煕宁四年(1071)，宋神宗下诏：“开封府东明、考城、长垣县，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东应天府、濮齐徐济单兖郓沂州、淮阳军别立贼盗重法。”“别立贼盗重法”意味着，这一法案属于区域特别法案
――
“盗贼地分重法”。仔细分析诏书所列州县，可以发现，它明显以京东路为主体，且其余州县皆是环京东路毗邻分布。正因为如此，有人干脆以“大京东”的概念来泛指首都开封以东的“盗贼重法地分”，“惟京东素多盗贼，号重法地分”。宋朝《实录》在记录这一区域特别法案出台的前因后果时也说：“京东诸路，有人习为盗处”，“刑名视他路加重”。北宋京东“盗区”形象大概从仁宗朝开始出现，“庆历、嘉祐之间，曹、濮两州称为盗区”，到神宗朝最终以法令的形式定格下来。
京东“盗区”之形成存在诸多因素。例如，历史因素。陈师道曹州《披云楼记》即言：“承唐
之乱，田里壮少弃
本业”，“强悍喜攻劫”。但是，历史因素并非京东“盗区”形成的关键因素。北宋前期，京东地区并没有显示出“盗贼”问题格外严重，也没有给人留下“盗区”的印象。事实上，北宋仁宗朝以前，朝廷最头痛的“盗区”是四川，头痛到近乎神经质。又如，因黄河泛滥而衍生的流民因素。北宋中期，黄河改道北流，“岁岁决溢，朔方(河北)诸郡，冲溃不常”，“其流民尽来京东界内”。流民因素的确是京东“盗贼”频发的一大关键因素，但在诸多因素中，尚有一种隐幽绵长却十分重要的因素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这就是北宋因政治红利、科举进化而引起的京东上层社会心态的崩溃。“盗贼”为盗，多是社会下层为生活所迫，但京东“盗贼”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上层频繁介入“盗贼”活动。正是这种“与众不同”，才有必要去探究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一
政治红利与北宋京东社会
北宋王朝以北方统一南方的形式建立起来，政治上不可避免地会“重北轻南”。“赵匡胤以及北宋开国元勋多为北人，统治阶层在感情上天然倾向于北方士人”，北方(不含河东路)因此而享受着丰厚的原始政治红利。具体表现有三：
一是北宋前期
(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高层官员多为北人
。“方国家肇造之初，将相大臣多西北旧族，而东南未有闻者。”“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宋史》正传、循吏传，北宋前期总共收录文官175人，其中开封府13人、京西路19人、京东路31人、河北路46人、陕西路17人，合计126人，占总
数的72%；河东路(7人)与南方诸路合计49人，占总
数的28%。
二是北方路分
(不含河东路)参加省试的解额远多于南方
。现存北宋最早的进士科解额分配数据见于司马光《贡院乞诸路取人状》，兹将相关数据列表，参见表1。
表
1 嘉祐年间进士科考生与录取人数分布
|
年份
地区
|
嘉祐三年
解额
/及第人数
|
嘉祐五年
解额
/及第人数
|
嘉祐七年
解额
/及第人数
|
|
国子监
|
118/22
|
108/28
|
118/30
|
|
开封府
|
278/44
|
266/69
|
307/66
|
|
河北路
|
152/5
|
|
154/1
|
|
京东路
|
157/5
|
150/5
|
|
|
梓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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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
|
|
|
广东路
|
97/3
|
84/2
|
77/0
|
|
湖南路
|
69/2
|
69/2
|
68/2
|
|
广西路
|
38/1
|
63/0
|
63/0
|
|
利州路
|
26/1
|
|
28/0
|
|
夔州路
|
28/1
|
32/0
|
|
|
