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张学昕
文学博士，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和吉林大学文学院。现为辽宁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带头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囯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文学研究、评论文章300余篇，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等全文转载。著有《中国当代小说八论》《南方想象的诗学》等专著16部。主编有“学院批评文库”，《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短篇小说卷》等5套丛书。
苏童
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其作品《妻妾成群》、《红粉》等先后被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粉》等影视作品。短篇小说《茨菰》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河岸》获第三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第八届华语传媒杰出作家奖，长篇小说《黄雀记》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收获 · 长篇小说2025春卷》
长篇《好天气》（苏童）简介
城郊接合部的咸水塘，隔开了城与乡两个界限分明的世界，一边是塘西村，世代以殡葬业为生，一边是塘东街道，属于城市。两边同样叫作“招娣”的两位母亲，因为一口“我祖母”定制却终未享用的棺材相识，又在同一天同一家医院分别生下了一个男孩和一对龙凤胎，由此展开两家宿命般恩怨纠结的故事……氤氲潮湿江南水汽的市井日常画卷，自如贯通了生死、通灵、动物、人间与传说的不同世界，叠加交织的众声喧哗，展现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江南社会变迁，并由此写下一首“郊区的挽歌”。
苏童手绘“咸水塘”示意图
“城北旧事”：生命与俗世生活的“灵异”密码
——苏童长篇《好天气》阅读札记
张学昕
【续】
三
《好天气》开篇便聚焦“咸水塘”地区塘东与塘西民众迥异的谋生图景：塘西人打造棺材、缝制寿衣，而塘东人则依托乳牛场谋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城北地带”极像特殊的“边地”。小说呈现出“堕落南方”因人性劣根性而生成的内心蒙昧，洞悉了地域性俗世生活的阴晦生态。一个城镇、一个村庄的蜕变、衍化历程，成为苏童留存给我们的另一种南方的秘史，其中既有时代更迭的沧桑印记，又有地域文化的独特沉淀。值得强调的是，最终促使这片土地发生变革的关键力量源自社会变革催生的人文力量。这股力量逐渐整饬并改写着人们既有的观念与理性认知，推动着个体乃至整个社会群体挣脱旧有思维的桎梏，向着更为开化、进步的方向迈进。从这个角度看，《好天气》绝非仅仅局限于对近大半个世纪时代生活的简单描摹，它更像是一则时代寓言。苏童试图通过这部作品，构建起一个自然、生态、社会生活以及人性之间相互交织、激烈博弈的存在世界，以象征的笔触揭示时代发展进程中的复杂矛盾、人性挣扎以及社会变迁的深层逻辑，启发读者对过往历史、当下现实乃至未来走向进行深度反思。而苏童引人反思的一个“重磅武器”便是打上了“苏式”印记的“灵异”密码。
小说中苏童以“丢孩子”“掘祖坟”“修祖坟”“鬼魂事件”等一系列事件为线索，开始其漫长的对俗世生活、世情的考量，展现出塘西萧家和塘东邓家的宗族仇恨以及由此引发的塘东、塘西居民之间无数的纷争和冲突。尤其突出的是诡异之事频出，咸水塘被“鬼气”“灵异”笼罩。这些，几乎改变、统治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
