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 | 《卫藏图识》，挖掘西藏地方志的价值

原文 ： 《挖掘《卫藏图识》的价值》

作者 |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  赵心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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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西藏地方志是中国清代地方志的一个组成部分。 《卫藏图识》作为一部西藏方志著作，编纂时亦遵循相应的规定与法则。 《卫藏图识》成书刊印于乾隆末年，比较之后即可看出，其体例也是方志体例，但与之前成书刊印的各种早期清代西藏地方志又显然不同，具有自己的特点。

《卫藏图识》全书共五卷，前两卷为《图考》上、下卷，后三卷为《识略》上、下两卷及《藏语》一卷。 观其各卷具体所记，《图考》上卷的主要内容为成都至前藏（拉萨）沿途多幅“道里图”及多段路程之“程站”；《图考》下卷除记前藏（拉萨）至后藏及后藏至聂拉木的“道里图”与“程站”外，还有“拉萨佛境图”及相关图后文字，并有“诸路程站附”与“番民种类图”多幅及相关图后文字。《识略》上、下两卷分别载“西藏源流考”“卫藏全图”与图后相关文字，以及记西藏自然与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封爵”“朝贡”“纪年”“岁时”“兵制”“刑法”与“山川”“寺庙”“物产”“摭记”等二十三目。最后一卷为《藏语》，将所收集的近五百个藏语词汇按义分类为天文门、地理门、时令门等十九门，各门类中每一词先列出汉字词，然后标注对应的藏语词。从各卷所记内容看，《图考》与《识略》共四卷为此志的主体。

有学者在讨论地方志的特征与作用时认为， “资料性”是地方志五大特征之一，并认为“资料”作用是地方志具备的两方面基本作用之一。 《卫藏图识》作为一部清代西藏方志著作，刊行之后能长时期有影响，原因之一就是编纂时注意广泛收集资料，书中载有大量值得注意的有价值的资料。 除了周蔼联《西藏纪游》及官修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注意摘录其资料外，道光年间姚莹所著的《康輶纪行》摘录的《卫藏图识》资料也很多，其书十六卷，多卷皆有摘引；光绪年间黄沛翘所纂《西藏图考》引其资料亦不少，其《西藏源流考》篇就摘录不少《卫藏图识》中《西藏源流考》的资料。

民国时期，对《卫藏图识》的看法却有了变化。 有学者认为， 《卫藏图识》是“采《西域纪事》、《西藏志》等书，删繁就简而成者 ，而刊行较早，流传亦多，故反为士人所习知”。这虽然是个人的学术见解，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既然以几种西藏地方志资料为基础“删繁就简而成”，其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为士人所习知”是因其流传多而已。这种看法与鲁华祝《卫藏图识·序》中相关看法相似，提出之后当产生一定影响。近几十年来大陆所编的中国地方志辞典中，有的就未将《卫藏图识》作“著名方志”介绍；有研究者“择其要者”讨论西藏地方文献时，也未提及《卫藏图识》，相比之下影响较小的西藏方志却被列入。

对《卫藏图识》的资料价值要作出合乎实际的评价，首先需要注意其资料来源。 《卫藏图识·例言》最后一条称：是书“首宗《大清会典》，次及群书，复博征闻见，第恐采择未精，尚竢大雅君子幸而教之”。此条中“次及群书，复博征闻见”语说明，马、盛二人编纂此书在重点参考雍正《四川通志·西域》《西藏志》及《西域纪事》时，还参考一些书，并且注意“博征闻见”，即编纂时收集见闻资料。《卫藏图识·图考》上卷最后有一按语，提及雍正《四川通志·西域》与《鱼通纪略》《西涉便览》等书，又言“兹择其适中者从之，又详咨谙练其途者”。这一按语也说明，《卫藏图识》参考并摘录资料的并不只是鲁华祝《卫藏图识·序》中提及的几部书，编纂时还注意开展调查。

对此书资料价值要作出合乎实际的评价，还需要对其所记作具体的比较与分析。 《卫藏图识》三、四卷为《识略》上、下卷，主要为记西藏自然与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封爵”“朝贡”“纪年”与“山川”“寺庙”“物产”“摭记”等二十三目以及各目之前的“西藏源流考”“卫藏全图”与图后相关文字。有的学者认为，《卫藏图识》是“采《西域纪事》《西藏志》等书，删繁就简而成”，当主要与《识略》二十三目所记有关。 的确，将二十三目之名称及内容与《西藏志》略作比较，相同相似者不少。但若因此认为二十三目资料皆取自《西藏志》等书，编纂时只是删繁就简、略作改写而已，无值得注意的资料价值，那就有问题。 在具体的比较与分析后可发现，《识略》二十三目内容与《图考》内容一样，但也有不少值得注意的有价值的资料。如，《识略》上卷有“市肆”目，将其所记与《西藏志·市肆》内容比较、分析，可看出前者虽是以后者为基础，但有三点不同：一是在记西藏贸易“男女皆为”之后，前者特别又记“其贸易经营，妇女尤多”；二是前者所记西藏贸易货物种类更多，而且将贩自内地与外番的货物分别记；三是前者所记中有“市中设碟巴一人，平价值，禁争讼。即外番至藏贸易者，亦必有头人同来讥禁”。这一记载，涉及西藏贸易及市场的管理。《识略》“市肆”目内容中的这三点，反映乾隆末年西藏社会及贸易、市场的有关情况，其资料有的可能来自其他文献，但有的应来自编纂者的调查。 对于清代西藏贸易史及西藏与各地交往交流的研究而言，这些资料显然有着值得注意的价值。

清代修志之风大盛，曾出现过两次全国性的修志热潮。 有学者指出：“清代方志编纂，与朝廷重视、官府督导以及社会状况密切相关。以往各代志书修辑多为一次热潮，而清代却有康、雍、乾与同、光、宣两次”。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很大。就内地而言，的确如这位学者所言，清代修志的普遍开展及修志制度的建立与皇帝的倡导、官府及各级官员的重视与主持修纂、社会稳定与经济文化发展有关，但西藏地方志的出现及发展原因有所不同。 《卫藏图识》这部私纂西藏方志的编纂反映出，维护国家统一、关心藏事及西藏与内地交流者的热心修纂，是清代西藏地方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