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上午，以探讨“中国汽车升极之道”为宗旨的第九届中国汽车蓝皮书论坛，开幕后的第一场巅峰对话，在北汽董事长徐和谊与蔚来汽车董事长李斌之间展开。
这两位分别代表传统车企和造车新势力的大咖在台上落座的画面一出现，我不知为如何一下子联想到了五一期间最热的一个话题：现代搏击PK传统武术，结果是徐晓东KO了雷公太极。
如同《汽车商业评论》在蓝皮书论坛预告中所说，这是一场“思想与激辩的终极博弈”。两天下来，它在汽车界的热度，恐怕不低于格斗与太极对决在武术界甚至整个舆论界的热度。
所不同的是，汽车蓝皮书论坛上的终极博弈，是汽车界精英之间的思想交锋与观点激辩，有理有礼，有利有节，有PK, 无KO。没有结果的输赢评判，只有思想的火花闪耀。12个主题演讲，15场对话，全面解析中国汽车升“极”之道，精彩纷呈。
除了那些对许多话题的高度共识之外，这期间交织的嘉宾们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观点更为引人关注，有的是同台对话里直接呈现，有的是在不同场次里被阐述。
造车新势力能不能联盟？混合动力有没有未来？汽车出口是政治需要还是市场战略？车联网是应该厂家做还是交给供应商？零部件供应商与主机厂关系是婆媳还是伙伴？自主汽车工业的失利与国产大飞机成功可否相提并论？
这些或多或少有着“二律背反”色彩的命题的开放式交流，在我看来，或许是这类论坛更大的意义。如此，将会真正助力实现《汽车商业评论》作为一家媒体所追求的价值“推动中国汽车向前进”。
而我本人作为职业生涯中历经国企、合资、外企，最后落脚到民企的，先后跟随过体制内外企业家的职业经理人，更对其中两位央企掌门人的对话所谈及的体制之困有所体会和感触。
先回放一下现场片段。本次论坛第一天的首场对话，主持人清华大学汽车研究院院长赵福全在请李斌娓娓而谈了对未来汽车产业趋势的看法之后，转而向徐和谊问了同样的问题。
徐和谊董事长刚刚做完了主题演讲，一如既往的自信、从容而又霸气侧漏。面对同样自信、从容而又温文尔雅的李斌，去回答同样问题时，有了片刻的语迟，欲言又止，随即就产生了本场论坛第一组迅速被刷屏的网红“金句”，来自徐和谊的回答——不服+羡慕。
在接下来的段落，徐和谊一字一句清晰解释了“不服”在哪里，“羡慕”些什么。在强调了“这都是个人观点”的前提下，他说，不服是指“你能够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但是还必须加两个字“羡慕”：“我就羡慕他的体制”。他进一步指出，“这映射出作为国内传统车企的这些家，下一步必须加快这种国企的改革。从发展的角度，竞争的角度必须快。这个观点我由不服引申出来，必须加快传统汽车行业这些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
这些回答得到了场上阵阵掌声。我理解这掌声的背后，除了徐董事长的观点清晰鲜明、直击重点之外，更是因为徐董的坦诚和勇敢——他正面地谈到了一个通常不会在这个范围这种场合被这种级别的老总谈论的、但却是切中要害的话题——国企掌门人的体制困境。
无独有偶，在第二天的首场对话中，另一位重量级人物——长安汽车董事长徐留平也被问及了这个话题。该场的主持人、清华大学李显君教授引用了前一日“不服”与“羡慕”的典故，指出“体制和机制是在中国整个经济界、政治界、学术界出现特别多的词，一提到国有企业就知道机制不行，一些经济学家和学者认为国有企业不可能在竞争性的领域有创新活力和竞争优势。但是长安作为央企，提供了反例，很有活力和创新力”。他问作为央企带头人是如何做到的？
徐留平董事长以“这是一个直击灵魂的题目”为开头作答了这个问题，他说：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体制上肯定有一些差距，可能会带来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已经受到那么多约束了，怨天尤人没有什么意义。有些约束是不可逾越的。”
“恰恰是，在这样的领域中，能够变化出一种最大情怀，这是作为企业家应该做的。”
“近期长安汽车旗下举办总经理培训班，我讲的第一条就是激发动机。就是在国有企业本身激励不充分的情况下，怎么把动力激发出来。这个不解决要遇到问题。”
而针对李显君教授更加有针对性的“在高管限薪令之下如何招聘人才，如何得到情怀”这一尖锐问题，徐董事长回答“高管可能受到约束，但你就得在这种约束下有情怀”。并进一步举重若轻地引到心态的境界：“你不爽也是干这个事，你爽也是干这个事，你不爽把这个事干不好，你爽了干好了，哪个结果更好？无疑你爽一点，精神焕发一点，可能是最佳选择”。
以上两位徐董关于体制的对话，后来被梨视频剪辑在同一段视频中，做成隔空掐架的画风，冠上了标题党“车企大佬徐和谊和徐留平‘怼’起来了”发布出来，绝对吸睛。
其实关注过、思考过或者切身体会过体制困境的人，对这个足以构成正反方大专辩论赛的话题并不陌生。而我记得仅在去年，就读到过两篇知名经济学家的演讲文章，鲜明的观点在标题上即清晰可见：一是北大张维迎《国有企业不可能产生企业家》，二是清华钱颖一《国企也可以有企业家精神》。