河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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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
|
41/1
|
45/1
|
|
陕西路
|
|
123/1
|
124/2
|
|
湖北路
|
|
24/0
|
23/1
|
表1的分路数据尽管不全，但可以明显看到，除河东路外的北方路分，进士科解额远多于南方路分。北方的平均每科解额(不含河东路)：开封府为284人，含国子监则为398人；河北路为153人；京东路为154人；陕西路为124人。南方平均每科解额：广东路为86人；湖南路为69人；广西路为55人；利州路为27人；夔州路为30人；湖北路为24人；梓州路一科解额63人；另外，河东路平均每科解额43人。
北宋诸科的解额，北方(不含河东路)的优势更加巨大。虽然没有具体的分路数据，但北士李廌的陈述应该具有说服力：“五路(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诸科之额甚众……诸路诸科之额素少。”宋人习惯将北方五路并论，参照进士科解额，河东路诸科解额远少于北方其他路分。至于南方诸路，“诸科之额素少”，表明南方诸路历来很少，以至于有人说：“祖宗时设诸科之目，以待西北之士。”诸科解额不仅多归北方，而且总数远多于进士科解额。熙宁四年，罢诸科，“取诸科解名十分之三增进士额”，到元丰八年(1085)，陆佃同知贡举，请求将开封府见留诸科解额，除50人添拨解发开封府进士外，其余190人均拨给南方解额狭窄路分。开封府存留诸科解额多达240人，如果是按“取诸科解名十分之三增进士额”的原则，开封府原有诸科解额应有800人。参照嘉祐三科进士科平均解额，开封府诸科解额是进士科的近3倍。假设路与路之间的解额比例不变，路内诸科与进士科之间的解额比例也不变，京东路进士解额大概是开封府进士解额的54.2%，元丰八年京东路存留的诸科解额应是130人，原有诸科解额应是434人。因为诸科解额太多，发解试所解之人，“到省十有九不中者”。
三是北宋前期诸科录取人数远超过进士科
。北宋诸科虽然号称“诸科”，但其实是以经学为主，司马光即言：“国家本设诸科以求通经之士。”例如，开宝六年(973)，诸科省试，各科录取人数分别为：五经4人，开元礼7人，三礼38人，三传26人，三史3人，学究18人，明法5人。其中，五经、三礼、三传、学究皆属经学，合计86人，占诸科录取总数的85.1%。诸科解额，北方占有显著优势，而经学又是北士(尤其是京东士人)的长项，诸科录取人数远超进士科，自然是大大有利于北士。为便于理解，兹将熙宁四年科举改革前进士科与诸科(含明经)及第人数列表，参见表2。
表
2 熙宁四年科举改革前进士科与诸科(含明经)及第人数
|
开科年份
|
进士科
|
诸科
|
开科年份
|
进士科
|
诸科
|
|
乾德四年
|
6
|
9
|
大中祥符八年
|
203
|
363
|
|
开宝六年
|
26
|
101
|
天禧三年
|
162
|
154
|
|
开宝八年
|
31
|
34
|
天圣二年
|
207
|
354
|
|
太平兴国二年
|
109
|
207
|
天圣五年
|
377
|
698
|
|
太平兴国五年
|
121
|
533
|
天圣八年
|
249
|
573
|
|
太平兴国八年
|
229
|
764
|
景佑元年
|
501
|
282
|
|
雍熙二年
|
255
|
620
|
宝元元年
|
310
|
617
|
|
端拱元年
|
160
|
621
|
庆历二年
|
432
|
407
|
|
端拱二年
|
186
|
478
|
庆历六年
|
538
|
415
|
|
淳化三年
|
353
|
964
|
皇佑元年
|
498
|
522
|
|
咸平元年
|
51
|
150
|
皇佑五年
|
520
|
522
|
|
咸平二年
|
71
|
174
|
嘉祐二年
|
388
|
389
|
|
咸平三年
|
414
|
777
|
嘉祐四年
|
163
|
176
|
|
咸平五年
|
38
|
182
|
嘉祐六年
|
193
|
102
|
|
景德二年
|
393
|
1268
|
嘉祐八年
|
200
|
147
|
|
大中祥符元年
|
207
|
652
|
治平二年
|
200
|