政策的改变使塘西村盛产的棺木无处可去，很多老人错过了自己的棺木，有很多棺木被木匠们再利用，做成了别的木器。绝大多数棺木板摇身一变，成了箱子、大橱、柜子甚至床板，它们为新主人收纳物品，无怨无悔，棺木板是否能适应新的角色，大概是取决于主人的态度。在萧木匠的印象中，我祖母懦弱善良，她的棺木板做成桌凳给孩子们使用，虽然不是最好的待遇，但也不至于让她蒙羞，他怎么也想不到，那个小脚老妇人死后成了咸水塘最讨厌的鬼魂，吃了一点亏，就要到人间来兴师问罪。
包括萧木匠自己在内，他们一家人都听到了鬼魂的声音。
他们说我祖母的鬼魂天天夜里跑到萧木匠家的后院去敲窗子。凌晨一点钟左右，那敲窗的声音便准时响起来，密集，响亮，炒豆子般热闹，隔着窗玻璃，有人的声音隐隐地传来，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听起来那属于一个愤怒的老妇人，萧木匠夫妇从一开始就断定，那是我祖母的声音。
萧木匠将祖母的棺木打制成学校的桌椅，引发了以上一系列离奇事件。会自己“走动”的桌椅，让人感到亡灵的气息。萧木匠本来是不怕鬼的，但他的妻子黄招娣平素行事乖张，常得罪村里人却不认错，得罪了人，又得罪了鬼魂，心虚不已。灵异现象出现后，她认定隆重祭拜可向鬼魂致歉，便拉萧木匠在原放棺材的后院披屋下搭祭台，萧木匠无奈依从，焚香点烛求谅解，“但祖母的鬼魂不为所动”。而在这时，萧木匠夫妇的儿子“神秘丢失”，被传是让“我”祖母的“鬼魂”抱走了。他们瞬间被冲垮理智，疯狂刨开祖母坟墓寻线索，两家恩怨在这些惊悚荒诞事件催化下激化。苏童透过表象牵出特定年代复杂世情风貌，让读者感受咸水塘人性、宗族、迷信与时代碰撞的波澜。直至文末，叙事逻辑却陡然一转，呈现出令人意想不到的自由翻转态势。在新时代浪潮的冲击下，下一代的情感、伦理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故事的走向便偏离了往昔仇恨的轨道。“我弟弟”先是与好福产生兄弟情，继而又与好莉“私奔”结为连理。这种“世仇”扭转成的“孽缘”，也仿佛是命中注定，充满莫名的玄机和诧异。苏童通过这一突兀却又合乎时代脉搏的转折，深刻地揭示出时代变迁对人性、家族关系乃至社会伦理的重塑力量。
我们还看到，《好天气》这部小说里有许多精彩的情节和细部，都体现出苏童对已知和未知世界里人与事物、人与他者，包括人与自然界之间的龃龉、默契或不可思议的交织。
患上梦游症的“我弟弟”，在夜里跟随着一只大鹅，竟会梦游到塘西的黄招娣家里，这也恰好遂了黄招娣的心愿；而好莉在工厂招工的“抓阄”现场，居然在只有白色和黄色球的大缸里，抓到一只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的“红色球”；老迈的七奶奶幻觉里看到好福的亡灵对自己的诅咒，而且很快就“灵验”；小宽手持铁锤，砸平了驼子好福无法医治的驼背；而萧好福的“失而复得”和再次神秘失踪，更是一个始终无法破解的谜团。
我们注意到，这部小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不时地在文中出现，这就是
一只只通灵的鹅。
在萧木匠为“我祖母”修坟、重新下葬时，有三只鹅成了殉葬品，即“以鹅的名义为我祖母殉葬”；鹅是“引导”“我弟弟”莫名地走进萧木匠院子，从而满足塘西招娣内心愿望的“使者”；鹅也是北方驼子的生存依托，是他能在塘西村寄居的重要伙伴。鹅在文本中常常倏忽间出现，也会瞬息消隐。民间曾有“富贵吃鹅”之说，咸水塘地区却赋予鹅别样意义，视之为亡灵的化身，游走于虚实边缘，承载思念、敬畏，伴随村民期冀与伤痛，见证岁月沧桑，鹅仿佛是咸水塘区域的特殊存在或“重要魂灵”。在这部小说里，不只是鹅，诸多生物、风物、事物，都可能成为咸水塘地区的亡灵、魂灵的寄居之所，蒙上一层神秘光晕。其实，这些又何尝不是蒙昧年代人们贫乏精神世界的象喻呢？苏童借鹅串联起情节碎片，挖掘人性幽微，勾勒出地域文化与人们精神互融的风物图景。
难道人与人、人与事物之间，或在超物质层面，果真存在某种看不见且无法感知的神秘信息吗？而文学叙事呈现的所有，是否也是作家探寻个人内在信息和心灵密码的折射，甚至是逆向映照呢？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正是这种未知和虚构，共同产生了文本叙事强大的张力和魅力。
