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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历史上享年最长的王朝，周朝的建立和毁灭，并非朝夕之力。它的灭亡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兴起时，自然也是经历了祖先们累世的积攒。那么，周朝这个800年的古王朝是凭借什么兴起的呢？他们的祖先又是如何栉风沐雨、朝乾夕惕，为周朝打下牢固的地基的呢？
根据《国语·周语》“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的记载，周朝的兴起，自他们的始祖后稷（弃）开始算起，一共经过了姬周家族15代人的努力。他们都是谁呢？
《史记·周本纪》给出了一个详细的世系表，截止到武王伐纣建立周朝，在前面拼搏的祖宗有这些人：始祖弃（又以农官后稷为称）、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瑜、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季历、周文王，刚好15代人。每一代人之间都是父子关系。
那么，《史记》的记载准确吗？
答案是，即使作为中国史书界的天花板，《史记》中关于先周的记录，也有着很大的纰漏。这些世系细算下来，其实是严重缺页的。
周朝的始祖叫弃，传说他是上古高辛氏帝喾的孩子，与尧同时，也与另外两位上古贤君舜、禹同时，尽管一个人与上古三代圣王同时的时间跨度已经够大了，但是，以他一己之力还是难以弥补这中间的时间差——从尧舜到周武王伐纣时，按文献记载，少说也有千载时光，假设我们粗略地把古人的年龄设为30年一代，千年里周人的先祖也至少更迭了30多代，所以，从弃到周武王不可能只经历了“十有五”代人。
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毛诗疏》也对此提出了疑问：
“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岁。每世在位皆80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短长，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据信也。”
即使周人的15代祖先个个活到80岁，也难以拉满从虞舜到夏、商这极长的1200年岁月。因为，如果想填满这中间的时间差，周人这15代祖先必须每个都到80岁才刚刚生子，这样方能达到年龄的接力。而这显然是有悖现实的。因此，原因只能是，世系出错了。
那么，世系表的问题出在哪里，从谁那里开始漏人了呢？
通常情况下，离我们越近的历史，人们的资料和代代相传的素材自然更丰富一点，比如，如果有人问你，爸爸的爸爸叫什么，爸爸的爷爷叫什么，我们也许能很准确地说出来，可是再往上追问，大多数人就要哑口无声了。离得太远的，总逃不了被遗忘的宿命。周人的祖先中，也是从最早就开始缺代了。
根据《史记·周本纪》：
“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
以及《国语·周语》：
“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
两段记载显示，不窋是后稷的儿子，而不窋的时代已经到了夏朝末年。也就是说，从与尧舜禹同时代的后稷，到儿子不窋两代人，竟然就直接横跨了尧、舜、禹以及整个夏朝数百年的时光。这道夸张的数字，恐怕数学老师也编不出来。究其原因，自然是周人的某些祖先在口耳相传中有不少被弄丢了。
三国时期蜀汉的著名史学家谯周也看出了问题，他在《周本纪》和《国语》的记载中划了一个重点：“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即是说，自从弃被封为稷官，管理农事以后，他的子孙世代都承袭了这个官职。
这是很符合当时子承父业的静态社会现象的。当初，管仲在齐国改革时，方案中就规定了家族基业代代相传这一原则，木匠的儿子世代为木匠，开染坊的世代开染坊，农民则世代务农。弃的子孙在虞舜、大禹和夏朝一直充任农官后，便都以官名被统称为“后稷”，因此，他们本身的名字就消失在了历史长河里，而只剩下“后稷”这个官名传世。也就是说，“后稷”是一个世系称呼。这种以官名或部落名称呼家族世系是古史里常见的写法，比如，炎帝也并不是一个人，而是炎帝世系，其中有炎帝神农氏、炎帝榆罔等，他们是炎帝部落的不同首领。
《周本纪》还有一句：
“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
一个“皆”字，点明“后稷”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世系，他们在尧、舜以及夏朝繁衍兴盛，“皆”对当时有贡献。
