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突然不松弛的乡愁
被阿毛微博转发的兵工厂子弟文章逼出了眼泪。
毕竟“厂子弟”这个名词，已经太久没用听到了。仿佛只存在不完整的童年记忆里，还有老人们讲古的回忆。
明明那个年代，大江南北全是大型国营企业，但20年后，他们已经完全不被提起。
阿毛讲“没想到澍心也有一个沉重的童年”。其实回忆不沉重的，因为我童年时，是这个兵工厂最后的欢乐时光。只是很多话我轻松地说出来以后，才发现，他们都已经湮灭在历史的故土里。
而我的故乡，已经消亡。
我们都被兵工厂，塑造成没有乡音，回不去故乡的人。
忽然想起，童年的我，也有个称呼叫“厂子弟”
在归乡前一天，写没有故乡的乡愁……
我们家的厂，是当年对台局势紧张时，在福建山里凭空建起来的兵工厂。
爷爷奶奶拖家带口从福州迁到山里的小县城。爷爷是厂长，奶奶就兼任厂子弟中学的校长。
我们厂造枪，大概有3万个人，自成一体的小镇。我爸16岁就进厂当了工人，爸妈老早前的工作，大概是磨具或车床，我都已经模糊，对车床有印象好像是小时候听爸爸说，他在车床上画了钢琴的格子。
童年时我对工厂仅有的记忆，是爸妈加班时，我帮忙往枪械的密封包装里塞干燥剂。
大概是在美国对阿富汗战争时，我爸笑着看新闻里阿富汗人举着的枪说：这把枪一看就是我们厂造的。
那是我第一次对我们厂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有了个直观的印象。
去年过年回家，我在看绝地求生的游戏直播。我爸在旁边听到声音，忽然说：“诶？五六式？”我转头问啥叫五六式？他港：“就是AK47，我以前是做7.62子弹的。”
除了AK，其他好几把枪他也如数家珍。问他为什么这么熟练？得到答案是，他的青少年时期没有别的读物，最多的就是苏联进口的枪械杂志，翻来覆去看，50年后仍在心间。
而爸爸童年时期经历的那场浩劫，给我们厂带来的是真正硬核的灾难。
县城里在武斗，有一派小将占领了现成武装部，拿到了枪械，包围我们厂。
厂里所有妇孺被集中到车间里避难，厂里的围墙上架着枪，男人们要出去找寻食物。
有一天晚上，爷爷决定带着我爸和两个叔伯去厂外自家的菜地里偷菜，同行还有邻居家的几个孩子。
爷爷是老解放军，有战争经验，告诉爸爸和叔伯，听到枪声最重要的是别怕，往前冲，没那么容易被打中，反而是犹豫不决呆在原地容易出事。
他们趁黑摸出，很快外面就响起了枪声。
那天晚上，爸爸看着不远处一个叔叔脑袋上中了一枪，他说：“中枪以后死亡是没有那么快的，他还在说话，子弹在脑中爆开来，血混着各种东西流出。然后他渐渐没了声息。”
除了觅食，因为双方都有枪，械斗中的死亡变得频繁。甚至还有邻居家的妈妈带着婴儿出门打水，一颗流弹直接滑入婴儿的胸口。
这种围困持续了两个月，最后厂里一位退伍老兵将钢板焊在推土机上，架着高式机枪做了台山寨坦克，直接攻占县城，我们厂才得以解围。
我们厂并不是国内武斗最厉害的地方，毛主席说“全国武斗斗不过四川”。
再后来，当然一切都过去了。
过去得过于顺畅，让人觉得这些死亡是无声无息的，50年后在爸爸的讲述中也不带有感情。死亡对那一代人来说，并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幸运的是，我的家人都活了下来。
工厂最好的时节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加上上世纪这几个字，才发现离现在有多远了）
这时已经是我记忆里能描述出的样貌。
厂里有完整的围墙，隔离出两个世界，站在我家阳台眺望，外面是广袤的丘陵和稻田，溪流蜿蜒而过，竹林甘蔗树层层叠叠。甚至能看得见远处乡间小道上有农民赶着猪走过。
