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图片来源: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1-25/delusions-dominance
霸权的迷思:
拜登不能且不应让美国再次主宰世界
作者:斯蒂芬·沃尔塞姆(Stephen Wertheim)
译者:马翔宇
特朗普常常将自己描述为与美国传统外交政策决裂的人。然而,华府智库昆西尽责经纶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研究与政策副主任斯蒂芬·沃尔塞姆(Stephen Wertheim)对此并不认同。去年春天,他曾在《外交事务》发表文章,认为特朗普延续了后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维持着美国的世界军事主宰地位。同时,这也削弱了美国在防止气候变暖和缩减贫富差距等问题上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今年1月,在拜登政府就任、同时也是国会山骚乱刚刚结束之际,沃尔塞姆再次在《外交事务》发表文章,对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提出建议。不过,这次他将目光更多地放在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为美国人民服务。
在美国犹他州的希尔空军基地,美军F-35A战斗机蓄势待发
图片来源: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1-25/delusions-dominance
四年前,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行将离任之际,他在世界经济论坛如是说道:“美国将继续领导‘自由世界秩序’并‘履行我们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之历史责任’。”然而,随后四年却与拜登的确信大相径庭——特朗普总统拒绝让美国继续充当世界秩序的维护者,并以“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口号取而代之。更重要的是,美国民众对高度理想化外交的窗户纸般的支持或被特朗普捅破——在过去,仅凭借外交精英们发号施令,就有无数纳税人的钱财花去、合众国的士兵战死。因此,2020年总统大选时,拜登已不再对自由世界秩序和美国的攸关地位高谈阔论。他转而强调抚平美国内部的伤痕,并以“不仅通过展示力量,而更是成为榜样(not merely by the example of our power, but by the power of our example)” 的方式影响他国。
2016年1月20日,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
图片来源:Fabrice Coffrini/AFP via Getty Images
不过,如果拜登要在任内取得成功,他必须更加大胆。美国长期以来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已被系统性破坏。拜登作为其继承者,仅通过政策微调无法将其修复。三十年来,美国为了追求全球军事主宰地位(armed dominance across the globe),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历任总统都无休无止地进行着海外战争、扩大军事部署并做出防务承诺。我去年曾写道(译者注:详见《法意读书》微信公众号2020年3月27日推送:《美国需要“战略撤退”吗?》),这样做要付出沉重代价——比起巩固本国国防,寻求全球军事主宰地位让美国四处树敌。反过来,这些敌人将使美国追求这一地位的开销更高昂、处境更危险。因此,这种外交政策失去了其本心:它把美国人民置于了更危险的境地。
拜登政府就任时志在成为美国主导地位(American primacy)的中兴者,而非掘墓人。但现实会从中作梗。拜登刚一上任,就表示其近期首要目标是修复国内民主、终结惨重疫情、防止气候混乱、拯救美国外交——不过,如果他定睛一看,就会发现美国主导地位带来的重担,与上述所有目标都互相矛盾。
拜登必须当机立断,这会使他要么有所建树,一改故辙;要么形同前任,重蹈覆辙。他已发誓把美国带离“永恒战争”,并提振美国在大中东地区的外交。在他任期的头一百天,有两段窗口期供拜登实现这一愿望:第一,在今年六月举行的伊朗总统选举前,拜登可以重启2015年的伊核协议并卸下伊朗头上的战争之剑(译者注:特朗普离任前曾探讨打击伊朗核设施的可能)。第二,他可以遵守与塔利班的多哈协议(译者注:2020年2月,美国政府与塔利班武装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达成旨在结束阿富汗战争的和平协议),于五月前撤出所有驻阿富汗美军。在这两个问题上,他必须勇敢作为,否则将在之后看到努力的失败。
图片来源:Photo illustration: Aïda Amer/Axios. Photo: Drew Angerer/Getty Images
在特朗普政府徒劳地惩罚伊朗以令其履行承诺之后,重回伊核协议并非易事。如要做出长久维持协议所需的战略转变,拜登需要更多纪律性和创造性。2015年,奥巴马政府在缔结伊核协议时因过分谦恭而受苦——对美国民众而言,伊朗仍是美国的主要威胁。在中东,美国则对伊朗的敌人进行金援、军售并支持沙特主导的也门战争——如果美国的目标是维持在中东的军事主宰,那么这些开销是值得的。但问题是,这些开销同样促使特朗普带领美国退出了伊核协议。
