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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投资最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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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创业投资，传播人生智慧
作者：清和社长
来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
大疫之下，20多个城市紧急推出楼市“救市”新政。只是各地救市之急切、行动之迅速、花样之丰富、加杠杆之凶猛，令人眼花缭乱。
本文以疫情之下的楼市新政为切入点，分析疫情对楼市的冲击，政府该不该救楼市，以及公共政策该如何合理“救市”。
1
到底该不该救楼市？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这次疫情，政府必须施以援手。
通常，经济正常波动，政府不需要救市，更不能深度介入市场。但是，这次不一样，因为疫情的突然爆发导致市场中断，这并非“正常”的经济波动。
疫情爆发初期，疫情信息未能流动，市场没有接收到信息，导致供给系统失灵。当疫情信息公开后，政府接管、严控，市场被迫中断，企业猝不及防，打乱了企业主的预期。
政府救市的目的是，修复企业及家庭资产负债表，帮助市场恢复正常的供给系统，帮助企业主重构市场预期及信心。
但是，政府出手，不应该是救楼市，或是救车市，亦或是救任何一个产业、市场或企业，而应一视同仁地“救市”。
救助任何一个产业、一个市场或一家企业，都是对市场竞争规则的破坏，对其它企业、竞争对手及个人而言，都是不公平的。
我们习惯于站在集体的角度，民族大义的角度，国家利益的角度，支持救楼市，等于稳增长，等于救经济，等于救每一个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救楼市其实是救开发商、救银行，跟普通人没有关系。
即使救楼市，跟你有关系，对别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比如，政府拿税收补贴楼市或车市，为什么这笔钱不给家具、电子、农业、互联网呢？为什么不用这笔钱来补偿新冠肺炎患者？为什么不用这笔钱来补偿因疫情破产的企业主、因疫情失业或被降薪的工人？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所谓有益的补贴是有害的——尤其是对比较贫穷的阶层人士来说——其有害程度甚于任何一种对生活必需品的沉重课税。
斯密的追随者、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用“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解释的更清楚。
他曾经写过一篇反讽文章叫《蜡烛制造商关于禁止太阳光线的陈情书》。这篇文章说，阳光照射在地球上以后，蜡烛工人的工作减少了，所以蜡烛商希望国会议员阻止大家使用阳光。
国会的力量阻止人们使用阳光，可以让蜡烛销售量更高，利好于蜡烛厂商及工人，这是看得到的。
但是，难以被发现的是，人们使用阳光，不需要这么多蜡烛工人，这些工人也可以干别的工作。只是具体的别的工作，不容易看到。
其实，消费者本来可以免费使用阳光，如今却要花钱买蜡烛，这无疑是用消费者的损失来填补蜡烛行业。
巴斯夏认为，国家不能补贴高雅艺术。他的理由是，当国家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高雅艺术的时候，那些钱就不能用到别的地方去了，就肯定有人在别的地方受损了。
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救助了一家犯错误的企业，实际上是在惩罚许多决策正常的企业。救助一家企业，其实是破坏了市场规则，破坏规则的代价却是全体国民来支付的。
有些人说，哪来的这么多公平，政府只能顾及整体、大多数人的利益。
其实，这不是少数人利益、大多数人利益的问题。这里面包含了一个深刻的市场理论，那就是私人契约。
市场竞争，不支持公共契约，不支持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不支持民主投票，只支持个体的私人利益。
比如说，通过民主投票，即使多数票赞同救楼市或救某一家企业，也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即使救助某一企业或市场，表面上利好于大多数人，但也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样做，短期损害了那些被忽视的少数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同等重要），长期则不利于所有人的利益（社会福利的损失）。
如果自由竞争诉诸于民主规则，其实属于“多数人的暴政”。奥派经济学家哈耶克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民主是保障自由的工具，但是不是自由竞争的规则。
那么，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及联邦财政部救助两房、花旗银行、美国国际集团等又是怎么回事？