而墙里的世界，来自五湖四海。
经历过浩劫的厂一代已经培育出了厂二代，他们风华正茂，生活安逸。我爷爷是山西人，奶奶是建瓯人，妈妈是江苏人，婶婶是湖南人……还有邻居家的重庆老奶奶和贵州叔叔。
由他们混杂在一起的厂三代比如我，也逐渐出生，直到我来上海上大学时，才惊觉自己不会说任何一种地方方言。
我们渐渐习惯这种墙内的生活，相比于一墙之隔的山村，我们似乎离外面的新世界更近。
当时厂里仿造上海，在路边植满法国梧桐。以至于我第一次到法租界，看见遮天蔽日的行道树，宛如回到了童年。
那时阿姨妈妈们最喜欢的也是来自上海的时髦气息，有人去上海出差，要帮所有小姐妹带布料。那本叫《上海服饰》的杂志，每个月在阿姨们手中流传，奶奶会开始给婴幼儿时期的我做小洋装。爸爸们则学起了摄影和小提琴，而我则在妈妈去北京出差时获得了《圣斗士星矢》。
灯光球场是每天晚上都会去的地方，水泥筑起的看台，电线杆上的大灯泡，小孩子奔跑在台阶上，年轻人在球场上找到青春。
我爸在球场上认识了我妈，送了她一根绿豆冰棒，于是就有了我。
我小时候坐在这里看大人们打球，邻居哥哥就递给我一把瓜子。
90年代，是泡沫破碎前最盛大的狂欢。
即使现在都很难想象，我上的厂子弟幼儿园里有游泳池和游乐场，有小火车和旋转木马。幼儿园边上的山坡往上是礼堂，年幼的我在那儿看了《霸王别姬》，只记得张丰毅用砖拍自己的头，还在六一儿童节见到了董浩叔叔。
礼堂再往前是俱乐部，30年前的叫法脱口而出，今天看似乎还很时髦。不是工人文化宫，是俱乐部。
孩子们在俱乐部里学琴学画，而爸妈晚上的娱乐，是俱乐部里真实的士高舞池。在disco ball的旋转灯光下做作业，也是回忆的一部分。菜市场到了晚上会变成摆摊的夜市，有令人流连的小发卡。商店、小书摊和游戏机房逐渐开起来，家里的电视收不到当地台，只能看卫视和中央台。
厂里机房拥有第一台286和386电脑，爸爸周末会带我去玩扫雷和大富翁。大人们则会在下班后悄悄打开一些泛着马赛克的战争游戏，成为第一代因为游戏通宵熬夜不回家和老婆吵架的年轻人。
厂里的每个人似乎都认识彼此，称呼起来一般是谁谁家的老三，或者谁谁家的儿媳妇。他们给自己的称呼，也像这样亲密，宛如兄弟姐妹。他们叫做厂子弟。
在我小学四年级转学去城里前，对墙外的社会毫无认知。我们的厂，医院学校一应俱全，似乎墙外是只有大人才能涉足的地方。
我在一年级左右的时候，也曾每天放学后偷偷溜出墙去。不过方向不是村庄，而是厂背后的大山。山顶有一座电视塔，厂子弟喜欢在春游或重阳登高时去爬山。
而我喜欢一个人在山间奔跑，熟知每一条野径，每一座孤坟，山间的花和动物。闽西的山崎岖而婀娜，随时会有细小的瀑布流淌。瀑布形成的小水潭里竖着一具无主的棺木，我每天路过与它打个招呼，然后在乡民精心修建的砖瓦坟上过家家。
山里最多的是松鼠，也碰到过狼，非常瘦，毛杂且长。我们隔着十几米对视，年幼的我无知无畏，瞪着它，过了几秒，它就夹着尾巴离开了我的视线。
这段回忆和整个兵工厂是几乎完全割裂开来的，但因为有了这段回忆，反而对于我们的这座厂，曾经存在于福建的山间，有了完美的佐证。
这样的童年后来我叙述给阿毛听，阿毛几乎目瞪口呆，哪个城里的孩子会被允许放学后，偷偷进入山里。
又有哪个山里的孩子，能在90年代初完美接触最新鲜的世界。
所谓的厂子弟，大概就是这样矛盾的所在。
90年代中后期，一切浮华落幕，真正的新世界进入人们的生活，所谓的兵工厂，就这样一天天坍塌。
痛苦、纠结和绝望笼罩在一起。
很快我就离开这个山城，回到省会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