格征收内部税，而现在美洲殖民地在议会里连个代表都没有，凭什么要交税？（对此，约翰逊博士的答复是“殖民地居民不能拿从前不交税做理由：我们不会让一头小牛耕地，但长大后则另当别论。”）此外，美洲人还表示，根据几百年来的习惯，美洲一直采用贸易特权与外部税（主要是关税）来换取自治权，可谓古已有之；再说“七年战争”是英国与欧洲大陆诸强争霸的战争，与殖民地了无干涉，因为军费开支（英国由此欠下1.4亿英镑的巨额债务）而增加殖民地赋税显然毫无道理。

在这些无休止的争论中，更直接也更要命的问题也出现了——殖民地与母国的纽带来源于王室曾经颁发的殖民特许状，这类封建残余文件使得殖民地人民意识到自己只应该效忠于国王，而非议会。而事实上，“光荣革命”以后，英国国王的权力已经遭到严重削弱，议会才是国家权威的体现。唯其如此，美洲的激进分子一再强调，英国议会无权干涉美洲殖民地政治，英国议会与美洲各殖民地议会应是平行机构——从这点上不难看出，日后的美国独立战争可以说是“光荣革命”的一种延续：对英国来说，“光荣革命”未能在美洲开花结果，议会的权威未能得到尊重；而对美国来说，殖民地要想尽一切办法打破现状，摆脱英国议会的控制。

在向国王请愿的三天后，大陆会议还代表“美洲同胞”向大不列颠居民发表讲话。殖民者表达了他们对宪法和经济的不满，以及他们对于受专制政权奴役的恐惧，并向他们的英国同胞恳求：难道不是他们共同的祖先，政治自由传统，以及他们先前为保护帝国的战争中流下的血汗，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吗？难道不存在这样的危险——“那些刺穿美国兄弟们的士兵”下一次会将刺刀转向国内的同胞？

在美洲叛乱分子心里，他们是在合理地抵抗帝国暴政，而对于他们的君主来说，这就是叛国。早在1773末发生波士顿茶党事件之后，英国的一位贵族便建议说，应该对叛乱分子 “处以绞刑，绑在囚车上拖往刑场，将他们对半肢解。”大陆会议在1775年7月向乔治三世发出最后一次避免战争的和平请愿，但乔治三世拒绝接受橄榄枝，并且责令枢密院发布一份关于“镇压叛乱和暴动”的公告。公告里宣称，美国人现在处于“一场公然的叛乱之中，……他们正在筹备和部署，准备叛国，并将发动对我们的战争。”当美洲叛乱分子得知国王拒绝接受他们忠诚的请愿书，反而宣布他们为叛军后，以塞缪尔·亚当斯等人为首的激进派开始全身心地投入脱离大英帝国、为独立而战斗的革命之中。

塞缪尔·亚当斯

面对大陆会议的吁请，乔治三世不为所动，而是立即着手平息叛乱。10月底，他在国会发表了一次决定性的演讲，阐述其强硬的立场。国王分析了美洲的情况，指出那里的叛乱分子“正公开宣扬他们的起义、敌意和叛乱。”他们组建军队，征税，篡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作为回应，国王表现出他坚定不移的使命感和信念：他将使殖民地回归臣服状态，并将他忠诚的美洲臣民从叛乱分子的暴力压迫中解救出来。

同时，国王派出的特使开始与其他国家磋商战争公约——在17世纪70年代，英国雇佣外国军队作为辅助武力，帮助其海外作战。这种做法在镇压本土的叛乱方面，由来已久。这一点其实非常必要，因为英国宪法不允许君主在和平时期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所以，为了在战争伊始就能迅速调动大量部队，国王不得不将目光投向英国海岸线以外的地方。1775年，英军只能募集约36000士兵，而其中8000人在北美；等到战争结束时，人数就达到100000人。据史料披露，乔治三世的使节早在1774年冬天就与德国代表开始了秘密谈判，这表明向殖民地派遣军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国王早在列克星敦战役前就认真考虑如何使用军事力量。

乔治三世在国会发表激进演讲的两周后，也就是在1775年11月初，他策划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内阁重组，目的在于将其转变为更为强硬的政府。国王把乔治·杰曼勋爵（Lord George Germain）提拔到美洲事务大臣的关键位置——乔治·杰曼勋爵素来以对美洲叛乱分子的强硬立场而闻名。杰曼推荐的英军统帅是威廉·豪勋爵——这是一位争议人物——在纽约之战中，面对有利战机，豪并未穷追猛打一举消灭北美叛军，从而使得英国丧失了将独立战争扼杀在摇篮中的关键机遇。豪日后辩解说，这样做的理由，首先是因为他觉得有必要谨慎使用手上的军事资源（盖因远隔重洋、补给不易）；其次也是由于他个人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跟国会中若干辉格党成员一样，豪属于“亲美人士”，希望打一场惩戒性的有限战争（而非全面战争）——即通过展示英国的军事优势不战（或少战）而屈人之兵。他认为自己执行的主要是一次“警察行动”，并肩负有恢复和平的使命（他反复试探过与美方媾和），覆军灭国固然痛快，却会永久地撕裂英国社会（豪仍然把北美人看成英国人），所以豪希望通过有节制的作战释放善意，将北美人带回谈判桌，也寄希望于如此一来，战后重建方能收拾人心。

