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艺术家，其实就是最好的生活家

文 | 祝勇

▍一

慢慢地，这些在动荡中离散的朋友们，又重新聚集起来。曾来黄州的米芾、京师初交的李公麟等，都聚集在他的身边。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五月，他们又在王诜的西园举行一次雅集，参加者有：苏东坡、苏辙、黄庭坚、秦观、米芾、蔡肇、李之仪、郑靖老、张耒、王钦臣、刘泾、晁补之，还有僧人圆通（日本渡宋僧大江定基）、道士陈碧虚，共16人，加上侍姬、书僮，共22人。松桧梧竹，小桥流水，极园林之胜。宾主风雅，或写诗、或作画、或题石、或拨阮、或看书、或说经，极宴游之乐。李公麟以他首创的白描手法，用写实的方式，描绘当时的情景，取名《西园雅集图》。

▲ 李公麟《西园雅集图》局部

▲ 李公麟《西园雅集图》局部

▲ 李公麟《西园雅集图》局部

这样的雅集，在宋代十分常见。

宋代，是文人生活最为雅致的时代。不仅书法绘画、诗词曲赋，甚至连衣食住行，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成了艺术。

扬之水说：“两宋是培养‘士’气的时代，前此形象与概念尚有些模糊的‘文人’、‘士大夫’，由此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政治生活之外，属于士人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也因此愈益变得丰富和具体。抚琴，调香，赏花，观画，弈棋，烹茶，听风，饮酒，观瀑，采菊，诗歌和绘画携手传播着宋人躬身实践和付诸想象的种种生活情趣。如果说先秦是用礼乐来维护‘都人士’和‘君子女’的生活秩序，那么两宋便可以说是以玄思和风雅的结合来营造士子文人的日常生活。而宋人设计的‘行具’，其中所容，即是合唐人的风流遗韵与宋人创意为一而用来酝酿和铺张风雅的一个微缩世界。此后它更成为一种古典趣味，为追求古意的雅人所效法。”在宋代，士人们找到了比权力和财富更高的价值，他们发现并且积极地营造着属于个人的物质和精神空间。艺术家，其实就是最好的生活家。

我们今天的许多生活品位，都是奠基于宋代的。其中许多，比如花、香、茶、瓷，还有苏东坡参与调制的诸多美食，并不是宋人的创造，“但它却是由宋人赋予了雅的品质，换句话说，是宋人从这些本来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并且因此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

所以，郑骞先生说：“唐宋两朝，是中国过去文化的中坚部分。中国文化自周朝以后，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逐步发展，到唐宋才算发展完成，告一段落。从南宋末年再往后，又都是从唐宋出来的。也就是说，上古以至中古，文化的各方面都到唐宋作结束。就像一个大湖，上游的水都注入这个湖，下游的水也都是由这个湖流出去的。而到了宋朝，这个湖才完全汇聚成功，唐时还未完备。”

或许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总结三代以下的诗，收纳在屈原、陶渊明、杜甫、苏东坡四个人的身上，自苏东坡的时代往后，一片空白。诗的时代，到苏东坡就结束了，其他书画文艺、器具物质，也大抵如此。

比如饮茶的习惯，虽然至少在孔子的时代就有，公元3世纪的张仪，在著作中记录了四川和湖北的茶叶种植情况，汉墓中也有茶叶出土，六朝时代，宫廷不只饮酒，而且饮茶，在唐代，茶更成为平民百姓的日常饮品，成了国饮，但到了宋代，饮茶方法、器皿才更加精细，成为生活品位的标志，成为一种文化，甚至与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达成了一种无法忽略的默契。他们饮茶，为的是让生活的美学得到升华，在浮华与素朴之间，得到一种平衡的生活。

其实唐宋时期的饮茶方法也有不同，从南宋刘松年《卢仝烹茶图》，可以看出唐人喜欢煎茶，就是在风炉上的茶釜中煮水，“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同时把茶饼碾成不太细的茶末，等水微沸，把茶末投进去，用竹筷搅动，待沫饽涨满釜面，便酌入茶碗中饮用。

