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鲁迅与许广平母子合影
文 | 谌旭彬
民国文人章衣萍，一度与鲁迅过从甚密，《鲁迅日记》1924年9月至1930年1月间，共记有二人间的交往共150余回。①
1930年，章衣萍出版了一册《枕上随笔》，该书旨在“仿世说新语体，记载许多师友的风采议论”。其中录有一则“鲁迅与猪决斗”的逸闻：
“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打过叭儿狗，但他也和猪斗过的。有一次，鲁迅说：‘在厦门，那里有一种树，叫做相思树，是到处生着的。
有一天，我看见一只猪，在啖相思树的叶子。我觉得：相思树的叶子是不该给猪啖的，于是便和猪决斗。
恰好这时侯，一个同事的教员来了。他笑着问：哈哈，你怎么同猪决斗起来了？我答：老兄，这话不便告诉你。……’”②
与啃吃相思树的猪决斗而“不便告诉”同事的原因，自然无非是“相思”二字。
自1926年秋至1927年初，鲁迅在厦门大学待了100余天。期间与身在广州的许广平，几乎天天情书往来，如其孙周令飞所言，“两人分处两地四个多月，饱尝了人间的相思之苦，他们在四个月里往返书信多达80多封，差不多平均36个小时就写一封信。”③
年过四十的中年人，仍如初恋般充满了盲目的激情，见不得猪啃相思树而要与之决斗，自然是难能可贵。
只是，这种盲目的激情若逸出二人世界，涉入社会事务，就又不免造成种种误伤了。鲁迅介入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图：章衣萍《枕上随笔》1930年初版封面及内页
“女师大风潮”，有学校与社会两重特殊时代背景。
学校方面，长期存在着学生组织（学生自治会）的势力盖过校长、教授乃至整个校方机构的问题。
北大校长蒋梦麟曾沉痛言及这种乱象：
“学生们在‘五四’胜利之后，果然为成功之酒陶醉了。……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活动的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预备揍人。有一次，北大的评议会通过一项办法，规定学生必须缴讲义费一这可威胁到他们的荷包了，数百学生马上集合示威，反对此项规定……几年之后，发生了一次反对我自己的风潮，因为我拒绝考虑他们的要求、一群学生关起学校大门，把我关在办公室……”④
社会方面，政客们操弄学生为其冲锋陷阵，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习气。“女师大风潮”背后，即有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在暗中鼓动。具体负责其事者，则是李石曾等人。
顾颉刚曾披露道：
“他（李石曾）不抢北大，因为知道‘英美派’人多，他抢到手也是麻烦；他专抢北京的各专科学校，抢的方法就是把原来的校长骂倒，或利用学生要求‘改大’，而后他介绍新校长给政府，这个学校就成了他的了。最明显的一个例，就是他利用鲁迅、周作人在报上攻击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而后他介绍易培基为该校校长。现在《鲁迅全集》具在，请大家看看，杨荫榆果有何种不可恕的劣迹，李石曾这人会拨弄人家，使得人家在不知不觉间给他用了。如鲁迅、周作人，我相信他们决不会甘心情愿帮李氏抢地盘的，只因他们会写文章，李氏就叫人激动他们，使他们自己觉得发于正义感而攻击杨荫榆了。”⑤
图：青年顾颉刚
顾颉刚写于1950年的这段回忆，大致准确。惟其中有两处交待含混不清。
其一，李石曾当年在北平鼓动学生闹事进而“抢学校”，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其身为国民党元老的一种“职务行为”。
“女师大风潮”本来只是单纯的校内纪律问题。1924年2月，杨荫榆接掌女师大，正值该校“学生自治会”势力最为鼎盛之时。杨留美归来，孜孜于以整顿纪律为先。11月左右，杨欲开除三名迟到两月有余的学生，遂与“学生自治会”发生激烈冲突，后者要求杨荫榆去职离校。1925年3月份，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杨荫榆反对女师大学生参与公祭孙中山的政治活动，“学生自治会”并不理睬。
至晚在1925年的5月份，国民党人已经介入到了“女师大风潮”之中。
5月7日是“二十一条国耻日”，杨荫榆在校举行演讲，登台时遭到学生自治会的抵制，“学生久已不承认杨为校长，于是即派学生自治会职员，请杨退席”，杨请警察入校维护秩序无果，其办公室反被学生查封，并堵住校门不许杨入校，杨只好在校外租房办公。5月9日，女师大校方组织的“评议会”决定开除许广平、张平江等6名学生自治会成员。据许广平回忆，大约在这个时候，她们与李石曾等人建立起了联系：
“不久杨荫榆公布了开除六个学生的名单。……
张平江是国民党
（笔者注：风潮期间，许广平本人也已是国民党党员，受限于回忆文章的写作时代，许对自己的这一身份略过不提）
，是四川人，她去和张继、李石曾、易培基等联系。
当时国民党也受段祺瑞压迫。”⑥
另据国民党北京执行部1926年1月份的一份报告，1924年该部尚未完全掌控北京的学生运动；1925年5月7日，是该部在操作群众运动方面的一个转折点，李石曾则是其中的活跃分子：
“十三年（1924年）一年间，北京方面之学生运动只能谓为北京学联会中之同志所领导，不能谓为党部所领导。
自本年（1925年）五七国耻日起，北京学生联合会党团成立，所有一切北京群众运动，始渐归北京执行部所主持。
……第一次大会（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案同胞雪耻大会）为六月十四日，到会者十余万人，主席为李石曾同志。”⑦