人与自然界任何生物一样，有欲望、本能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人生活在自然的、物质的和社会的、心理的多重网络中。人的生存状况、存在状态，都是在这些彼此交织、密不可分的网络、经络、神经系统中，经受种种制约、牵扯和限制，并进行不断调节。每个人的存在，都具有无法自闭的发散性，人性及其自我属性的复杂性，常常会造成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矛盾。因此，作家的叙事文本，就是要穿透人表层的生存网络、情境和生存行为，去呈现“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维度上的人的状态。这样，“现实”就会变形变色，形成超越我们想象的怪圈。实际上，苏童在文本叙事中，始终都在寻找“咸水塘人”与存在世界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对话的“密码”。这个“密码”关乎他们何以才能走出咸水塘，走出自己的迷茫和惘然。
四
我们看到，这部长篇小说最主要叙事线索，就是萧木匠的儿子好福的丢失-寻找-找回再丢失的过程。这里有踏破铁鞋，失而复得，命运无常，但是，这期间经历的微妙、神奇、不可思议的人性、人与鬼魂、人与环境的纠缠、博弈，则让文本本身的叙事时空，释放出若干令人难以置信的有关俗世的生态、宿命内涵。
萧木匠儿子好福的离奇、神秘丢失，让我想到若干年前苏童的短篇小说《拾婴记》，这一短篇正可谓苏童小说中极具灵气之作。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这部《好天气》的“引子”或“伏笔”，甚至“原型”。“孩子丢了”在《拾婴记》里是叙述核心，看似是婴儿变羊的噱头，实则不经意间演绎出中国古代哲学“变不失常”的辩证思想。我们由此也可以判断苏童写作中潜在而坚固的辩证思维方式，引发人们对情感、心灵等多方面辩证法的思考。并且，苏童痴迷现代小说技术，突破写实主义对想象的限制，借虚构赋予生活可能性以独特形式，展现出超强的“扭转”生活能力。就像“一只柳条筐趁着夜色降落在罗文礼家的羊圈”这句话开篇结尾两次出现，毫无逻辑地来去，开启又关闭一个离奇诗意的故事，凸显苏童叙事的大胆自信以及小说结构的开放性。婴儿深夜被弃羊圈，本不奇异，却因苏童的渲染，加上婴儿与羊的异质同源性，让故事充满传奇神秘色彩。故事从“弃婴”变为“拾婴”及寻主过程，围绕婴儿命运这一叙述轴心，衍生出诸多可能，婴儿最终命运并非最大悬念。最后，柳条筐重回羊圈，装着流泪小羊，引人遐想被弃婴儿未来能否重回生母怀抱。苏童借此短篇，展现人们拾婴后的善举和温情，这与《好天气》中对人性、生活的细腻洞察有相似之处，都在平凡日常或意外事件里挖掘人性温度，让读者感受生活别样面貌。
《好天气》里，萧家夫妇历经波折，从北方找回了已然成为“驼背小男孩”的儿子，萧木匠夫妇沉浸于孩子失而复得的庆幸中。而真实身份的可疑性被淡化，其是否为亲生儿子已非关键所在。这里的关键在于，苏童深知小说本身的意味和魅力在何处，叙事的“空缺”就是要不断地延宕下去，这是故事本身张力产生的引发点。我们看到，从“丢婴”到“寻子”的历程，环绕咸水塘及其周边的“天上”和水下区域，仿佛隐匿着一股神秘的力量，搅动起层层的人性波澜。在这种情境之下，人与天空、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引人深思其间是否存在宿命的安排和灵异的密码。
