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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铸之路会启发当年的他吗?

民生文旅  · 公众号  ·  · 2019-08-21 23:40

正文




1921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初九),华国锋出生在山西交城县天宁镇的一个制革工人家庭。


华国锋的父亲 --- 苏庆惠(1874年-1926年,这一天江出生)。

华国锋的母亲 --- 王二女(1892年-1972年)。

少年时期的华国锋(摄于1935年)


华国锋原名苏铸,住在天宁镇永宁南路29号,在城内 “ 完全小学校 ” 他读完了小学,后考入交城县 “ 商业职业学校 ”,学习到1937年。所以,华国锋后来在填写履历表时,“文化程度” 一栏总是写 “中学文化程度”。


自 “七七事变” 后,华国锋耳闻目睹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和日军占领家乡的暴行,毅然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1938年6月,华国锋为了表达做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的决心,同时也为了避免连累家人,特意将苏铸的名字改为华国锋。随后,17岁的他参加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10月便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初,19岁的华国锋就在山西省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


1941年,华国锋任中共交城县委宣传部部长时,在晋绥八分区驻地交城关头村的留影。

1945年,时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的华国锋(注:前左二)与战友在交城县关头村的留影。


24岁的华国锋,从此人称 --- “ 华政委 ”


华国锋---担任中共湘阴县委书记,时年28岁。


华国锋---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时年30岁。


湘潭是毛泽东的家乡,南下干部华国锋成为毛泽东家乡的 --- “ 父母官 ”

1955年秋,毛泽东视察湖南同省地委负责人在专列上座谈,左起:华国锋、胡继宗、谭余保、徐启文。


1962年11月,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下放湖南省,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与华国锋合作共事一年多。他曾回忆毛泽东对华国锋的点评: “ 华国锋是个 老实人。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担任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面相忠厚的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 老实厚道、忠诚可信 的印象。


华国锋---担任湖南省副省长,时年36岁。

1959年10月,华国锋在湖南道县上关大队检查工作。

“ 办事情一定要按照党的政策,一定要反复同群众商量,学习外地的经验一定要结合自已的情况,不要 生搬硬套 。在群众的干劲鼓起来以后,又要十分 爱惜 他们的积极性,十分 节约 地、十分 有效 地使用群众的积极性。”

—— 华国锋

1968年3月,华国锋来到湘潭县韶山公社征求群众对省革委工作的意见。

1968年10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与华国锋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


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时年40岁。


“ (华国锋) 敢讲真话, 是个老实人!”

—— 毛泽东1963年1月


1959年7月,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由于毛泽东的看重,1970年11月,华国锋当选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1970年7月,华国锋在长沙市郊区东屯渡公社高桥大队参加农业劳动。


1971年1月,华国锋调国务院,任业务组副组长。1975年1月,华国锋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1975年9月,华国锋由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陪同参观大寨大队。

1975年9月,华国锋在陈永贵陪同下参观昔阳县李家庄公社农机修配厂。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10日华国锋、王震等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


看着周恩来总理的遗容,华国锋泣不成声!


1976年1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先后提议,并由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 国务院代总理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同年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 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的决议。(见上图)


1976年2月23日,毛泽东和华国锋在一起。


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会见了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华国锋参加了会见。

1976年,华国锋在列车上办公。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中央领导在毛泽东床前,从左至右依次为:


张春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王洪文-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江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华国锋-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毛远新-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政治局 “联络员”;

姚文元-中央政治局委员;

陈锡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

汪东兴-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

首都各界和全国各地代表到人民大会堂向毛主席遗体告别。


1976年9月18日,毛泽东追悼大会上,华国锋致悼词。从左至右依次为叶剑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和江青。



之后对四人帮问题的处理,耿飚回忆:


“毛主席临终遗言”是什么


1976年,继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元帅逝世之后,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毛主席逝世后,人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毛主席临终前留下什么话没有?我在瞻仰遗容、守灵和参加悼念活动中,都没有听说有什么遗言,只听说,从9月初起,毛主席经常处于昏迷、半昏迷状态,即使想留下什么话,恐怕也力不从心了。