因此，回头再看周人的祖先，不窋的父亲，只是夏朝的倒数第二任“后稷”（最后一任是不窋自己），而并非他们的始祖弃。从弃到不窋中间，至少还有十几任“后稷”。
曾为汉朝定下和亲计策的刘敬也说过这样的话：
“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
这里的“公刘”应该是“不窋”。不窋生活在夏桀时代，为了避开夏桀而丢弃农官奔戎狄之间的，是不窋而非公刘。也就是说，从第一任后稷弃到不窋之间，中间还有“十有余世”。因为不窋生活在夏朝末年，他干了一件改变自身和家族命运的事，因此，他没有继续被“后稷N号”的官衔掩盖，而以本名被记录在了史册。
那么，周人的先祖世系完整而正确的打开方式应该是这样的：
弃（后稷1号）、后稷2号、后稷3号……后稷N号、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瑜、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季历、周文王，至少有三十多代人。
搞清楚了周人祖先大概的代数，再来看看，他们经历了哪些艰难困苦，才终于完成大业呢？让我们循着周人祖先的足迹，来复盘一遍周人的创业史。
第一个为周朝定基调的人，是他们的始祖弃。《史记·周本纪》记载，弃践行了中国一句古老的俗语“三岁看小，七岁看老”。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比别人看起来更有雄心壮志，做游戏的时候，别人都在摔泥巴，只有他玩的与众不同，在栽麻种豆，而且经由他种植的农作物都生长得很茂盛。等他长大成人后，他几乎已经修成农大硕博毕业，能够根据土地的特性栽培植物，比如雨田适合种稻谷、旱地适合种麦子等。
关键是，弃不仅自己种得好，他还授人以渔，把自己咂摸出来的种植专利技术分享给身边人，让他们也跟着种农作物。尧帝听说了他的事迹，当即把他提拔为农官，让他的技术通过官方手段传播得更广更远。
舜帝接班后，也忍不住为弃点赞，他封弃在邰地，又以百谷之长的稷称呼他，从此他才变成了真正的“后稷”，成为新一代的农神。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后稷为何值得崇拜。自封建社会以来，中国主要产业一直是农业，我们的文明特性也是“农耕文明”，而这一切，都有后稷的功劳。周人靠农业让人安居乐业、聚拢人心，最终建立起了王朝，这都是后稷为他们定好的基础和方向。
无论是祭祀还是文献歌颂，周人对后稷都不吝赞美，《诗经》中对后稷的崇拜，几乎达到了当代夸夸群的最高水准。如《周颂·思文》里说的“斯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大雅·云汉》里说的“后稷不克，上帝不临”等等。换成现代用语就是，没有后稷，就没有古老的中国。
后稷之后，在不窋的时代，周人走了很长一段弯路。前文说过，因为夏桀暴虐，不仅百姓朝不保夕，朝廷的公职人员也惶惶不安，不窋放弃了农官的地位，流窜去了“戎狄之间”。唐代《括地志》记载：“宁、庆、原三州，秦北地郡，为义渠戎之地，周不窋、公刘居之。”张守节在《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记录说：“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成之城也”，也就是说，这个“戎狄之间”，即现在的甘肃庆阳境内的庆阳、宁县一带。在这里，周人的祖先融入了戎狄的生活习俗，放弃了农业生产，开始擅长畜牧放羊，成为半游牧民族。
直到不窋的孙子公刘时期，周人才又重新步入了正轨。公刘虽然生活在“戎狄之间”，但他又重操祖先的旧业，搞起了农耕活动。史载，公刘“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他完全照搬后稷的技术，按土地的特性加以栽培农作物，又翻山越岭取木材建筑固定的居住房屋，终于使生活趋向稳定富足。周边习惯逐水草而居的人群见公刘的改革如此奏效，纷纷效仿和投奔他，在他的带领下，老百姓们家家有余粮，完成了集体脱贫。至今，庆阳一带都有许多纪念公刘的文化遗址。
追随的人多了，公刘深感自己身上的责任更重大。于是，他干脆跋山涉水去探索外面的世界，终于为大家找到了一个更适合居住和耕种的地方——豳地，在今天的陕西彬县、旬邑一带。公刘的一系列改革，以及迁豳定居，几乎奠定了周人的未来走向。史书记载，“周道之兴自此始”。
《诗经·大雅·公刘》完整记录了公刘的功绩，先是“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不图安康和享受，主动奔波，划分疆界，治理田畴，让大家仓库都丰厚起来了；然后又“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查看豳地的地貌，带着百姓迁徙，民众过上了另一种先进的生活方式；接着他又“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丈量平原和山丘，勘察水源和水流，组织人们挖沟，开荒种粮。又组织大家建造房屋，修建小规模的城市，不出几年工夫，豳地就成为人口密集的小都市，用《诗经》的古雅形容就是“爰众爰有”，人多，而且富有。