李石曾欲以“女师大风潮”作攻击北洋政府的武器，故在运动中赤膊上阵，批判教育部长章士钊——1925年8月2日，李石曾、易培基等人作为“各界代表”在中央公园发表讲话，支援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抨击章士钊支持杨荫榆解散参与运动的四个班（当时，三十余名学生占据女师大校园，不许校方入内已三月有余）。
李在发言中宣称：章士钊此举，是受了帝国主义的驱使，要整顿外交，非先清理内政不可。
次日，章士钊出席欧美同学会，碰到李石曾。章当面质问李有何凭据将女师大问题定性成外交问题，李回答不出，只好说：学生在开“沪案后援会”，政府不该在这个时候解散她们。章又问李：“校长为学生驱逐出校、封闭办公室，不准办事人等出入，如是者三四月，石曾为政，将从何处理乎？其将保留学生，径免校长之职否乎？”李石曾无言以答。⑧
其实，
李石曾的目的是借学生运动攻击北洋政府，女师大纠纷的孰是孰非，他本就不在意。
稍后，女师大被章士钊下令取消，在原址另成立女子大学。部分学生和教师组成反对派“武力保校”（驱逐前来接收校产者）未果，也于1925年9月份在宗帽胡同举行“开学典礼”，继续维持女师大。
据许广平称，“付房租，维持学生的费用，则由李石曾负责解决。”
上述“不论是非只论政治需要”的行事准则，稍后也出现在了李石曾、顾孟余等人一手掀起的“北大脱离教育部”风潮之中。
1925年8月18日，
为将女师大风潮推向新的高峰，将更多的高校卷入进来
，李石曾、顾孟余等人谋划操纵了一次“北大评议会会议”，通过了两个议题：1、北大需因女师大事件向教育部表示姿态；2、北大决定脱离教育部以示抗议。在召开评议会的通知中，李、顾诸人并未说明将要讨论如此敏感而重要的问题，以致诸多评议员缺席，李、顾派系之人占据了优势；投票过程中出现6票VS6票的平局时，担任主席的顾孟余亦放弃中立立场，违规参与投票，使李、顾派系的主张取得优势。这场选举引起了素来反对学校、学生卷入政治运动的胡适等人的不满，造成了北大内部的分裂与动荡。
上海光华大学教务长朱经农的旁观，大致可以代表当时教育界一般人士对李石曾及其掀起的风潮的认知。该年9月4日，朱经农致信胡适、陶孟和等人说道，
“这一次北大脱离教部关系，实在没有道理。
李石曾的政治行动，令吾人失望，女师大风潮久延不决，愈闹笑话愈多。
杨荫瑜脑筋固然太旧，女学生的举动也未免太新奇了。现在北京教育界太没有主持公论的人。Demagogue（煽动者）利用青年，……可笑亦可叹。”⑨
图：国民党人李石曾
其二，鲁迅介入女师大风潮，痛骂杨荫榆，并不全然是被李石曾“拨弄”与“利用”。更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许广平。
鲁迅本来无意介入女师大事件。
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这封信署名个人，实是众人商议之作，且是“写好之后，给林君看过同意了”之后才送出的。信中谈了一大段“北京学界上有一驱逐校长的事”，诉苦说自己“一日日的堕入九层地狱了”，希望鲁迅出手“能够拯救得一个灵魂就先拯救一个”。鲁迅收到信的第二天，就写了回信，但他的回应是消极的：
“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
3月15日，许广平给鲁迅回信，继续抨击中国的女子教育，痛骂女校里的学生只会捧读线装书和企图得到文凭而不关心社会，鼓励鲁迅挺身而出，“请先生不必怕上讲台讲话吧！”3月18日，鲁迅回信，却说“在学校里，只有捧线装书和希望得到文凭者，虽然根祗上不离‘利害’二字，但是还要算好的。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里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象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
仍主张不必挺身而出时，就不要挺身而出，如此可以“多留下几个战士”。
3月20日，许广平给鲁迅回信，说了一番想要用大砖头将黑染缸彻底打破的话。23日，鲁迅回信提及正在准备破坏黑染缸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只可惜数目太少”。26日，许广平复信，强调自己正在单独进行无党派背景的驱逐杨荫榆的运动，热切询问鲁迅搞破坏的人是否真的存在，是否是去“做土匪”，并表态愿意参与其事，做一个冲锋陷阵的马前卒。31日，鲁迅回信，
说明自己“无拳无勇”，
所谓搞破坏的人，仍只是写写稿子，而不是去做什么其他的事，因为“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
4月6日，许广平复信鲁迅，称女师大事件“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了”，请求鲁迅亮明态度——“先生世故较后生小子为熟识，其将何以教之？”且拿孙中山“无拳无勇”奋斗几十年来反问鲁迅：“先生果真自以为‘无拳无勇’而不思‘知其不可为而为’乎？”4月8日，鲁迅却在回信里说：“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4月10日，许广平回信，
继续倾诉“现在所最愁不过的，就是风潮闹了数月，不死不活”
，希望寻找到若干同志，“暗中进行博浪一击”。末了罕见地“逼宫”鲁迅：“请先生朱笔大加圈点吧！——也许先生的朱笔老早掷到纸篓里去了！奈何！？”4月14日，
鲁迅回信，态度仍如既往：“来信所述的方法，我实在无法说是错的，但还是不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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