在豪将军受命之初，一位匿名作家便在醒目的警语中告诫道，豪家族的荣誉正受到威胁。如果英军打了败仗，豪将“在其兄弟誓死捍卫的战场上，屈辱地倒下”，之后“豪的名字在美洲将在叹息中被提及。”反之，如果豪用“鲜血清洗美洲大陆”，那么他将因违反天性和人道，在来世赎罪。当然，历史已经证明：豪的问题是，他低估了独立革命深入北美社会的程度，仍然在用十八世纪战争的眼光来看问题，认为在战场上击败一支军队足以引起某种政治后果。但是美国独立战争其实是历史的先声，更类似于十九世纪之后的大众战争，理性计算并不起主要作用。豪不久即会发现，被“命运”所鼓舞的大众对战争的忍耐程度非同寻常。正如历史学家埃利斯（Joseph Ellis）所说：“豪氏兄弟的军事策略的中心设想，也就是那种认为北美叛乱所得到的支持脆弱且肤浅的想法，被证明是错误的。”事实上，即使豪在纽约之战中歼灭华盛顿军，继而分割消灭了整个反抗力量，恐怕战争仍会继续——须知华盛顿与大陆会议的失败并不等于英国的胜利。正如豪本人所发现的，征服很容易，长久的征服却很难。开战之前，埃德蒙·伯克在英国议会演讲的时候说道：“单靠动武只是一时的办法。它也许能镇压于一时；却不能铲除再一次镇压的必要；一个国家，若需要不停地被征服，那是不可能统治的……。”

对于交战双方来说，战争的进程皆可谓艰苦卓绝。由于英国领导层内部矛盾重重，加上将帅失和，英军被迫由攻转守。约克镇战役后，英军副统帅康沃利斯率部投降。但乔治三世仍然不肯承认失败：他正式拒绝了停战和谈的请求，反而要求议会和政府加大征讨力度，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乔治三世的顽固态度使得战争被人为拉长，并使得英国蒙受更大损失——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英国海军与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展开决战，大败亏输。由于制海权完全丧失，英军的全面溃败已在所难免。

约克镇围城战役

1781年3月，辉格党人提出一项动议，认为现政府的继续执政“将导致国家的毁灭”。伯克在国会发表演讲，一方面攻击诺斯政府的决策（“收税不等于收益”）造成北美殖民地走向独立，另一方面又指责强大的王权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在攻击政府，但背后隐含的要求是，乔治三世必须为北美危机负责——这实际上颠覆了一直以来“国王不会犯错”的传统信念，王权的合法性遭遇空前危机。

除了国王和首相，伯克在演讲中对英国民众也提出了批评——几乎无一例外，在战前，“国王和议会的每一次行动都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尤其是针对爱尔兰、北美和印度的暴政，英国民众认为事不关己——他们或者无动于衷，或者拍手称快，直到议会开始提高税率，扩充军队，并以战争状态为由废除“人身保护令”，他们才如梦初醒，开始群情激愤。在伯克看来，“公共舆论的消失与独立战争期间政府的短视行为之间大有关联。”而在这一点上，刚愎自用的国王显然难辞其咎。

在辉格党反对派以及各种激进势力的共同作用下，作为“替罪羊”的诺斯首相及内阁黯然辞职。乔治三世的个人专制统治也随着北美独立而黯然终结。这一结果使得乔治三世之前“重振王权”的梦想化为泡影，反之亦使得“光荣革命”的成果得以巩固，君主立宪制又重新回到原先的轨道。经历了乔治三世时期的回光返照后，随着政党政治的日益成熟以及责任内阁制的形成和完善，英国王权乃真正走向衰落，君主“统而不治”的时代逐渐降临。

国王的转变

和伯克观点相似，历史学家乔治·特里维廉也认为“乔治三世应该为丢失美洲负责。”对此，一向富于道德反省且以维护大英帝国利益为使命担当的乔治三世也陷入良心的自责与悔悟。1883年，国王痛定思痛决定改组内阁，延请小皮特担任首相。这一次的人事改革与他即位初期任用布特（Bute）伯爵相比，效果截然不同。苏格兰人布特对英国朝政一无所知，仅凭国王私人教师的身份统领内阁，本难以服众。此外，布特与王太妃的亲密关系更使得朝野上下物议沸腾，从而导致乔治三世执政初年朝政紊乱的局面。而小皮特出身于贵族世家，其父老皮特在乔治二世时代曾任首相，声望卓著。英国政坛的贵胄之子，自幼接受政治培训，通常一旦成年便有机会进入国会历练，因此深谋远虑，通达干练，远非常人可比。而小皮特正是这样一位“国之栋梁”。国王也顺水推舟，将军国大政一应委之，自己则退居圣詹姆斯宫，专注于各项文教及慈善事业。历史学家大多赞同下述观点：对大英帝国而言，丢失美洲殖民地引发了更广泛的改革——用斯蒂芬·康威(Stephan Conway)的话说，此次失利“促进英国人反省，从而导致了一场道德革新运动。”而这一场由国王本人发起并主导的革新运动也是这一“人道的，开明专制的”大英帝国决定性的转变。