161
|
|
大中祥符五年
|
126
|
377
|
熙宁三年
|
355
|
474
|
|
大中祥符七年
|
21
|
21
|
|
|
|
熙宁四年科举改革前，进士科与诸科及第人数皆明确的有35科，录取进士、诸科人数分别为8293人、14288人，诸科及第人数是进士的1.72倍。对于北士在科举考试中的政治红利，李廌有经典论说：
今夫江、浙、闽、蜀举人极多，而解额极少……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诸路举人或多或少，然解名例为最优。……或曰：“国朝以来，最优五路，一旦解名率与诸路均，可乎？”曰：“恶！是何言也！而以谓河东、河北与夫陕西旧所以优之者，以近边圉欤，京东西所以优之者，以近王畿欤。”……天下之士，应举之法同，而取数之法有异，独优五路，无乃不可乎？
李廌原籍京东郓州，先后徙居陕西华州、京西许州，他以北士身份谈北士科举优待，可信度应该没有问题。“国朝以来”，“最优五路”，“独优五路”，“解名例为最优”，说明自大宋开国，北方在科举考试中的政治红利是的确存在的，而且很丰厚。不过，对于受优待的理由，李廌的说法较为牵强。所谓北方五路不是“近边圉”就是“近王畿”，但同样是“近边圉”的河东路，就没有享受到政治红利。河东路进士科解额明显接近南方路分，远少于北方其他路分。河东路之所以成为北方异类，在于它是北汉旧地，直到太平兴国四年(979)才被征服。河东路的遭遇表明：北方的政治红利带有原始性，只有北宋统一战争前的原始路分才可享受。
不仅是科举，河东路在高层官员任用上同样未享受到原始政治红利。前述《宋史》正传、循吏传，北宋前期河东路籍文臣仅有七人，远少于开封府、京西路、京东路、河北路。这七人也只是就祖籍而论，如唯一的宰相王溥，早在后周就已经是宰相。
相比河东路，京东路在北宋统一前早就属于中原王朝，并因此充分享受到了原始政治红利。以高层文官而言，前述《宋史》正传、循吏传，北宋前期京东路籍文臣有31人，仅次于赵宋皇族所属的河北路，远远高于其他路分。以科举而言，前述嘉祐进士三科，京东路平均每科解额154人，仅次于开封府。
原始政治红利对于京东路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能为北宋前期京东路士人提供非常宽松的发展环境。嘉祐三年(1058)、五年(1060)，京东路参加进士科省试的人数分别为157、150，及第人数皆为5人，平均中举率仅3%，远远低于10%的全国平均录取率。这表明：京东路有大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乡贡进士非常轻松地获得了省试资格。曾经同知贡举的陆佃说道：“京东等路荐送之数太宽滥，得者众”，“解名极宽裕”。“太宽滥”“极宽裕”都在说明，京东士人可以很容易地获取省试资格。特别是诸科，不仅解额远多于进士科，省试录取名额亦远多于进士科，而诸科正好是京东士人的最爱。诸科以经学为主，京东路作为孔孟之乡，从春秋战国至宋一直是传统经学的大本营。正因为如此，齐鲁士人对经学始终抱有一种非常特殊和执着的情感。如战国时期，“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再如，唐末五代，“自唐室陵夷，中原多故，经籍文物，荡然流离，近及百年，斯道几废”，由于秦汉迄北宋“尚多经儒忠信之士，分裂大坏如五季，文物荡尽，而
鲁儒犹往往抱经伏农野
，守死善道，盖五十年而不改”。
齐鲁儒生的执着精神，有效地维持了经学传承，但同时也让自身逐渐陷入呆板的境地。李白《嘲鲁儒》即说到：“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入宋以后，齐鲁(京东路)学风明显有别于其他地区，表现出鲜明的传统经学色彩。《宋史·地理志》“京东路”条记载：“大率东人皆朴鲁纯直，甚者失之滞固，然专经之士为多。”“滞
固”就是严格遵守“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传统，就像朱熹所说：“齐鲁河朔间人，只务熟读，和注文也记得，故当时有‘董五经’‘黄二传’之称。”像密州杨安国，讲说“
