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果转发按】
前天朋友们开始刷屏关于这个事件的质问时，我就能轻易地判断出这又是一次谣言狂欢和网络弱智大表演，这叫“网感”。
为什么我十多年识别反转假新闻从没失过手
众多的百姓和知识分子沉迷于“弱者”和“公权力”的二元对立，并从批评公权力中获得匡扶正义的快感。他们有着天然的正义感加持：“你不让我说，我就是要说；这次老子说错了，下次老子碰到这种事还是要说。”
事实上，在这类事件中，“弱者”是一个具象的个体，而“公权力”在取得确凿证据前，却是没有任何具象的表现，或者脱离于表象的存在，犹如堂吉柯德搏斗的风车魔鬼；一切可能被放到弱者对立面的个体——老师、学校、警察、政府——都可以被暴躁的网民和急公好义的知识分子定位于“公权力”，成为假想敌。
这种人为制造的二元对立实质是挑战现有社会秩序，最终受伤害者却是不相干的干系方。我一向反对媒体报道自杀事件，尤其是青少年自杀事件，这类事件对真相的诘问的社会影响，不仅对自杀者的家庭和亲近者带来二度伤害，而且会引发自杀效仿者。
这个事件和过去几年的类似舆论事件相比，除了似曾相识的自媒体制造焦虑吸粉、反体制媒体高度亢奋上蹿下跳外，表现出两个显著升级：一是主要的几个央媒和党媒都加入了混淆视听的质问者行列，将一串串重磅问号砸向学校和当地政府，二是出现了线下聚集和疑似“颜色革命”。
我本来想就评论这次事件中媒体的表现写点什么，偶然发现有朋友转发了一位大学研一学生写的文章，把我想写的都写了，而且比我写得好，所以就偷个懒转发。这篇文章大多数观点我都是赞同的，某些细节值得商榷。例如我不赞成把媒体的反体制行为简单贴上“新自由主义”的标签，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不仅是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分歧，而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挑战，西方社会同样面临自由主义的反智导向：
感谢这位和我孩子同龄的作者，恢复了我对中国大学新闻学教育水平的信心；否则，我还一直以为活跃在社交媒体上那几位清华、人大、南大、复旦等几所顶级大学的新闻及传媒专业的大学教授，就代表了中国大学的新闻学教育水平，同时以为那些正义感满满的记者们就是中国新闻学教育教出来的劣质产品。
后浪们，加油！
【以下为转发】
今天早上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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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事件已经有了最新进展，监控视频得到了公开，且内容清晰，详细勾勒了这位同学死亡前的轨迹路线，不出意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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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事件至此已经基本结束。结合上一篇小文《
就成都49中事件的一些讨论
》，我现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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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事件延展开来再作一些讨论，这篇文章不讨论学生父母或是学生本人或青少年自杀问题，本次讨论的主题是：就公共事件而言，舆论场的撕裂是谁造成的？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舆论场，又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卷入其中？
再讨论：作为关注主体的政府部门
上一篇文章中，我们作出了两个判断：第一，在整个舆论场中，政府部门的回应是最值得关注的内容；第二，作为关注主体的政府部门的官方回应出于一些原因可能，而且总是存在回应不力的情况。在复杂的舆论事件之中，坚持这两点有利于我们不被过分卷入舆论的情感漩涡中，以相对“局外人”的态度来观察整个事件。而今事件业已结束，整个事件的收尾监控内容和案件详情得到了完整披露，披露方为川观新闻、四川日报和四川在线。（参见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
