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集中营里,犯人们开始穿梭于各个牢房,高喊着他们的报价——“奶酪七支烟”,包裹分发完的几个小时里到处喧闹不堪。这个不方便的方法,很快被每一牢房新出的交易和拍卖布告牌所取代。布告牌上写着名字、房间号、所需商品和所供商品。交易完成后,再在布告牌上画叉去除。交易记录的分开和半永久性,使得价格人尽旨知,因此,虽然依旧存在着精明的交易者套利的机会,整个战俘营中的价格却是趋于统一。伴随着该制度的发展,每一个人(包括不抽烟的人)都愿意换取香烟,以期在另一时间和地购买其他物品。物物交换虽从未消失,但香烟已经成为标准货币。
市场的统一性和单一价的流行程度,直接与战俘营的组织及舒适度的变动相干。中转集中营通常混乱又不舒适,人群过度拥挤,没有人知道其他人住在哪里,也没有人费神去查清楚。这个组织太小,以致不能采用交易和拍卖布告牌这种方法,私人广告是最常见的形式。因此,中转集中营中存在着多个市场。
据说,从一个牢房的一端到另一端,一听沙丁鱼的价格由原本的20支烟就小涨跌了2支烟。
尽管意大利集中营的组织程度很高,我们被关押的第一个中转集中营的市场却以这种方式被分割成若干块。1943年秋天,我们被转到德国。在这个集中营——即位于巴伐利亚摩斯堡的集中营VIIA,大约有来自各国的五万战俘。法国人、俄国人、意大利人、南斯拉夫人可以在集中营里自由走动;英国和美国的战俘的活动范围则仅限于自己的狱所,虽然向哨兵贿赂些香烟,通常也会允许其中一两个人到其他狱所去走走。有人首次到有专门摊位、明码标价、有组织的法国交易中心时发现,咖啡精在好茶的英国人那里相对便宜,若以饼干或香烟交换可得到一个调价,一些有企业家头脑的人还以这种途径发了一笔小财。(顺便说一下,后来我们发现,大部分咖啡通过“线人交易”在慕尼黑的咖啡黑市上售得了罕见的高价,据说一些法国战俘已经存了一笔可观的货币。这也是我们平时封闭的经济,与外部其他经济世界为数不多的发生联系的机会之一。)
最终,舆论对这些垄断利润产生不满,因为并非每个人都能与法国人联系交易,于是同他们的交易逐渐被规范下来。每组床位被给予一个可提供食物品的限额,交易由具有垄断权且有信誉的英国战俘代表进行。同样的方法在同别处的哨兵交易中也有使用。由于这种交易都是按规定管制进行,保密性和合理的价格尤为重要,因而冒充的交易都破坏力也较强。
后来到德国的固定集中营中,那里存在最高形式的商业组织。除了交易和拍卖布告牌,商店作为公用事业也被筹办起来,它是由英国高级军官代表团控制的非盈利组织。人们将他们多余的衣服、卫生用品、食物存放在那里,直到它们以一个对香烟的固定比价出售。只有兑换为香烟,交易才能被接受,这里不存在物物交换,也不存在讨价还价。至少食物有标准的价格,而衣服则差别很大,其价格围绕由卖者和商店管理者协商决定的标准浮动,衬衫一般报价80,根据质量和年龄可从60到120上下浮动。商店为使得持有少量食物存货,人们积存红十字会分发的香烟,作为贷款投放为商店的资本,而首批交易时所得的小额酬金就作为酱的偿还。这样香烟完全获得货币地位,市场也几乎完全统一了。
由此可见,即使没有劳动或生产,市场仍可存在。英国红十字会(B.R.C.S)可视为是教科书中提到的“神”,而交易的物品——食物、衣服、香烟——则是源于上天馈赠。不考虑这些,也不论资源是大致平均分配的,市场就这样自发运行起来了,价格也由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给出。这一事实显然很难与劳动价值论一致。
实际上,这里存在劳动力市场的雏形。甚至当香烟不再稀缺,依然会有一些不幸的人,愿意提供服务以获取香烟。洗衣工愿以2支烟的价格洗一件衣服。擦洗、熨烫军装并临时租借一条裤子,则需12支烟。一张不错的蜡笔肖像要价30支烟,或一听“Kam”,裁减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也各有其价。
也有人提供企业家式的服务。一个咖啡摊主经营茶、咖啡、可可,每杯2支烟,他按市场价购买原料,并雇用劳动力悼念燃料、烧火,甚至实际上有时他还雇用特许会计师为他报务。蓬勃发展过后,他因野心过大而损失惨重,卖掉了几百支烟。如此大规模的私人企业在集中营实属少见,但中间商和专业交易员却屡见不鲜。那个意大利随军牧师和在摩斯堡首度与法国人交易的人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