拜登政府必须从中吸取教训。他不仅应该立即重新遵守伊核协议、不以任何特朗普时期的对伊制裁措施作为谈判筹码,并且,拜登政府也应毫无包袱地寻求与伊朗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比起奖励美国的中东盟友,拜登更应该停止对沙特入侵也门的支持、削减对科威特的军售、切断对以色列的金援。简言之,上述措施正是挽救美国的中东政策所需。不管怎样,这会改变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大战略,把美国解脱出来,使其不用在中东地区过度站队(excessive identification)。
对拜登而言,阿富汗为他提供了另一个可以迅速并且一劳永逸地提振外交的机会。就该问题,特朗普政府为拜登留下了两项政治遗产:1)2500名驻阿美军;2)将驻阿美军全部撤出的协议(译者注:2021年1月15日,时任美国代理防长克里斯托弗·米勒宣布根据多哈协议,驻阿美军地面部队人数降至2500人)。拜登应顺水推舟,接手这两项政治遗产——现在,正是结束美国的阿富汗战争的最好时机。拜登应命令全部驻阿美军撤出阿富汗,放弃兑现在阿富汗保留一支反恐部队的竞选承诺——这种反恐部队对打击阿富汗的恐怖主义毫无必要,美国早已完成了在阿富汗消灭基地组织和打击塔利班武装的使命。此外,如果现在不撤军,美国就违反了与塔利班的多哈协议,这将使塔利班放弃对话,并再次发动进攻、谋求战果。
毫无疑问,某些美国政府官员不会认同我的观点,他们声称推迟撤回驻阿美军能为阿富汗各党派讨论出最终解决方案创造更多时间。但是,这种讨论完全不需要驻阿美军在场——驻阿美军的在场甚至会阻碍阿富汗人民找到他们自己的稳定平衡。对美国来说,在阿富汗“半驻半撤”将把美国拖入永恒的战争。如果拜登把撤军时间推后,美国国内对撤军的批评声浪会因此壮大——他们会声称无论是为了保存来之不易的战果,还是防止进一步的损失,美军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在阿富汗留下来。
如果拜登行事果断,他将在任期前六个月走出困境,打破旧有的战略逻辑,并定义新的战略逻辑——美国人民的利益将被置于徒劳追求全球主宰地位之上。当拜登与伊朗进行外交接触、结束阿富汗战争之际,我们可以预见拜登会面临抛弃美国盟友、壮大美国敌人的指控。比如,特朗普政府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H. R. McMaster)声称,如果撤回美军,将无法对伊朗、塔利班和别国的恶劣行径予以惩戒。
对拜登而言,上述指控恰好为他提供了绝佳的讲坛,让他得以展现上述言论有多么离题千里——美国维持军事存在并不是为了把伊朗或塔利班变成圣人,而是让它们不再对美国造成威胁、为美国制造麻烦。伊朗或将继续在中东开展恶意活动、塔利班政权也或将仍然保持其专制政体。但是,当它们把美国作为攻击目标时,只要美国决心控制周边态势,这些国家就会几乎一无所获。通过抛弃不切实际的外交目标,美国能摆脱不必要的敌人并解放自我,以推进美国的利益。美国,将重新实现对外交政策的掌控。
在大中东地区连续得分之后,拜登政府就可将这一新战略逻辑运用于别处:为了使美国责任更小、赢面更大,美国需要从前线撤退。朝鲜,则是又一个典型例证。在无数次尝试让朝鲜放弃核武器的努力失败后,美国应该换种玩法——它应当接受在可预见的未来,朝鲜政府都会保有核武能力。美国应转而鼓励在朝鲜半岛建设和平,并推动美朝关系正常化。未来的某一天,美国甚至可能得以撤回驻韩美军。这就是应对朝鲜威胁的最佳途径——不拆除朝鲜所有的核武器,但移除那些使美国成为朝鲜攻击目标的潜在可能。
2013年12月7日,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在板门店视察朝韩非军事区。
图片来源:Lee Jin-man/Pool/Reuters
在对俄、特别是对华关系上展现克制,对拜登政府来说会愈发不易。为了避免过去二十年美国在中东的挫败在未来二十年的东亚和欧洲复现,展现克制显得尤为重要。拜登已经释放出与中俄分别在公共卫生、环境和军控议题上进行合作的信号。不过,如果美国仍僵化地执着于美国主导的战略,寻求在每一地区的主宰地位,那么上述值得称颂的目标将无从实现。并且,这将加剧美国与正在崛起或独断专行的大国的安全竞赛。
拜登可以摒弃特朗普政府自我应验式(self-fulfilling)的“大国竞争”构想,尽早确定明确的优先事项。其首个国家安全战略应当认识到,疫情和气候变化给美国民众带来的直接威胁,远大于美国民众对敌国武装进犯的恐惧。另外,该战略还应强调,作为世界第二大国和低碳能源技术的主要生产国,中国仍是美国应对这些挑战的必要合作伙伴。
目前,要求美国明确承诺与中国大陆开战以保卫台湾的声浪不断升高。拜登应对此予以抵制,以限制这种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对立情绪。他应着手修改美国的东亚军事战略:与其在此行使主宰,不如武装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以对抗中国在东亚海空两域的绝对优势。在欧洲,拜登同样应该叫停北约三十年来的扩张——这种扩张扼杀了欧洲的自主、损害了美俄的关系并迫使美国做出了无端的承诺,这让美国不堪重负。通过谨慎的战略收缩,美国能与中俄共处,并寻求竞争和合作协调共生之道——这正是美国国家利益所昭告的。否则,美国将在必然的冲突关系、潜在的大国战争和枯竭的国内投资之中,度过二十一世纪的后八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