一以注疏为主，无他发明，引喻鄙俚，世或传以为笑”；齐鲁“专经之士为多”，“祥符、景佑之间，齐鲁举子尚多以一经决科”。这种知识传统和知识结构，与诸科考试内容可谓是完美结合，像学究科，“应者多是齐鲁河朔间人”。正因为如此，传统儒生非常注重维护经学的纯正性，就像“泰山先生”孙复所说：“每岁礼闱，设科取士，执为准的，多士较艺之际，有一违戾于注说者，即皆驳放而斥逐之。”毫无疑问，京东士人是诸科考试的最大受益者。“国初故事，多用齐鲁鄙朴经生为县令。”“鄙朴经生”说的是齐鲁学风；“多用齐鲁经生为县令”，说的是这个群体非常庞大。
二
科举进化与北宋京东社会
北宋前期丰厚的原始政治红利，尤其是科举红利，犹如一针强心剂，有效地强化了京东路的政治、文化优势。但是，这种强化带有明显的人为痕迹，与历史发展大势相左。“齐、鲁专经之学，诵书之外，不知其他，登第之后，至于官政人事，漫不通晓。”显然，因为齐鲁经生行政能力差，不是社会需要的人才，传统经学已经失去生命力，社会非常需要“新儒学”的出现。
在原始政治红利的荫护下，齐鲁士人在北宋前期尚未有时代疏离之感，最终将经学化的齐鲁士人推下历史车轮的是科举进化。科举进化具体表现为科举革新。北宋两次科举革新都给齐鲁士人造成了致命影响：一次是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科举公平化，另一次是神宗熙宁四年(1071)的科举义理化。
大中祥符年间的科举公平化，首先是程序的公平化，即糊名誊录制的推行。大中祥符元年(1008)，省试实行糊名制；八年(1015)，省试实行誊录制。此前，考官以北人居多，北士的参试名额本已占有非常大的优势，但因为科举考试“兼采誉望”，南士不得不遭受双重的不公平。当时的地域歧视是毫不忌讳、公开存在的，即使像寇准这样的一流名臣都难以免俗。大中祥符八年殿试，原本江西人萧贯当为状元，知枢密院寇准言：“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遂让京东士人蔡齐居第一。寇准洋洋得意，谓同列曰：“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这种公开的、强烈的地域歧视，如果没有糊名誊录制，北籍考官必然会尽可能地压制南士。但随着糊名誊录制的出台，科举考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理论上排除了一切人为因素的干扰。其次，是录取人数的公平化。据表2，以大中祥符八年誊录制实施为界，之前进士科、诸科及第人数分别为2797人、7932人，诸科录取人数是进士的约2.84倍；之后进士科、诸科及第人数分别为5496人、6356人，诸科及第人数是进士的约1.16倍。北士擅长经学，南士擅长诗赋，诸科录取人数降低到与进士科接近的水平，显然是一种公平化。不过，这种公平化对北士尤其是京东士人是一种巨大损伤。
熙宁四年的科举义理化，主要是科举考试内容的革新，即“悉罢诗赋及经学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熙宁四年，将原有的进士科(以诗赋为主)和诸科(以经学为主)合并为新的进士科。新进士科废罢了南士擅长的诗赋，专以经义、策论试进士。经义源于经学，从考试内容上看，新进士科似乎是有利于北士而不利于南士，但实际并非如此，经义与经学之间的鸿沟远比想象的大。早在景佑三年(1036)，叶清臣就请求“废读经一业”，“诸科举人取明大义，责以策问”。传统经学严格遵守注疏，“有一违戾于注说者，即皆驳放而斥逐之”；而经义恰恰相反，虽然需要以注疏为基础，但必须超越注疏，阐发“大义”，尤其是与治国理念、策略有关的“大义”。
熙宁四年的科举改革，除了考试内容义理化外，在解额分配上也作出了重大调整。完全罢除与义理化相悖的诸科，“取诸科解名十分之三增进士额”。诸科解额远远多于进士科，且主要集中在北方，“五路诸科之额甚众”，“诸路诸科之额素少”，诸科解额被砍掉的十分之七，事实上主要由北士承担。从前述开封府和京东路的分析来看，被砍掉的解额差不多是总解额的一半。元丰八年，开封府存留诸科解额240人，对应原有诸科解额约为800人。参照嘉祐进士科解额，取三科平均数284人，元丰八年开封府原进士解额加上存留的诸科解额，总共也就524人，而如果不改革，开封府总解额将是1084人。同理，如果不改革，京东路总解额将是588人，而改革后的总解额只有284人。南方诸科解额本来就少，南士又不擅长诸科，两科合并，北士尤其是京东士人，可谓损失惨重。