当年，美联储的出资人是美国各大私人银行，从出资人的角度来说，它是一家“私人企业”。它成立的目的，便是为这些出资人（即各联储银行，后扩展到投资银行及大型集团）兜底，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在危机时施以援手。所以，美联储与联储银行之间其实属于私人契约。
但是，美元又是法定货币，具有强制性及国家属性，属于美国国民的公共契约。美联储是一家公共货币发行机构，而不是联储银行的私人企业。
这个公共性质，与前面的私人契约就形成了冲突。危机爆发时，美联储就陷入两难，如果不施以援手，其实是违背了最初成立的契约，也不符合最后贷款人的定位；如果救助联储银行及大型企业，则侵害了公众利益，相当于用公共资源补贴私人企业。
根本上，经济学家需要反思白芝浩原则：央行作为公共机构，货币作为公共契约，为特定利益群体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其实是违背市场规则的，即使经济学家一再将这一施救的程序变得更加严谨、“正义”。
货币是市场中唯一的公共合约，剩下的都是私人契约。启用货币手段、财政手段救市，应该“一视同仁”，不宜针对性施救。政府干预市场让一些人得利，定然导致另外一些人受损，更是破坏了私人契约、市场竞争规则。
一、刺激楼市，助长楼市泡沫化，加剧经济的脆弱性和风险。
受疫情冲击，信贷资金流向楼市的闸门在松动，降低首付比的口子打开，这些政策其实是在增加经济杠杆率。
很多人认为，房价下跌，楼市萎缩，房企倒闭，经济衰退，政府救楼市，不一定让房价上涨，支持维持市场稳定，从而稳增长。
刺激楼市，即使房价不上涨，至少造成三个糟糕的结果：
新冠疫情是一次非典型的压力测试，看看中国经济的韧劲，看看中国企业及家庭还有多少现金流来支持负债。
若继续刺激楼市，房地产将进一步吸收中国家庭的现金流，负债率进一步上升，其实是用一个更大的泡沫覆盖原来的泡沫，试图将风险往后推。
近些年，中国投资收益率，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收益率持续下降。自2014年开始，央企及民企（上市公司）的投资率从40%左右下降到了20%左右。
最近，山东、江苏、安徽、河南、贵州按下基建投资“快进键”，涉及投资规模逾万亿元，试图快速追回疫情的经济损失。
但是，当技术没有进步，持续追加投资的结果是，边际收益率持续下降。过剩的高速、机场等基建，带来的效益是负的。
有人说，保楼市，是保信心。刺激楼市保增长，如抱薪救火，何来保信心。对有识者而言，这种观点，属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对无识者而言，这种观点，如谎报疫情，属瞒天过海、糊弄国人。
房子建起来，并不是有人买就是好事。楼市，是消费市场，也是投资市场。楼市火热，有可能是货币现象。
所以，刺激楼市可以给经济带来规模，但却无效益；给一部分人带来财富，但给另一部分人带来损失。
二、刺激楼市导致中国在贸易摩擦中更加被动，阻碍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大局。
过去一年多，中国楼市的调控主旋律是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严控信贷资金流向楼市。
中美贸易战给中国楼市设置了高压线，房价继续上涨或泡沫继续扩大，汇率风险则更大，资金外流的风险也更大，进一步开放尤其是金融开放的压力就更大，中美贸易谈判就更加被动，宏观政策更加乏力。
今年1月份，中美签署了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双方达成共识，维持汇率稳定，避免竞争性贬值，避免干预汇率，保持汇率市场的透明度。
如果释放货币，刺激楼市，泡沫增加，会促使资产及货币贬值的压力增大，影响汇率的稳定性。这时，若逐渐开放金融市场，资本外流和汇率市场的风险难以预料。
有人觉得，保楼市实则稳增长，稳增长与促改革两不误。这种观点是理想主义的，阻碍了改革的进程。
如今只要发放货币能度日，刺激楼市能保增长，则无决心启动真正的改革，导致改革拖而不决。
所以，于理论于形势，于规律于问题，不可刺激楼市。
2
政府应该如何“救市”？
“需要提防的是，宣布伟大胜利后，反而强化了对市场的不信任以及对举国体制的依赖；此后，再以抗击疫情、恢复经济之名，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大搞低效基建投资，放松房地产调控，刺激房地产保增长。”
当然，我不反对救市，正如上面所说的，这次疫情，我主张救市，关键看怎么救，政府救市的正确方式是什么？
真正的救市，不是救某个产业、某个市场、某家企业，而是重新划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利益格局。
企业及国人纳大量的税收供养庞大的公共系统，希望爆发战争、大萧条、自然灾害时，政府能够动用公共资源及公共权力，维持社会及市场的稳定。
疫情之下，政府需要向市场让利，修复企业及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比如，政府大幅度减税、降费、降社保，甚至短期内免税、免社保。
我们看到政府也在推行类似的举措，但我认为，中国的税费、社保还有相当的下降空间。
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国有企业、国有资产，这些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肩负的责任是什么？说白了，就是帮助我们纳税，支撑政府及公共系统。
按全口径统计，中国的宏观税负为35.2%，高于美国的26.3%（泽平宏观）。所谓全口径，除了公共财政收入外，还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是土地出让金，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主要是央企及国企上缴的利润。