令人纳闷的是,从9月下半月开始,报纸、电台、电视台突然大张旗鼓地宣传起“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来了。报纸上用黑体铅字印出,做成通栏大标题;有的还把“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作为毛主席语录登在报头上。


周总理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即1976年2月2日,“四人帮”用中央名义发了个一号文件,向全党全军通告:叶剑英“生病”期间,不再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其实,此时叶帅根本没有生病,“四人帮”是以此为借口来夺他的权。可是,“四人帮”能夺他的权,却无法动摇他在全军指战员中的威望。


这时,身在中南海的华国锋,正遭受着“四人帮”的折磨。他感到“四人帮”搞政变已迫在眉睫。据后来华国锋同志告诉我,他请李先念同志去拜访叶帅,商谈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隔天,叶帅亲自来拜访华国锋,两人进行长谈,详细讨论了对“四人帮”及其主要爪牙实行隔离审查的时间和措施,还研究了向政治局其他成员通报的步骤以及接管重要新闻机构的人选。



国庆节过后,10月2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国务院会议厅东厢房会议室商量事情。我到他那里时,外交部的韩念龙、刘振华两位副部长已经先到了。


华国锋开门见山地说:“你们都来了,好!想和你们商量解决一个问题。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9月30日已去联合国,10月4日要发言,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看用什么办法把他发言稿上‘按既定方针办’那句话去掉,时间还来不来得及?”


我说:“因为时差的关系,纽约比北京晚十二小时,所以离发言还有两天时间。”研究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稿中删去这句话。


耿飚将军


韩、刘两位走后,我就问华国锋,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不应该这么说。4月30日晚上,毛主席会见外宾,等外宾走后,我向他汇报了各省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讲话时发音已不太清楚,他怕我听不清,就用铅笔写了几张字条给我看,其中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时的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我听了这番解释,明白了“四人帮”搞这种变戏法的险恶用心。


临走时,华国锋同志对我说:“近日有事要找你,你在家里等着。”


耿飚(右一)陪同邓小平、华国锋在机场迎候贵宾


主席的字条


回家后,我特别注意阅读这几天的报纸,看看形势和动向。4日,我见到“梁效”的长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读着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我觉得“四人帮”已举起了这柄伪造的“尚方宝剑”,他们要砍人了。


过了一天,华国锋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并把我接到东交民巷他的住处。我谈了对梁效文章的看法。我说:“人家在下战表了!”


华国锋同志点了点头,呷了口茶,不慌不忙地拿出几个纸条来,并说:“那天和你谈起毛主席写的字条,因不在手头,所以没有给你看,现在我拿来了,就是这几张……”


接着他递过来两张说:“今年4月30日晚,毛主席会见外宾后,我向他汇报了全国形势,并对某些省的情况表示担忧,主席当即用铅笔写了这两张条子:一张写的是‘国内问题要注意’,一张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


等我看过这两张字条后,华国锋同志继续说:“我还同主席谈到中央的情况,我说,他们(指‘四人帮’)许多事都不听我的,很难办。主席又写了这张条子:‘你办事,我放心’。最后我谈到各省的干部和人事安排问题,并请主席作指示,他又写了这张条子:‘照过去方针办’。”


“照过去方针办”字条


在解释了这些字条的来由后,华国锋同志接着说:“我也感觉到了,他们几个在跟中央、跟政治局的多数同志作对,随便抓件事就大吵大闹,胡搅蛮缠。主席去世后,政治局晚上开会,一吵就是大半夜。每个晚上,江青都要打电话给我,乱叫乱嚷,吵得我无法睡觉。她晚上吵闹白天睡大觉,可是我白天还要工作……你认为他们还会有什么动作?”