在北方内部，科举义理化的影响亦有差异，总体上对京东士人的负面影响最大。京东士人对传统经学有着特殊而执着的感情，但这种感情在北方其他路分要淡漠很多。比如，京西路，“汝、郑、许、洛之间，多治辞赋”。因为齐鲁学风的特殊性，在科举改革之初，朝廷不得不对齐鲁士人特别对待。文彦博曰：“齐鲁诸生，常以诵经为业，近闻朝廷厘改科场，此辈恐未能遽改所业，必有失职之忧。”宋神宗曰：“令展一次科场，方依今来新制。”齐鲁学风的特殊性得到朝廷的特别对待，但政策最终的落实却是以北方五路的名义落实的。“更俟一次科场”，“渐令改习进士”，“仍于京东、陕西、河东、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学官，使之教导”。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改革之后的五路科举优待，宋代的记载全都是以“京东”打头，有的干脆直说“京东等路”“京东等五路”。这种书写模式也表明，京东路是改革后科举优待的头号对象。经学与经义之间的鸿沟，无论如何都应该比诗赋与经义之间的鸿沟小。特殊优待在某种政治度上是原始政治红利的延续，“京东”打头，北方其余路分更像是搭便车。
糊名誊录制实施以后，北人中举的比例直线下降，北士司马光因此要求逐路取人，将进士科录取名额直接分配给各路。不过，这一主张遭到南人欧阳修的强烈反驳。理由是，不能单看进士，而应综合比较进士和诸科：
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今以进士、经学合而较之，则其数均；若必论进士，则多少不等。
欧阳修将进士与经学对称，事实上是以经学代指诸科。他的说辞掩饰了对北士不利的诸多方面：(1)糊名誊录制以前，北方的进士非常多，如太平兴国三年(978)进士，籍贯可考者有16人，其中北士有11人，占了68.8%；咸平元年(998)更甚，该榜进士50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刘烨为河南人，余皆贯开封府，其下又二十五人亦然”。糊名誊录制以后，北方的进士之路才逐渐变得狭窄。(2)经学诸科与进士的价值悬殊，就像司马光所说：“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3)大中祥符以后，在北方进士逐渐减少的同时，经学诸科的录取名额也在大幅下降。具体到京东路，大中祥符以后，虽然进士科解额非常多，但考试结果却相当失败，嘉祐三年、五年的省试及第比例仅为1:31(5:157)、1:30(5:150)，远远低于省试平均录取比例1:10；至于经学诸科录取人数的大幅降低，对于“专经之士为多”的京东路尤其不利，等于直接削减了京东路的录取名额。
熙宁四年科举改革对京东路“专经之士”更是造成沉重打击。两科合并后，十分之七诸科解额被直接砍掉，解额总数近乎腰斩。从经学到经义，看似有利于北士，实则不利于只会熟读硬记的“专经之士”。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就说：
昔者以诗赋取士，今陛下以经术用人，名虽不同，然皆以文词进耳。考其所得，多吴、楚、闽、蜀之人。至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欲使治声律，读经义，以与吴、楚、闽、蜀之士争得失于毫厘之间，则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
由于既不尚诗赋，也不尚经义，科举义理化后，经学诸科被永久性废罢，对于京东路的“专经之士”无异于釜底抽薪：“此等自以世传朴学，无由复践场屋。”
与科举进化相伴随，北宋中期以后，北方丰厚的原始政治红利也逐渐消解，到后期更是基本崩溃。主要表现在：(1)北籍高层官员比重处于劣势。据《宋史》正传、循吏传，北宋后期共有文臣276人，其中北籍仅有99人，占总数的35.9%，而京东路也从排名第二下降到了倒数第二，入传人数仅16人，略高于陕西路的15人。(2)北士在科举道路上举步维艰。“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沉抑之叹。”绍圣、崇宁，即哲宗、徽宗时期；“沉抑之叹”，受科举进化影响最大的京东士人无疑感受最深。
三
北宋中期之后京东士人的狂躁与危害
――