国王早年以性格倔强、固执己见而著称。在即位后第一次国会演讲时，他便声称不同于父祖，恒以“不列颠之名而自豪”。国王自幼胸怀大志，又勤奋自励，就连辉格派历史学家梅（Thomas Erskine May）也不得不承认他完全配得上“爱国君王”（a patriot king）的称号。痛感于之前两位乔治国王沉湎嬉戏、荒废政务，他立志要重振王权，但在向政府夺取权力的过程中，因为缺乏政治经验，操之过急，结果却适得其反——他不满于朝臣颟顸拖沓，因此无论大事小事，事必躬亲，不仅毁损了健康（他晚年因长期高度紧张而患上精神性疾病），也降低了自己的声望。日后在谈到18世纪英国政治时，温斯顿·丘吉尔曾尖锐地指出，早期的乔治三世“善于处理琐碎小事，而对基本原则和重大问题却难以驾驭”，是一个根本无力“遏制腐败之风”的不称职者——国王急于求变，难免任人唯亲：他即位不到两年，“国王之友”派便在下院占据了多数。尽管他们尚不是现代人所理解的那种党派，但朝野上下很快便明白了“国王之友荣，政府之友辱”的道理。当然，打着民主、民选的旗号，却能够安享各种集权、专制的好处，这也并非英国现代化进程中特有的现象——美国19世纪早中期的“政党分肥制”便隐含了乔治三世顶层腐败的政治基因。

乔治三世为人古板、立身谨严，对宫廷舞会之类毫无兴趣，但对艺文之事却情有独钟。早在1768年，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英国便成立了皇家艺术协会——乔治也被当时的艺术家誉为绘画之王。1780年代以后，他则将更多精力转移到农业生产和技术改进之上：乔治三世亲力亲为，积极促进农业改良，不仅在温莎直接经营新型农业，并在近郊建立英国皇家植物园，还为英国引进美利奴羊，大大提高了英国的羊毛产量——当时英国著名农业专家阿瑟·扬(Arthur Young)乃将乔治誉为英国农业技艺的领袖，受人敬爱的“农夫乔治”的昵称也流行开来。

阿瑟·扬(Arthur Young)

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乔治三世对慈善事业亦相当关注，包括疯人院、感化院等在内的许多慈善组织都将乔治国王作为自己的主要庇护人。此外，他还非常关注教育问题。当时英伦推广的先进教育理念和方法，无论是“主日学校”，还是“兰开斯特导生制”，都得到他的褒奖和肯定。1786年 8月，国王途经圣詹姆斯广场，遭遇一名发疯女子行刺。事后，乔治三世不仅赦免了这位名叫尼克尔森的可怜女人，还表示要对她的诉求进行公正处理。这在当时激起了全国上下对乔治三世同情和效忠的热情——人们既为国王的安全脱险感到欣慰，同时又对其面对危机表现出来的镇定和对臣民的宽容感到敬佩。1789，乔治三世恢复健康后，牛津教授托马斯·沃顿 (Thomas Warton)在颂诗中写道：“全城灯火通明，/民众自发点亮自家的橱窗，/为国王恢复健康而庆祝，/甚至包括所有的大学学院。/”

英国18世纪政治改革家萨缪尔·罗米利(Samuel Romilly)认为乔治三世是历代汉诺威君主中极具个性的一位。他既虔诚信仰国教，又重视家庭伦理，他的道德观与英国中产阶级伦理道德观极为契合，故而能得到民众的认同和拥戴。对此，罗米利进一步分析道：“从他即位伊始到北美独立战争结束，乔治三世是有史以来最不受欢迎的国王之一；但现在(1809年)他是最受欢迎的国王，虽然此时政府的特征或精神并无丝毫变化。”而其中的缘由显然在于时局的变迁——当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际，在关乎国家利益与民众福祉的重要时刻，国王选择站在人民一边，反对“亲法派”的权臣、辉格党领袖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这奠定了其民意基础，也使得国王可以根据人民的意愿——而非国会的投票——来选择首相和政府。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恐怖。”——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及其随之蔓延的暴力恐怖，使得英国民众深刻领悟到和平稳定的政治局面来之不易，感受到君主立宪与法国封建王权相比的制度优越性，同时对宽厚仁慈的国王也益发敬重，甚至连“丢失”美洲这样的过错也被淡忘。这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小皮特首相执政，乔治三世的政治影响力逐渐下降；但与此同时，乔治三世却日益受到国内民众的爱戴，甚至被赞誉为“不列颠的保护神”。其中的教益，值得后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