监控画面公布！还原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经过
》
，这篇文章梳理清楚了整个事件发生的始末，舆论关注的点以及相应回答。）
前天那篇文章发出去后，有读者留言称，“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若不是政府回应不力，舆论怎会至此。”这种观点在舆论场上不在少数，反映的是既过分相信政府又几乎不相信政府的矛盾心理。说“过分相信政府”，是因为他们认为政府如果存在有力回应，舆论场就不会出现撕裂，舆论的撕裂完全是由政府不作为引起的；说“几乎不相信政府”，是因为他们同时也认为作出有力回应是政府完全办不到的事情，政府只能被动等待舆论的鞭策，等待一只只牛虻的叮咬来前进。
我对这样的观点是持旗帜鲜明的反对态度的。第一点原因是，哪怕政府的通报尽善尽美，舆论场也不见得就呈现出风清气正的状态，别有用心的人总能以各种方式制造舆情，在各种信息茧房中持续发力洗脑；第二点原因是，政府的通报很难第一时间做到尽善尽美，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三点猜想原因，但实际情况想必要复杂得多，我们认为，政府通报是否要素完备是一回事，语言是否既闪烁其词暧昧不清又官话连篇甚至高高在上是另一回事。对于前者倒不必过分苛责，大家做调查办事情都是需要时间的，真相来的没有那么快，不可能快过阴谋论的发酵速度，这是基本常识；而对于后者，倒是改进空间很大。我本科的时候写过好几篇文章讨论官方话语体系与民间话语体系的问题，一个主要观点是：官方话语体系构建的是一个具有相当高度的政治壁垒，这个壁垒实际上是起到排除一部分人参政议政的筛选功能的。当然，这个观点还没有实证过，也只能说是猜想。
就实际的几次大型公共事件，比如说新冠爆发初期而言，毫无疑问很多次地方政府的举动都是令人失望的，尤其是彼时一街之隔，医院内医生护士水深火热，剧院内领导同志们高朋满座，宣传部门不以为耻反而大力宣传后者的“文化意义”，实在令人大跌眼镜。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几位武汉的，湖北的主要领导被撤职，中央媒体开始直接发力，疫情一步步得到了控制。但就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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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事件而言，政府开头的暧昧的通报似乎随着事件的全面公开也有了新的解释：因为一条生命的逝去不是父母难过这么简单的事情，还牵涉到这条生命相关人员的隐私等伦理问题，如果这些内容在最开头未经评估予以公开，可能为其他人带来难以承担的困扰。需要承认，这一解释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力的。也需要承认，我们在面对处于弱势方的受害者的倾诉时很容易因为同理心的天性作用对其话语予以全盘接受，本例中学生母亲的话语存在一些小问题，但属情绪十分崩溃语境下，可以理解（比如说我们都上当了的监控问题，实际上学生父亲看过监控了）；但苟晶事件中那句“我不过是夸大了事实，你们又损失了什么呢？”确确实实反映出受害者本人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可信度存在的天然加成现象并试图用这一特性达到目的的努力。
将这几次事件当事人的说法和相关部门的回应综合起来考虑，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我想应该这样表述：我猜想，政府初期回应不力是有多方原因可言的，但大多数情况下是出于两点因素：
1
）官话系统的墨守成规（这一点是对上一篇文章中的三点原因的概括）；
2
）在事态仍不清晰的情况下避免错误发言；极少数情况下是类似疫情初期武汉政府那样的有意隐瞒。对于政府回应与当事人发声不符的情况，我想还是尽可能先搁置自己的同理心，将两方话语进行比对，等待进一步的证据公开比较好。于我个人而言，尽管批评了很多次政府宣传部门的文风问题，但在态度上，从本科至今我都是倾向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相信新冠疫情已经给各地方政府上了深刻的一课，以后故意隐瞒真相的可能性要小很多了。
需要坦言，我作出上述猜想其实是很不严谨的说辞，这是因为我在政府宣传部门工作的经历极其有限，通过一些途径了解到的其他宣传工作者的情况也不尽全面。从政府通报延伸到政府内部进行讨论，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我所掌握的文本材料本身，在这里，我可能犯了知识分子常常犯的脱离实际的毛病，特此说明。