▲ 刘松年《卢仝烹茶图》

对于投末时机的把握，陆羽《茶经》都有细微的提示。饮用时，需把茶汤中的浮沫均匀地舀进各个茶碗，这些浮沫是茶汤的精华，而且有着不同的名字——薄的叫沫，厚的叫饽，轻细的叫花。沫，就像飘浮在水面上的绿苔，又像撒落在樽俎中的菊花。饽，是茶渣煮沸时出现的一层层浮沫，宛如纯白的积雪。晋代《荈赋》曾写下中国最早的茶诗赋作品，其中写：“明亮如积雪，灿烂如春花”（“焕如积雪，晔若春敷”），煎茶时，才知其所言不虚。

画上正在主持煎茶的卢仝是唐代诗人，也是对中国茶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从刘松年《卢仝烹茶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卢仝得到谏议大夫孟荀送来的新茶，当即烹尝的情景。画面上那位头顶纱帽，身着长袍，席地而坐，仪表高雅的就是卢仝。一侍者着红衣，手持纨扇，正蹲在地上给茶炉扇风；另一侍者站在一旁，表情恭敬，可能是送茶来的差役。才子快意，新茶芬芳，卢仝乘兴，写下一首《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后来被收入《全唐诗》。诗中讲述他从饮第一盏茶到第七盏茶的过程中的细微体验。这首诗，也被称为《七碗茶诗》，或《茶歌》。

晚唐时，又开始流行点茶，就是把茶末直接放到盏中，用煮好的开水冲茶。但它对水流的直顺、水量的多少、落水点的准确性都有要求，技术含量并没有降低。

到了宋代，点茶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习俗，宋人茶书，如蔡襄《茶录》、宋徽宗《大观茶论》，所述均为点茶法。宋人在宴会（包括家宴），以及文人雅集中，常用点茶法。不仅李公麟《西园雅集图》，包括宋徽宗《文会图》、南宋佚名《春宴图》、《会昌九老图》所描绘的文人雅集场面，都暗含着点茶的细节。

▲ 宋徽宗《文会图》

那时茶末越制越精细，有林逋起名的“瑟瑟尘”，苏东坡起名的“飞雪轻”。蔡襄制成的“小龙团”，一斤值黄金二两，时称：“黄金可有，而茶不可得。”宋徽宗时代，郑可闻制成“龙团胜雪”，将拣出之茶只取当心一缕，以清泉渍之，光莹如银丝，每饼值四万钱。

煎茶的历史固然更久，却余风犹在，并“以它所蕴涵的古意特为士人所重”。扬之水说：“就物质层面来说，煎茶与点茶不过是烹茶方法的古今之别，但就精神层面而言，其中却暗寓雅俗之分。作为时尚的点茶，其高潮在于‘点’，当然要诸美并具，——茶品，水品，茶器，技巧，点的‘结果’才可以有风气所推重的精好。士人之茶重在意境，煎茶则以它所包含的古意而更有蕴藉。宋人诗笔与绘笔，对点茶与煎茶之别每每刻画分明。”

苏东坡曾在一首七言古诗《试院煎茶》中，对点茶与煎茶之别，记得真切：

蟹眼已过鱼眼生，

飕飕欲作松风鸣。

蒙茸出磨细珠落，

眩转绕瓯飞雪轻。

银瓶泻汤夸第二，

未识古人煎水意。

君不见，

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

贵从活火发新泉。

又不见，

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

定州花瓷琢红玉。

我今贫病长苦饥，

分无玉碗捧蛾眉。

且学公家作茗饮，

砖炉石铫行相随。

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

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

苏东坡此诗是笑里藏刀，暗讽王安石不知古今之别的，这弦外之音，此不细说。

▲ 佚名《春宴图》局部放大

宋代的饮茶器具也更加讲究，火力的改良和工艺的进步，使得宋代瓷器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符号，出现了著名的“八大窑”，分别是北方的定州窑、磁州窑、钧州窑、耀州窑和南方的景德镇窑、越州窑、龙泉窑、建州窑。此外，汝州窑和吉州窑也十分有名。

