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津涛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国投敌，是严重打击中国抗战的一件大事。
国民政府能做的，只能是努力将其负面影响减至最小。
隐瞒消息，力图劝返
1938年12月21日，蒋介石获得汪精卫私自飞往昆明的消息，大为意外：
“当此困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藉口不愿与共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与不顾，岂是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苦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①
22日，蒋介石从龙云的电报中知道，汪精卫计划前往香港，与日本谋和。
对于汪精卫出走的严重性，蒋介石极为清楚。他在日记中反复思考：
“汪去后，对党政军以及各地之关系应特加审慎。”
“汪去后，外交与对敌或有影响乎？”
“广东军人是否受汪影响？”
“政府内部受汪影响人几何？”。
蒋介石预计，若这些连锁反应发生，那些一贯反蒋的地方军阀、党内亲日势力，都将随汪投敌。最终导致抗战阵营全面分裂。
但蒋还是期望能制止汪精卫的进一步投敌，故处处留有余地。如其日记所云：
“
彼虽有意害余，而余应以善意救彼
，对于此种愚诈之徒，只有可怜与可痛而已。”
首先，蒋介石一度隐瞒了汪精卫意图投敌的真相，目的是给汪的立场留下回转空间，以免致其骑虎难下。
12月26日，蒋介石在抨击日本侵华野心时，曾如此为汪精卫辩白：
“汪先生此次离渝转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 国人必不置信。”
蒋还亲自致电张季鸾，希望《大公报》在报道汪时“宽留余地”，“从舆论上造成空气，防止其万一失之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也秘密指示各报“停止讨汪肃奸”。②
其次，蒋介石指示同汪精卫关系较为密切的外交部长王宠惠、驻英大使郭泰祺、驻美大使胡适、交通部次长彭学沛等人，劝汪精卫返回后方，或至少告假游欧，不发表任何宣言。
这些人也确实希望汪能够悬崖勒马。比如，一向主和的胡适在信中说：
“此时国际形势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十八个月之牺牲……今日反对和议，实是为国家百年设想，务乞公垂听。”
长期追随汪的郭泰祺则说：
“此时无论如何，请公勿公开主和，免敌人谓我领袖间政见不一而乘机挑拨。”③
蒋介石让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通知英美大使馆，称汪精卫“并未获得授权去向任何人谈论和平问题；中国不仅不会考虑日本人的和平条件，而且正在积极准备付出更大的努力继续进行抵抗”，以示中国不会同日本停战议和。
图：1937年7月15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表明中国抗战决心
监视汪系人物，拉拢地方军阀
对于各种劝说，汪精卫不为所动，最终在1938年12月29日发表了主和的《艳电》。
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关于汪兆铭违法纪律，危害党国案”。
蒋介石主张温和办法，先以个人名义去电劝告，或由中央给予警告。其他与会者大都要求严厉处置，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因蒋介石“力加阻止”，会议最终没有同时发布通缉令。蒋的理由是，对汪“亦不可逼人太甚，使其趋于极端。”
同时，蒋介石命汪系人物谷正鼎赴河内，转告汪精卫：
“如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旅费50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要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④
汪精卫拒绝出国后，蒋介石知其已决心叛国。1939年3月21日，军统奉命暗杀汪精卫，结果误杀曾仲鸣。这次刺杀加快了汪的投敌步伐。
劝阻汪精卫投敌虽然失败，但国民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仍防止了更多人追随其投敌。
1939年初，军统奉命监视还留在后方的汪系人物：
“（甲）分令各外勤注意汪系在川康人员之言论行动；（乙）注意中央与地方军政人员有无与汪勾结情事……（戊）汪系重要分子如彭学沛、陈树人、陈克文等，均秘予监视，并翻拍照片……”
其他如称赞汪出走“魄力伟大”的中政会秘书范苑升、暗中“为汪担任交通职务”中华海员工会委员李凯臣等数十名汪系人物，都在被监视的名单上。这让他们没有机会投汪附逆。⑤
地方军阀势力方面。汪精卫被开除党籍后，张发奎、薛岳、白崇禧等致电中央，要求惩办汪的卖国叛党行为。龙云在汪精卫由昆明赴河内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态度暧昧，是当时最有可能响应汪的地方军阀。蒋介石遂命多次与汪精卫合作的唐生智赴云南“现身说法”，警告龙云“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对人毫无诚意，尤喜玩弄军人”，且战时“忠奸不两立”。最终说服龙云发表谈话，声明“拥护抗战到底，指斥和议”。⑥
在无人响应的尴尬局面下，汪精卫于1939年4月从河内赴上海，与日本代表就建立伪政权的问题进行谈判。
6月8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以汪精卫“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对汪严缉法办。
10月1日，蒋介石在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
“海可枯，石可烂，而对于引狼入室为虎作伥之汉奸汪逆，则永无宽恕赦免之理。”
⑦
至此，蒋对汪不再抱有任何期待。
图：1940年3月30日，伪国民政府建立，汪精卫发表讲话
与日方假意和谈，拖延汪伪的成立
投敌后的汪精卫，急于建立伪政权。但日本不希望因此影响对重庆的招降。
这使得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有机会假借日本主动发起的和谈，拖延汪伪政权的成立，并使日本在外交上延迟承认汪伪政权。
1939年11月底，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与假借宋子良（宋子文之弟）名义、实为军统工作的曾政忠，商谈“和平条件”。
是为所谓的“桐工作”。
军统当时的目的，是刺探日方情报，阻止汪精卫政权成立。谈判开始于1940年3月7日，历时4天，然后“宋子良”回重庆报告，约定1周内带回蒋介石的答复。
3月26日是汪伪政权原定的成立日。日本为等重庆回复，通知周佛海：铃木等人与“宋子良”的谈判，“所谈条件已有头绪，大约二十三、四必有停战消息，故此间日军主张组府延至4月15日”。
经周佛海力争，日方答应组府时间最迟不超过3月31日。
最终，日方没有收到重庆的答复。3月30日，在“还都”名义下，伪国民政府建立。⑧
伪政权建立后，汪精卫等人期望立即获得日本的承认。
但鉴于汪精卫自身实力有限，日方一直寄希望于实现“蒋、汪合作”，再推动“和平”，故“桐工作”并未终止。
军统伪造委任状、蒋介石亲笔文件等，继续与日方假意谈判，要求“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或叫汪出国, 或叫汪引退”。直到1940年9月，日方才意识到重庆的谈判只是一个拖延策略，正式宣告“桐计划”失败。
对于戴笠、曾政忠的工作，蒋介石大为满意，称赞说：“你们在香港办的事很好。”
在“桐工作”后，又有“钱永铭工作”。
钱永铭时任香港交通银行董事长，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由其奉命出面假装谈判，让日方颇为重视。1940年10月16日，影佐祯昭与汪精卫见面时说，日方正与重庆交涉和谈，因此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日期会有所延迟。
对于重庆方面的意图，周佛海看得极为清楚。他判断，“钱永铭工作”是重庆方面向日本施展阴谋，意在瓦解南京政府的“破坏”活动。事实亦如其所料，谈判并未取得任何日方希望得到的结果，11月30日，日本正式与汪伪政权“建交”。⑨
由于中国方面对“桐工作”与“钱永铭工作”的成功利用，日本对汪伪政权的承认延迟了8个月之久。
在日本承认汪伪的同一天，美国发表声明，重申重庆国民政府乃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给予1亿美元贷款。声明和贷款，极大地抵消了汪伪政权对抗战前途造成的负面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