我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


华国锋郑重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


我听他这么说,一方面已意识到这个任务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习惯,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华国锋拉我坐下,然后说:“具体任务到时会向你交代。你在家里等我的电话,要我亲自打的电话才算数。”


接过手令


6日晚上八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走进怀仁堂,看见华国锋、叶剑英同志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在交谈。这时我才知道,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已在今晚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叶帅郑重嘱咐我:“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华国锋同志问我:“你要不要带支手枪?


”“手枪不必带了,”我说,“但是需要有你的手令。”


他说:“好!”当即提笔在一张白纸上给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


邓岗同志:

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华国锋十月六日



我们领受完任务后,立即驱车去中央广播事业局。后来有的文章说,耿飚带了多少军队去占领电台。这是误传。当时广播事业局虽然和其他新闻单位一样被“四人帮”所控制,但是广大干部群众是听从党的领导的,而且警备部队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因此,根本不需要我带领部队去进行军事占领,也不必用别的部队去替换原来的部队。


我们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我考虑,光靠我和邱巍高、王甫三个人,工作难于运转,于是打电话到中联部,把张香山和冯铉两位副部长请来,还找了其他一些同志。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和电台的同志一道审查播出前的节目胶带,包括文字节目和歌曲、音乐节目。我告诉他们,主要掌握两点:


一是播出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


晚上就在邓岗的办公室内架了几只行军床。头三天我们睡觉不脱衣、不脱鞋,连吃饭、喝水都不离开办公室,由警卫战士送来,完全是一种战斗生活,准备随时应付突发情况。特别是第一天晚上,没有那么多床,我和邱巍高轮流睡一张床。


所谓“睡”,不过是躺一躺,放松一下筋骨,眼睛却瞪得大大的,脑袋里在翻江倒海,考虑还有什么漏洞没有?还有不周全的地方没有?还会出现什么突然发生的情况?应当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四人帮”虽然被抓起来了,但还要防止他们的余党、死党狗急跳墙。新闻舆论阵地长期受“四人帮”严密控制,他们经营了十来年,会不会跳出几个亡命之徒来?我个人的安危生死事小,万一电台、电视台出了事,其传播速度和范围比报纸要快、要远,就将迅速波及全国、影响到国外,从而打乱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这种影响比我当年指挥的任何一个战役的影响都要大……


14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北京市广大市民和中央及国务院各部门的广大干部群众,都自发走上街头庆祝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巨大胜利。


1976年10月30日,人们在天安门前庆祝粉碎“四人帮”胜利



1976年10月24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向群众招手致意。

当华国锋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广场内外群众报以热烈掌声。

1976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叶剑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天安门城楼上。


2011年2月19日,在华国锋诞辰9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刊登署名 “中共党史研究室” 纪念长文。该文,将在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 这一评价,升格为 “领导 粉碎 ‘四人帮’ 文中称:


“ 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华国锋同志同 ‘四人帮’ 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 首先提出 解决 ‘四人帮’ 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 赞同和支持 ”…… “ 华国锋在粉碎 ‘四人帮’ 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斗争中起了 决定性作用 。”


中共中央于1976年10月8日作出决定:

在北京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和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1976年10月华国锋标准像,时年55岁。


“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党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

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于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喜悦,情不自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 邓小平1976年10月10日



“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建成以后,世世代代人民群众将在这里亲眼 瞻仰 毛主席的遗体, 缅怀 毛主席的丰功伟绩, 重温 毛主席的教导, 亲身感受 毛主席的教育和鼓舞。”

——华国锋在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上的讲话(1976年11月24日)

1976年11月30日,华国锋、叶剑英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 现在,经过五个多月揭批 ‘四人帮’ 的斗争和多方面的工作,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 逐步成熟 。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

—— 华国锋1977年3月14日

“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 华国锋1977年3月

华国锋身着65式军装标准像,时年56岁。

1977年7月31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步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庆祝大会会场。


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

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上作政治报告。


“ 一定要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其中包括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经营管理经验,开展 广泛的经济合作。

—— 华国锋

华国锋在报告中指出:


“ 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 抓纲治国 的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伟大的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公报(1977年8月18日)


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

中央委员会主席: 华国锋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叶剑英  邓小平 李先念  汪东兴

