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纪委书记的调整，是两位代表人物的交接。
新上任的廖国勋，是东西部交流的代表人物。去年4月，这位土家族干部从贵州省委常委、秘书长的岗位上，调往东部经济大省浙江，出任该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此前，他在贵州已经工作了30年。
卸任的侯凯，是中纪委“空降兵”中的代表人物。2013年11月，他从审计署副审计长的岗位上转任上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此前他在审计署也工作了30年。值得一提的是，侯凯到上海工作时，正值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的改革方向，他也成为十八大后首位“空降”地方的中纪委常委。
正是由于这样的代表性，两位部级干部的交接备受关注。今年以来，全国近一半省份新选配了纪委书记，其中补充了不少系统外交流的干部，廖国勋正是其中之一。
廖国勋的履历，可被看作贴合新版党政领导干部选任条例精神的范本。他自参加工作以来，每一个级别的基层“台阶”都扎扎实实干过。走上领导岗位后，当过地方党政主官，又先后担当省委秘书长、组织部长、纪委书记三个要职，还同时拥有西部落后地区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工作经验，非常难得。
铜仁是贵州重镇，东邻湖南，北接重庆，地理位置重要，被称作黔东门户。这里少数民族众多、基础设施滞后、扶贫攻坚任务也很重。廖国勋在铜仁干了5年，先当行署专员，后当书记。到他离任时，当地各项经济指标有了大幅度提高。
由于发展之于全省意义重大，贵州省委挑选了不少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到铜仁工作。比如曾与廖国勋搭班子的夏庆丰、张政，都是从中央单位来贵州任职的。夏庆丰如今回到北京，出任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工作局局长，而央视名嘴张政则留在贵州，现任黔西南州委书记。值得关注的是，廖国勋在铜仁的继任者刘奇凡，如今也进入纪委系统工作，是全国最年轻的省级（内蒙古）纪委书记之一。
虽然经历的部门和领域很多，但廖国勋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做组织工作。在铜仁工作时，地委建立党政班子成员工作报告制度，要求除地委书记、副书记外的地委委员和行署副专员，每年作两次工作报告。在浙江工作时，全省928个乡镇的党委换届完成工作，结合乡镇换届，共调整不适宜、不胜任现职乡镇领导干部485人。
近年来，浙江省多次提出要选拔敢抓敢管的“狮子型干部”。廖国勋在此担任省委组织部长的一年多时间里，全省在打造“狮子型”干部队伍方面更进一步，不少在改革发展一线和急难险重岗位上成绩出众的干部被提拔到重要岗位上来。同时，书记“夜考”——定期开展县委书记工作交流会等好制度、好做法也被全面推广开来，为全国许多兄弟省委学习和借鉴。
廖国勋到上海赴任后，侯凯出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他是首位“空降”地方的中纪委常委，也是首位回到中央机关任职的中纪委常委。
在他之后“空降”的三位中纪委常委黄晓薇、姚增科、崔少鹏仍然留在地方。其中黄晓薇担任山西省纪委书记2年后，履新山西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姚增科担任天津市纪委书记22个月后，转任江西省委副书记。
提到“空降”，大家首先想到的会是带来了中央精神。在担任上海纪委书记的三年多时间里，侯凯的为政风格令人印象深刻。
为切实督促被巡视单位担起责任、落实整改，在市委巡视结束后，侯凯会对每家单位的巡视整改报告都详细审阅，发现问题就作出具体批示，一条都不含糊，加强跟踪督办，严把整改落实关。
在2015年上海市委第二轮巡视中，第六巡视组发现上海城建集团下属城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涉嫌公款旅游问题。向被巡视单位移送线索后，城建置业纪委敷衍塞责，仅凭当事人说辞和事后编造的材料起草了调查报告并逐级上报。城建集团党委未经严格把关，就将不实结论写入整改报告。最终，上海城建集团党委书记张焰、纪委书记朱晨红，城建置业党委书记裴建群、纪委书记张连凯等分别受到了处分。因巡视整改不力，党委、纪委负责人受到处分，中纪委转发这则处分通报后，在全国范围引起了强烈反响。
侯凯还留下了许多反腐的金句，比如在市纪委全会上提到“腐败不是地方病，是传染病，上海不是世外桃源，不可能置身事外”；对全市纪检监察干部说“纪检监察工作者对腐败并不具有天然的免疫力，必须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在分析案件办理时指出“抓一个案件，胜过讲一百遍道理”等等。这些金句，也都成为了广大新闻媒体报道反腐败工作时经常引用的对象。
侯凯回京任职前，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由周福启担任。他出生于1953年，也是一位中纪委常委。中直机关在整个反腐败和作风建设格局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特别是日常监督和制度建设任务很重。侯凯到上海任职，推动中央反腐败精神落地，此次履新，又会有什么“小目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