周人居豳时期的生活状态，不仅有文献的记载，还有考古资料加以辅证。1959年发现的陕西碾子坡遗址，就是周人居豳时期留下的生活证据。考古资料显示，周人此时已经进入了农牧经济时期，已经能够制造青铜器，有文字，而且流行占卜了，周文王擅长《周易》八卦测算，看来是祖传的。另外，碾子坡的发掘将周人与商人的关系也大大提前了，这一时期，周人已经自称为周，并且成为商人的附庸方国，殷墟卜辞上的“周”，指的就是居豳时期的周人。这说明，此时的周人就已经不是个没有组织纪律的小联盟，而是一个国家了。
又经过几代人以后，时间来到了周文王的祖父、周武王的曾祖，在历史上被称为周太王的古公亶父时期。
古公亶父是周族另一位值得铭记的祖先，他重修后稷和公刘的事业，积德行义，豳地的人都很拥戴他。西边的戎狄见豳地被古公亶父搞得风生水起，便动了抢劫的心思。结果，戎狄一来抢，古公亶父二话不说就主动给东西，戎狄部族得到了好处，也就各自回去了。不过，戎狄思来想去，发现豳地的人只擅长农耕，并不善于打架，如果能抢到他们的土地和人民，自己来这里发展，那不是可以捡现成的吗？于是，戎狄组织人力，又一次想攻打豳地。大家很愤怒，我们不能一味地当软柿子呀，想组织反抗，可古公亶父叫停了大家：“他们如果想要人民，你们跟着我，和跟着他们，没啥两样。何必兴师动众去打仗，损害我们自己的父子兄弟呢？”
大家一听，似乎有点道理。于是，古公亶父干脆让出豳地，带着自己的族人，准备找一个戎狄揍不着的地方待着。这一搬家，就翻过了梁山，来到了岐山脚下。豳地人见古公亶父走了，也不愿意和戎狄为伍，纷纷扶老携幼，追上他的脚步，生死相托。
换了地盘，队伍也壮大了，古公亶父决定结束半游牧半农耕的生活方式，完全抛弃戎狄的习俗，在岐山再次修建城郭、建造房舍，过上更稳定踏实的生活。许多邻国的人听说古公亶父讲仁义，善待民众，在他治下，人人都能奔小康，也都离开故土前来投奔。古公亶父为了管理大家，把所有人按地方分门别类，比如豳地来的住在城市的东北，别的地方来的人住在西北，又设置五种官职分管治安，民众归类清晰，各安其分。
在岐山没有戎狄的骚扰，人民生活水平一下达到了幸福的指数，大家感念古公亶父的功劳，忍不住为他编歌曲颂扬，歌词说：“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翻译下来就是，高大的岐山是上天造的，古公亶父来这里开荒，老百姓在这里建造房屋居住，文王让大家享受了安康的日子。岐山真是块好地方呀，希望子孙后代永远保有它！
从弃到不窋再到古公亶父，其中还有不少后稷N号，以及虽然名垂竹帛，史书却只以“某某卒，子某某立”这一循环格式概括他们人生的周人先祖，他们并非庸庸碌碌，而是在更伟大的人建立起了基础格调后，他们只需“萧规曹随”，做踏实的工作，践行了守成即可。如前文的那句“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就是他们功绩的表现。
古公亶父之后，周朝的基业大定。古公亶父有三个著名的儿子，长子叫太伯，二儿子叫仲雍，但古公亶父比较看好三儿在季历，一来他的母亲太姜出自与周族长期缔结婚姻关系的老伙伴羌族；二来，季历生了个好儿子昌，自小就深得古公亶父的欢心，看他名字的“昌盛”之意，就知道他身上寄托了带领周族人民发扬光大的希望。古公亶父经常在家里说：“如果我们家族能兴盛，一定会在昌身上得到印证。”太伯和仲雍听爹老这么说，心里边明白了老父亲的意图，于是携手离家出走，把周人的继承权交给了三弟，以便将来传到昌身上。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昌就是商朝的西伯，也是周朝的周文王，他的儿子发在祖辈们代代积累的基业上，终于吊民伐罪，取代商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800年的大周王朝。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1年6月上，原标题为《谁是周人的祖先——<史记>给出的世系表该如何解读？》，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从东汉建安末年到曹魏正始年间
是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转型的重要时期
九品中正制这场制度变革在同时进行
士族也于此时形成
另一方面
在三足鼎立的时局下
以司马氏代表的儒家大族
能够打破曹魏宗亲掌兵的传统
最终掌控朝政
并非一个单纯的内政问题
而往往受到蜀汉、东吴两国外部牵制
曹魏、蜀汉、孙吴彼此之间
有政治交锋，有军事冲突，也有思想碰撞
本期，让我们一同走进
那既熟悉又陌生的三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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