中央政治局委员: 华国锋

韦国清  乌兰夫  方  毅   邓小平  叶剑英   刘伯承

许世友  纪登奎  苏振华 李先念  李德生   吴    德

余秋里  汪东兴  张廷发 陈永贵  陈锡联   耿   飚

聂荣臻  倪志福  徐向前 彭    冲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陈慕华   赵紫阳    赛福鼎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华国锋   叶剑英   邓小平  李先念  汪东兴

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公报(1976年8月19日)


1977年4月,华国锋乘坐专列在东北三省视察工作。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主题是经济调整问题。但就在这次会议上,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指出: “ 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 放手干 。” 同时,福建省负责人也向中央提出了类似的设想。

在听取汇报时,华国锋明确表态:

“ 要放给权,明确提出来。”

“ 广东可先走一步,中央、国务院 下决心 ,给广东搞点 特殊政策 ,与别的省 不同 一些,自主权大一些。”

“ 广东可以搞一个新的体制,实验进行 大的改革。”

在华国锋的主持下,中央工作会议认真研究了广东省和福建省的意见,同意对两省给予特殊政策。

6月23日,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广东代表团的讨论会上华国锋说: “ 同志们提出,中央也同意在深圳、珠海搞特区……。我派谷牧同志专门做了些调查研究,听取了省领导和各方面意见,后来后给中央写了个报告。”

7月15日,中央 批准试办 深圳、珠海特区。

深圳、珠海特区示意图。


“ 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 华国锋

刘少奇追悼会于1980年5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华国锋主持了刘少奇追悼会。

华国锋在刘少奇追悼会上与王光美握手。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一次提出了 “ 两个凡是 ”。


社论中表述为:


“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 必须拥护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 始终不渝地遵循 。”

社论是汪东兴提议写的,也是经过了当时的政治局同意。 “ 两个凡是 ” 有特定的指向,目的是高举毛主席的旗帜。

1977年7月,华国锋、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

1978年12月18日-22日,华国锋主持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会议批评了 “ 两个凡是 ” 的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停止使用 “以阶级斗争为纲 ” 的口号,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还要多次进行的观点;推动了 改革开放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于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


中央政治局常委 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 华国锋 主持了会议。


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建国32年来的功过是非,彻底否定了 “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理论。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 党中央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职务的请求。选举胡耀邦为 中央委员会主席; 赵紫阳、华国锋为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邓小平为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增选 习仲勋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早在1980年9月,华国锋就已不在担任 国务院总理 的职务。


1982年前,在中共的十二大到十五大上,华国锋连续当选 中央委员



关于华国锋的评价:



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 他在肯定华国锋成绩的同时,也对华国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胡耀邦说: 华国锋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也应该说是老同志了。 有同志说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 我个人觉得这么说不妥当。 40多年来,华国锋同志也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 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 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 这是历史事实。 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的确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


在谈到华国锋同党、同人民的关系摆得很不正确的时候,胡耀邦列举了华国锋的5条表现,批评了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错误采取的态度。 胡耀邦指出: 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 第一,我们在湘潭时期,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 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 你满脑子都是生产; 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 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 但也不会是真心话。 这里边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 这就是要害的地方。 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 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


胡耀邦还指出,国锋同志继续当党的主席、军委主席,看来党内多数同志是不会赞成的。 因此,国锋同志自己提出要辞去这两个职务,我觉得好。 这对党、对华国锋同志自己都有好处。


还有人在会上对华国锋说: “你在过去四年工作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 ”他还指出: “国锋同志对军委工作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


叶剑英在发言中做了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


叶剑英回忆了毛泽东临终时欲言未语的难忘情景,说道:


“据《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 若嗣子可辅,辅之;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快完了。 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毛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 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休息室。 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 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 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叫我呢? 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 我剖析毛主席在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 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 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 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针对华国锋过多的辩解,不肯承认错误,不敢承担责任,叶剑英说: 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实开得很热烈。 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 当初刚刚粉碎“四人帮”,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酿成现在的局面。 所以,这种情况,我也有份。