我敬佩苏童的想象力和推断力，即他所拥有的在小说中“扭转”生活的能力，只要他将存在的可能性巧妙地嵌入某种叙述结构，哪怕稍加调动起小说修辞的诸种元素，将人物置于特定的舞台背景之上，并将现实幻象化，这样，所谓直接经验的有限性就会折射、迸发出生活世界无限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就会使得我们认为原本不可能的事情得以发生。在《好天气》中，灵异事件、“鬼故事”此起彼伏，呈现存在世界连锁状的世俗纷扰，不断地牵扯出整个“咸水塘”地区的生存形态和人际纠葛甚至冲突。苏童早期就写过许多小说，尝试“打通”事物与感觉、幻觉、潜意识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短篇小说《樱桃》就是一篇很像“鬼故事”的小说，苏童借一个似真似幻的幽灵状的孤独、寂寥的病中少女形象，凸现人内心为摆脱对亲情、爱情的渴望，以此深入人性最隐秘的角落。苏童尤其擅长借鉴电影“叙事断裂”的经验和手段，让我们的阅读在这些叙事“空缺”或悬疑中，获得更大的想象空间。同时在叙述中，常将“幻象”“妄想”“变形”等叙事策略，巧妙地化用在文本深处，让人有“庄生梦蝶”之感。
而这种对人情感、心灵、生理、灵魂的自在、超越等辩证法的描摹与考量，《好天气》里好福的丢失之后，引发出的诸多隐喻和叙事对神秘的破解，更成为“人鬼情未了”故事开放的源头活水。最终，好福被找回来了，但是，神秘、神奇、离奇，即人和鬼魂之虞，仍然缠绕着“咸水塘”人的生活。其实，多年以来苏童的小说文字里，就总是隐隐会透露出一股“鬼气”。这自然与江南的氤氲、潮湿、阴翳的气候存在一定的关系，但我觉得更是来源于作家对自然、地域和人文市井的感受力、表现力的加持。这一点与同是出生于江苏的格非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胡河清在谈及两者区别时，认为“格非的小说不仅意境诡奇，且透露一种成了精也似的灵慧心计；苏童对于权术和计谋的熟谙程度远逊于格非，但他却常流露别一种‘神以知来，智以藏往’的神光，而这一种先知的异秉，又是格非所无的。这也是我之称他为‘灵龟’的缘由了”④。如此说来，这部《好天气》里充满的“鬼气”，正可谓其来有自。环境制约人，人如何应对环境和现实？苏童竭力要让这些人物的灵魂飞扬起来，不遗余力地描述、复活人的另一意识、心理层面的形态，从另一个维度展现人性的卑微、善恶、尊严、无奈和局限，还有那些可能被发掘出来的有关生死的谜题。
余华曾描述他与史铁生交谈时的情景：“一九八九年元旦的第二天，安详的史铁生坐在床上向我揭示这样一个真理：在瓶盖拧紧的药瓶里，药片是否会自动跳出来？他向我指出了经验的可怕，因为我们无法相信不揭开瓶盖药片就会出来，
我们的悲剧在于无法相信
。如果我们确信无疑地认为瓶盖拧紧药片也会跳出来，那么也许就会出现奇迹。可因为我们无法相信，奇迹就无法呈现。”⑤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对于真正的文学创作而言，任何作家的叙述和表达，都必须超越大众的经验局限，在想象力和虚构力的作用下，产生、呈现新经验和可能性，亦如余华所言：
当我们放弃“没有清扫”“不干净”这些想法，而去关注泥迹可能显示的意义，那种意义显然是不确定和不可捉摸的，有关它的答案像天空的颜色一样随意变化，那么我们也许能够获得纯粹个人的新鲜经验。普鲁斯特在《复得的时间》里这样写道：“只有通过钟声才能意识到中午的康勃雷，通过供暖装置所发出的哼声才意识到清早的堂西埃尔。”康勃雷和堂西埃尔是两个地名。在这里，钟声和供暖装置的意义已不再是大众的概念，已经离开大众走向个人。⑥
毫无疑问，苏童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我们不断听到来自“咸水塘”周遭的种种异样的声音，捕捉到湖水里诸种隐藏着的诡异事物、飘浮的魅影、鬼影。就是说，“咸水塘”地区那些似是而非、若隐若现的鬼魂们，让我们意识到并摆脱了常识性的大众经验的围困，将我们引向探索、发现和认知我们所处的存在世界中新的可能性向度。
我们说，杰出作家都有自己“可畏的想象力”，都具有与其所处生活不断对话、质疑、巧思和重新把握、判断的能力。在《好天气》里，苏童更加是放开了手脚，彻底地、自然地打开着我们的想象和认知。常常是人的意识或潜意识牵扯出“鬼”的踪迹，它可以倏忽之间来，也可能转瞬即逝，了无痕迹。
我感到，苏童有意而肆意地混淆了经验、先验、想象和虚构的边界，引领我们在离奇的、浮生的俗世日常里获得对旧时代的反思。
（未完待续，全文1.5万字，刊载于《收获 · 长篇小说2025春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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