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这两部分存在，企业及国人上缴的税费应该大幅度下降。只有这样才能降低中国的宏观税负，真正做到让利于民。
早在300多年前，古典主义先驱威廉·配第就在其著名的《赋税论》阐述了这一方法。
威廉·配第在谈到如何才能更好地征税时，提出了另外一种办法：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全部土地中划出大约六分之一的土地，大约四百万英亩，作为国王的领地。国王收取地租，大约为两百万镑，作为税收以支持公共开支。
威廉·配第认为，国有地租等同于纳税，那么民众就可以免税，或减少纳税。他说，这种方法比较适合新的国家，比如爱尔兰。如果爱尔兰实施这种办法，那么任何在爱尔兰购买土地的人就都不必再缴纳原本英国缴纳的免疫税。
威廉·配第说：“如果一个国家平时就把地租的一部分以征收土地税的形式留给国家，而不需要对国民征收临时的或突然的税收，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是一个幸福安康的国家。”
有人会说，政府负债率也在上升，疫情也导致政府收入下降，财政没钱怎么办？
我们国家所有的土地，都是国有性质和集体性质（远超配第所说的六分之一），还有数额惊人的国有资产，每年出售土地的收入以及央企的利润惊人，仅烟草公司的利润就达万亿之巨。
更重要的是，央企及国企的利润上缴比例偏低，且存在缴纳不足的现象，政府还有很大的征收空间。
根据财政部与国资委制定的管理办法，中央企业红利的上缴分三种类型：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五个资源性行业，上缴比例为10%；钢铁、运输等一般竞争性企业上缴比例为5%。
我们对比一下其它国家，法国国企税后利润上缴国家50%，瑞典、丹麦、韩国等国国企利润需上缴1/3甚至2/3。
柳传志曾建议政府收回大型国企利润的一半，用来增加居民消费能力。若将利润上缴比例提高到30%，烟草、石油等垄断行业提高到50%，同时，大幅度划拨国有资产填充社保账户，那么政府财政则更加充裕，更能切实可行地降低企业及个人的税费、社保负担。
这次疫情来袭，民间对经济忧心忡忡，主要还是因为政府有钱、央企有钱、极少部分人有钱，但是大部分国人现金及资产有限。
每次灾害来袭，政府应多向市场让利，向国人让利。国人手上有钱心中不慌，也不给政府添乱，藏富于民才是抵御经济危机及不确定性的灾害的良策。
政府需要尽可能地将更多的钱还给市场，让市场去支配钱，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
财政应该发放给高级人才作为住房补贴，还是投入到廉租房建设上？应该给比亚迪百亿补贴，给房地产商补贴，还是应该给创业型企业、低收入者免税。
救灾与救市是两回事，干预市场与建设公共用品也是两回事，救灾和提供公共用品是政府的主要责任。公共财政，应该用在公共用品上，而非市场补贴上。
完善的公共用品，有助于我们抵御灾害及风险。这次疫情给我们一个重大的教训是，公共卫生系统建设不足、效率低下。
钟南山院士说，中国疾控中心只是技术部门，地位太低，没有行政权。他还说，SARS之后，很多研究就不搞了，对突发性事件重视不够，没有持续的科学研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救治中，在治疗上有点束手无策。
事实上，SARS后，中国政府投资了7.3亿，建立了一套“全国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但是这套系统在这次疫情面前没有任何作用，甚至很多地方医院根本就不知道或不会使用这套系统。
目前，中国有些领域的公用用品投入巨大但效果有限，比如反复挖路，浪费惊人，给市民带来不便；有些领域的投入则奇缺，比如基础教育。
政府建设公共用品的经济学逻辑是，降低市场的交易费用。完善的公共用品及高效的公共服务，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场交易费用，有利于企业提升科技水平，有利于国人提高收入水平，从而更好地抵御不确定性的冲击。
上面政府让利和公共用品建设的钱，都应源自财政系统，而不能是银行系统。为什么这个钱只能财政出，不能银行出？
首先，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实在太大了。最近七年，中国的M2从100万亿增加到了现在的200万亿。疫情之下，央行又推出了几万亿。
第三，财政出钱、央行买单的模式，不是救市，而是加剧风险，拖延问题。
目前，银行系统和财政系统表面分开、实际关联。这种制度存在诸多隐患，政府借钱太容易，增加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降低施政效率，挤出私人投资。
先看货币系统，货币系统缺乏独立性，央行服务于宏观经济目标，政府刺激经济便找银行。这样，货币闸门守不住，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央企投资，而私人企业融资成本很高。
货币系统的问题，不是数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旱的旱死，涝的撑死。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而是改革货币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