《通报》向全党打招呼


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还说: “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 所有中央这四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 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 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 ”经过叶剑英这样一说,华国锋表示不再辩解,愿意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接受批评。

会议自始至终平心静气,到会的29人都发了言。 大家在发言中肯定了华国锋的功劳,但是认为,华国锋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华国锋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 他再次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


华国锋提议由叶剑英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这两个职务。


叶剑英坚决推辞,再次提出批准他离休。


叶剑英和其他同志一致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邓小平婉言谢绝。 他认为,在60多岁的人当中,胡耀邦政绩显著,所以力荐胡耀邦担任中央主席,并对胡耀邦说要“当仁不让”。


邓小平说,他自己只愿意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确实需要集中力量考虑自己的问题,因而同意他不再主持中央工作的意见,但在六中全会作出相关的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 政治局还表示,六中全会将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华国锋犯了“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但不要说成是路线错误。 路线、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提法没有明确的科学含义,使用这些提法过去在党内造成很不好的后果,以后要尽量少用。 中央政治局最后通过三项决议: 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 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 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


当时,考虑到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为了使党内军内高级干部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中央政治局决定把这次会议的内容通知省级常委以上的同志,并由他们向参加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四千名高级干部传达。 并要求: “为了保证全党全国全军的安定团结,中央要求所有上述同志严格保密,绝对不得外泄。 ”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


这个《通报》,实际上是向中共全党打招呼。 《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共五条:

一、提出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

二、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观点;

三、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和为老干部恢复工作;

四、制造新的个人崇拜;

五、经济冒进,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通报》还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也就是说,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早在半年多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决定,并已通报全党。


在华国锋即将辞职而未辞职的这一段微妙的时间里,华国锋虽然身为中共中央主席,但是实际上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已经由胡耀邦主持。 华国锋已经很少以中共中央主席身份公开出面。


1981年元旦,华国锋拒绝出席中共中央新年茶话会。


邓小平对华国锋的评价


1981年2月4日,这一日子对于华国锋是难忘的。


这天,是中国农历鸡年的除夕。 胡耀邦建议由华国锋出面宴请越南黄文欢。 华国锋拒绝了,不愿露面。 胡耀邦求助于邓颖超。 邓颖超是黄文欢的老战友,要出席这次宴请的。 邓颖超给华国锋打了电话,希望华国锋能够主持这次宴请。 华国锋只得答应了。


于是,在除夕夜,华国锋来到钓鱼台18号楼—这是华国锋最后一次出席国宴。


席间,当招待员给华国锋递上一盘煎鸡蛋时,使华国锋意外惊喜: 因为这煎鸡蛋非同一般,是在去掉蛋黄之后煎的。 华国锋平时最喜欢这道菜。 国宴厨师知道华国锋将要辞职,今后没有机会再来这里,所以特地做了这道他喜欢的菜。 宴会结束后,华国锋送走了黄文欢,特地回身跟招待员、厨师一一握手,说道: “同志们的情,我领了!”


从此,华国锋再也没有在国宴上露面……

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曾谈及了《决议》要不要点华国锋的名的问题:


讨论当中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的问题,曾经有同志提出,是不是提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后来我们大家斟酌,认为不提名还是不行。 这次决议应该同去年11月政治局会议的通报相衔接。 现在这个决议稿子里面的许多措辞比通报要温和得多,更柔和一些,分量也减轻一些,我看这样比较好……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谈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时,谈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 邓小平以为,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 邓小平指出:


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华国锋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保持到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


1982年9月12日-13日,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华国锋落选了。 当然,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也就不复存在。 从此,华国锋一直是一名中共中央委员。 从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到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华国锋一直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除了中共中央委员之外,华国锋没有再担任别的职务。


2002年11月,由于年事过高,华国锋没有作为十六大中委候选人,但他仍是十六大代表。 华国锋请了病假,没有参加会议。


2007年10月,华国锋出席了中共十七大。


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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