宋代的白瓷、青瓷都是日用品。那个时代，美不是孤立的，而是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它不仅仅是对生活的美化，而是维护了生命的尊严，因为人生在世，不仅有肉体的需求，更需要情感和灵魂的寄托。宋瓷的光泽，其实就是生命的光泽。所以，即使作为鉴赏用的，也是以实用为前提的。不是作为祭器，而是作为日用品烧制。以至于千年之后，日本学者仍在感叹：“恐怕这才是能出口到不仅东亚，甚至全世界的最大理由吧。”

刘松年的另一幅关于以茶为主题的绘画《斗茶图》，则描述了宋代文人斗茶的场面。画中共有四人，右面的两个人已经把茶捧在手心，左面一人在提壶倒茶，另一位好像茶童模样，正在扇炉烹茶。

斗茶，也叫茗战，是一种比较茶艺的习俗，始于宋初，宋徽宗时代最盛，南渡以后，从宫廷到民间，一时风行，即已衰歇。斗茶的主要方法，就是比赛点茶，根据“盏面浮花”的生成及持续时间等诸多细节决定胜负。苏东坡曾用“斗赢一水，功敌千钟”来形容。《宣和宫词》唱道：

上春精择建溪芽，

携向芸窗力斗茶。

点处未容分品格，

捧瓯相近比琼花。

只是宋人一边在如此精微的世界里赢得风雅，另一边却在宋金交兵的战场上输得丢盔弃甲。时隔千年，历史与生活的巨变，早已让今天的观画者，对那个时代的风雅趣味，感到隔膜和茫然。

除此，宋人在衣饰、家具、房屋、庭园、金石收藏与研究等方面，也都达到极高的高度。那是中华文明中至为绚烂的一页。而汴京，业已成为帝国的文化中心，绘画、书法、音乐、百戏、文学，皆进入巅峰状态。明代学者郎瑛在《七修类稿》中发出这样的感慨：“今读《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则宋之富盛，过今远矣。”

北宋皇宫里收藏着无数的艺术珍品，宋太宗时期所刻的《淳化阁帖》，有历代内府和民间收藏的古代帝王名臣手迹，苏东坡有幸一一浏览。那时的苏东坡，不仅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坛领袖，庭前名士云集，冠盖相望，甚至连异邦辽国都可以在书市中购得苏东坡的诗集《大苏小集》。苏辙出使辽国时，辽人见之皆问：“大苏学士安否？”

《西园雅集图》的场面，让我想起文艺复兴画家拉斐尔（Raphael Santi）为教皇宫殿绘制的大型壁画《雅典学院》，一幅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建的雅典学院为主题的大型绘画，在这幅画上，汇集着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数学家毕达哥拉斯、语法大师伊壁鸠鲁、几何学家欧几里德（一说是阿基米德）、犬儒学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哲学家芝诺……画家试图用这样一场集会，把欧洲历史的黄金时代永久定格。

▲ 拉斐尔《雅典学院》

▲ 李公麟《西园雅集图》

《西园雅集图》，后来也如夜访赤壁一样，成为被历代画家不断回放的经典场景，北宋王诜、米芾，南宋马远、刘松年，元代赵孟頫（传），明代仇英、唐寅、文徵明、杜琼等，都曾做过这样的同主题创作。从《西园雅集图》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不同的文艺组合，比如“三苏”中的两苏（苏东坡、苏辙），书法“宋四家”中的三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在中国的北宋，一个小小的私家花园，就成为融汇那个时代辉煌艺术的空间载体。

当时“苏门四学士”都在汴京，因此，元祐年间成为“苏门”的鼎盛时期。

那一份光荣，丝毫不逊于古希腊的雅典学院。

▍二

当西方文明的光泽隐遁在中世纪的幽黯里，中国则唐宋之际迎来了自己的文艺复兴。这文艺复兴不是我的夸大其词，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早就把宋代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他说：“11—13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全面突飞猛进、内外交流的发展……），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政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贵族的和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曾提出“唐宋变革论”，在历史学界影响巨大。他认为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钱穆先生也曾有过类似的论断，他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州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人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上述这些变化，自然使宋代的文化陡然一变。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在唐代的大部分时间中，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成为文化的主流，造成唐代文化的异彩特色。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从魏晋开始，即受这三种文化因素的压制，日渐衰微，在唐代的情形，仍是如此。直到唐代后期，儒学才开启复兴的机运。