从任命渠道、激励机制、约束制度、级别判定、政治待遇、考核评价体系、决策权限甚至任职周期及工作年限等等多个维度，从硬环境到软环境，体制内的掌门人与民营企业家都有着极大的差别。相比之下，体制内的领导人受到诸多约束和限制。
我的一位在一家央企核心业务岗位上任职的朋友曾讲过一个小故事，他有一次在该企业的高级经理晋升中做竞聘演讲，当他激情饱满地讲到他“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的任职构想时，被一位集团党务部门的评委当场打断：“错，如果你成为国企高级经理，你是国家干部，不是职业经理人”。这位一直把成为一名优秀职业经理人作为其职业追求的竞聘者顿时语噎，演讲主题跑偏，因此没有获得通过。后来他游走于国家干部与职业经理人的选择之间，反思自身的特质之后遵循内心的指引，转投了一家外企，全心全意地做起了的职业经理人。
这种集多个属性于一身的角色在大国企领导人这里则体现得更为充分，国企掌门人往往有着魔性的身份——面对市场是“商人”，在组织面前是“党员”，在行政级别和政治待遇走“官员”体系，而员工和社会则通常认定并期望他们是“企业家”。这样的多元身份，使得他们有条件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建立更广泛的网络，跟民营企业家在市场上同台竞争中会有某些优越与便利条件，但又会在不同角色间穿越时陷入多个管理上级与不同考核体系的要求相互撕裂的复杂境地，各种约束之下的身不由己又会使得他们无法像民营企业家一样天高任鸟飞，大刀阔斧地施展企业家才能。
按照常人的想象，能够把商人、党员、官员的身份完美地演绎在一个央企掌门人身上，看上去简直是一个神一样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每一个国企掌门人，无论其企业是否强大，业绩是否优异，能够承接起这样的角色并开展工作，已经不是普通的常人能力所及。
正因为国有体制内的企业家受到更多制约，其若带领企业达成同样的市场业绩和实现创新发展，需要更强的信念和意志，更大的付出和努力，需要更高境界的企业家精神。
体制并不是成功的充分必要有条件。民营企业并不等于有了相对灵活的机制就一定成功，会赚钱的商人未必就能缔造伟大的企业，民营企业壮大到一定程度一样会衍生官僚主义、贪腐渎职和大企业病，需要卓越的企业家来治理；企业的成功与企业家其人有极大的正相关。
我的上一段职业生涯是在被吉利收购的属于外企性质的沃尔沃汽车，有幸在中国汽车领袖级民营企业家的领导之下工作多年，现在我加入了一家地方本土文化产业领军企业的民营公司，与创始人一起开启企业二次创业。先后与两位不同领域和地域、不同程度的成功民营企业家共事过之后，曾有朋友问我，你的民营企业老大们都是怎样的人？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他们就是传说中的“比你还成功，但比你还努力”的人。而事实上，我职业生涯中在体制内也遇到过国有企业里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同样努力的优秀的国企领导人，甚至不止一位，在体制内同样经历过在优秀企业家领导下企业蓬勃发展、开拓进取、业绩辉煌的阶段。
所以我认为，人与体制对于企业的成功同样重要，甚至人是更为关键的因素，而不是由体制唯一注定了是否成功。国有企业也不一定必然就碌碌无为裹步不前，体制可能会成为一些不担当、不作为的官员型领导懒政的借口，但并不能阻挡有真正的企业家精神的企业领袖带领国有企业负重前行。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由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创新力推动的，这些企业家既包括民营企业领袖，也包括国有体制里的企业家。
与民营企业家不同的是，国企里的企业家若能够发挥出企业家精神，如同“带着镣铐跳舞”，要比普通的舞者承载更大的负重，付出更大的辛劳。除了与民营企业家一样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一些共性——战略思维、创新精神、诚信敬业、责任感和卓越的行动力等之外，国有体制内的企业家还需要有使命感、情怀和勇气。
他们一定是同类群体中的少数派，是稀缺资源。他们的产生更像是可遇不可求的概率事件。
而在这次论坛上我们有幸感受到了他们的存在。
4月6日，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联合印发了《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了建设汽车强国的总目标；5月10日，国务院设立首个“中国品牌日”。中国汽车行业已经进入了由大变强的战略机遇期。而在本次论坛上，清华大学李显君教授专门做了中国汽车如何由大变强的演讲——通往汽车理想国之路。
毫无疑问，在通往中国汽车理想国之路上，需要更多这样的“少数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