从“东州逸党”说起
“东州逸党”形成于宋仁宗景佑(1034—1038)年间，据司马光记载：“景佑初，青州牧有以荒淫放荡为事，慕嵇康、阮籍之为人，当时四方士大夫乐其无名教之拘，翕然效之，寖以成风，(颜)太初恶其为大乱风俗之本，作《东州逸党》诗以刺之。” “东州”，指京东路诸州军；“逸”是脱俗的意思，这里指豪迈放荡，不拘礼法；“东州逸党”就是指京东地区一个以豪迈放荡、不拘礼法为行为特征的士人团体。“东州逸党”的首领是时任青州知州的范讽
——
京东齐州人，出生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前后，逝世于庆历元年(1041)，曾长期为官于京东路，历任平阴知县、淄州通判、郓州通判、广济知军、青州知州、兖州知州等职。对于“东州逸党”，目前学术界多从诗学文化的角度发掘其积极意义，但如果放长时段，从整个北宋京东社会的演变来看，则会发现，“东州逸党”之“逸”实属无可奈何之举，而且“逸”只是“东州”社会演变的一个过渡阶段。
从首领范讽的履历来看，“东州逸党”表面上是因范讽而生，实则与范讽无必然联系。“东州逸党”出现的时间已是范讽的晚年。范讽身为京东人，“少纵酒落魄”，行为放荡，又长期为官于京东，但到了晚年才出现大批追随者，这是值得深思的。其中的奥秘在于：到仁宗朝，京东士人的原始政治红利大幅消退，前途变得渺茫，许多士人因前途无望而走向放荡，范讽刚好成为他们现成的旗帜。《东州逸党》的作者颜太初说：“不知二纪来，此风肇自谁。”二纪指二十四年，如果自景佑元年(1034)往上推，大约在大中祥符四年(1011)左右。大中祥符年间是糊名誊录制开始实施的时间，也是诸科录取人数开始大幅下降的时间。颜太初的首要攻击对象是范讽，但并没有将这种风气的始作俑者归到范讽。东州“逸”风的出现刚好在科举改革之时，这不是巧合，而是有着内在的联系。事实上，“东州逸党”的主体就是科举考试的失意者。且不论无数不知名成员，即使那些知名成员亦多是科举考试的失意者，如石延年(994—1041)、李冠、李芝、贾同、王樵等。“东州逸党”科举及第者有范讽、刘潜，范讽的“逸”远在“二纪”之前，“东州逸党”真正的科举及第者只有刘潜。正因为如此，“东州逸党”并非真正要“脱俗”，不过是逸而不隐，对政治前途始终抱有大的幻想。像李芝，“齐鲁之奇才”，一心想中举入仕，却始终未能实现，“天下书生皆皓首”，“功名累身苦共哀”，其心态可以想见。
“东州逸党”大概终结于石延年、范讽去世之庆历元年(1041)，但此后东州之“逸风”并没有真正结束，而是发生了转向，由“逸”转化为“狂”。从“逸”到“狂”，本身距离就非常近。《东州逸党》说：“尊大自相推”，“荡然绝四维”，“六籍被诋呵，三皇遭毁訾”，这些现象既可以说是“逸”，也可以说是“狂”。
庆历以后，京东失意士人的狂躁化倾向非常明显，不仅仅是放荡，而且越来越多的失意士人走向反政府道路。庆历五年(1045)，“山东举子”孔直温谋反，在孔直温家中搜出了石介的书信。孔直温是石介的学生，而石介又是时任京东路安抚使富弼的心腹。受此案影响，富弼被革去京东路安抚使。庆历六年(1046)，京东士人刘卺、刘沔、胡信又起而谋反，结果被腰斩于都市。受这两次连续谋反案的触动，富弼专门上书仁宗，乞采访、收用京东狂谋之士：
京东一路，甚有凶险之徒，始初读书，即欲应举，洎至长立，所学不成，虽然稍能文词，又多不近举业，仕进无路，心常怏怏。颇读史传，粗知兴亡，以至讨寻兵书，习学武艺。因兹长大胸胆，遂生权谋，每遇灾祥，便有窃议。自以所图甚大，蔑视州县，既不应举，又不别营进身。所临之官，无由肯见，往往晦名诡姓，潜迹遁形。唯是凶徒密相结扇，或遇饥岁，必有窃发。臣恐此辈一作，卒难剪除，纵无成谋，亦能始祸。似此辈类，的实甚多，散在民间，但未发耳。又缘不希仕进，难以牢笼，不可捕而加刑，加刑则党类惊而速为也；不可纵而稔恶，稔恶则根株成而难去也。要在得而縻之，使凶谋不能成，此最上也。欲乞批下，于此一路中……密令多方采访，如知姓名居处，作草泽遗逸，以礼呼召，荐于朝廷，随其所能，量加恩命，则奸谋不能成矣……若以此辈不作，其他盗贼虽遇饥年蜂起，不足为虑也。
这些人“颇读史传，粗知兴亡”，懂得国家的运转与管理，如果参与“盗贼”，则“卒难剪除”，相反，如果将这些失意士人纳入统治体系，则“其他盗贼虽遇饥年蜂起，不足为虑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