或许有了唐代饱吸世界文化的底蕴，到了宋代，中华文化的自主性突然爆发出来，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皆向平民化发展，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更加自由的散文体，诗词亦都从对格式的注重转向个性的发挥，在这个时代里，个性和创造力得到充分的舒展，而所有艺术种类的变化，都在苏东坡的身上汇拢交织。在政治漩涡里挣扎沉浮的苏东坡，虽然在艺术上并无野心勃勃的构想，却在无意间争得了那个时代的文坛首席。

美丰仪，成为当下时兴的一个热词。但真正的美丰仪，不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萧景琰，而是真实历史中的苏轼、苏辙、秦观、米芾。他们不仅有肉身之美，更兼具人格之美，一种从红尘万丈中超拔出来的美。中国传统的审美记忆中找不见史泰隆式的肌肉男，而是将这种力量与担当，收束于优雅艺术与人格中，只有文明之国，才崇尚这种超越物理力量的精神之美。

▍三

金明池是北宋时期著名的皇家园林，位于汴京城顺天门外西北，园中建筑一律建在水上，池中可通大船，战时可供水军操练。北宋画家张择端曾画过一幅《金明池夺标图》，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也专门描写过这片水域。

▲ 张择端《金明池夺标图》

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的烟花三月，苏东坡带着他的弟子们，一起来到金明池郊游，流连光景，讨论文义。只是这等辰光，转眼间风流云散。很多年后，苏门弟子接连被贬，秦观被贬至雷州，回首当年与师友们同游金明池的盛况，唏嘘感慨之际，写下一首《千秋岁》，写道：

水边沙外，

城郭春寒退。

花影乱，莺声碎。

飘零疏酒盏，

离别宽衣带。

人不见，

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

鸳鹭同飞盖。

携手处，今谁在？

日边清梦断，

镜里朱颜改。

春去也，

飞红万点愁如海。

秦观把他对往日的怀念和远谪他乡的惆怅化作了满纸的悲凉。后来黄庭坚被流放广西宜州，路过衡阳时，读到这首词。那时秦观已死，黄庭坚览其遗墨，心中想起下朝之后纵马如飞、身上玉佩撞击作响的秦少游，一时感怀无限，于是步少游词韵，也写了一首《千秋岁》，词曰：

苑边花外，

记得同朝退。

飞骑轧，鸣珂碎。

齐歌云绕扇，

赵舞风回带。

严鼓断，

杯盘狼藉犹相对。

洒泪谁能会？

醉卧藤阴盖。

人已去，词空在。

兔园高宴悄，

虎观英游改。

重感慨，

波涛万顷珠沉海。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远在海南儋州的苏东坡读到了这首词，应和了一首《千秋岁·次韵少游》，被称作苏东坡一生中最后一首豪放词，词中写：

岛边天外，

未老身先退。

珠泪溅，丹衷碎。

声摇苍玉佩，

色重黄金带。

一万里，

斜阳正与长安对。

道远谁云会，

罪大天能盖。

君命重，臣节在。

新恩犹可觊，

旧学终难改。

吾已矣，

乘桴且恁浮于海。

三首《千秋岁》，表达出苏东坡和他的弟子们面对拿去的三种态度。秦观词，凄艳美丽，伤感动人；黄庭坚词，有悲切，却也接纳了命运的无常；而贬谪得最远的苏东坡，词里已找不出西风残照、落叶飞花、愁云冷雾、微雪轻寒这样的意象，也从不沉浸对往日辉煌的无限留恋中无以自拔，取而代之的是对自己一生理想百折不挠的坚守，就是他词里所写的“旧学终难改”，但他并不迂腐，因为这坚守的另一面，是他看透一切世事，即孔子所说的“乘桴浮于海”的通透与达观。

后来，同为苏门弟子的惠洪法师说，“少游钟情，故其诗酸楚；鲁直学道休歇，故其诗闲暇”，至于苏东坡，“则英特迈往之气，不受梦幻折困，可畏而仰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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