公民记者、阴谋论者与胜利者
上一篇文章提到舆论场中的各种容易打上标签的人并非我们的主要关注点，同上文讨论的政府一样是对于事件发生中这一阶段而言的。现在在事件结束以后进行复盘，我重点谈三类人：公民记者、阴谋论者与胜利者。
公民记者是一个新媒体时代讨论很多的概念，武大夏令营期间我抽到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互联网语境下的全媒体记者现状。我的回答要点就一句话：我们无法相信公民记者。代入到一次次公共事件之中，公民记者可以包含哪些人呢？我认为，广义上至少包括以下三类人：当事人本身、对事件展开评论和讨论的
KOL
（
key opinion leader(s)
，关键意见领袖），当然，还有卷入到事件中的个体网民们。
先谈当事人本身，我们自己都有过成为受害者与弱势方的经历，回想一下，在那个时候，是不是实现自己的目的的愿望超过了希望得到公平与正义？当我说目的的时候，实际上包含有对强势方的报复心理，也有为了实现目的而选择隐瞒或夸大事实的心理，程度或深或浅。我在上一篇文章开头很谨慎地使用了“学生母亲叙述”的话语转达当事人的意见，但是仍然不可避免落入了几乎完全相信其话语的窠臼。同理心是一方面，将自己代入到受害者的角色的叙述类文本自然驱动力是另一方面。我这样说并不是赞同完美受害者论，保护受害者本身，维护公平正义永远是第一要务。我想要说明的是，应尽可能摆脱这种先入为主的代入感，做好一个愿意发挥作用的旁观者而非袖手旁观者的角色。至于袖手旁观的界定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并不是每一次社会公共事件我们都有精力去参与，也并不是每个受害者我们都有时间有能力去倾听其讲述，那么在我们照顾不到的地方，我们是否就被定义为袖手旁观者了呢？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涉及到民主的实现如何成为可能？一个回答是我们要认真而负责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与政治事务中去，但实际情况是这一愿想几乎在全世界都破产了。
再说
KOL
，我已经对各种渲染放大情绪的咪蒙式
KOL
展开过很多次“讨伐”。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不假思索地代入到受害者的角色之中，将受害人的自我陈述当作绝对真理；以政府——民众对立关系为基本语境，塑造出非受害人表述即隐瞒的话语体系；过分关注情绪和同理性而非逻辑与事实；采用含沙射影阴阳怪气的文本风格进行表达，背后的含义是：世人皆醉唯我独醒但我囿于压力还不能全部告诉你们；无休止地加固自己为粉丝构建的信息茧房；事后从不反思，从不道歉。这类
KOL
的目的不是追求真相维护正义，也不是启迪民智帮助大家认识事件与舆论，而是为着获得粉丝的支持，用沾血的馒头获取流量与点击，从而实现商业变现。大家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每次有大型公共事件发生后，总有人一边在明明该事件已经是热搜第一的情况下还要去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其他新闻下面刷“热搜被压”“给个说法”这样的话，且一半是顶着大
V
符号的营销号，另一半是各种自认为清醒的财经、法律博主、时评人。这些
KOL
并没有阴谋论那样坚定的要一心发动颜色革命的决心，却恰恰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况下成为了阴谋论者的帮凶。对于新浪微博而言，让这样一群
KOL
存在无异于养蛊行为，但是正是这些蛊给微博带来了活跃度，带来了更多的关注与转发。对于微博这样一个追求经济利益的民营企业而言，它并不关心社会的正义与意识形态问题，舆论场越是撕裂，它越是能从两方的争吵中获得更多流量，从而实现越多利益。舆论场的撕裂，咪蒙式
KOL
要占七成功劳，剩下三成归功于新浪微博——被约谈多次仍不思悔改，不顾社会效益一心利用自身第一大舆论平台身份追逐利益的新浪微博。
当然，除了微博上那些比较低级的
KOL
，微信上也充斥着大量的此类营销号。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社会热点，每次有热点就要对其展开一番评论和说教。仿佛——或者我猜测根本就是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就是靠社会热点而活。熟悉新闻评论的人都知道，新闻评论工作根本就不是一般记者有资格撰写的，往往由报社中有资历有经验的老记者行文。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这些
KOL
没有权利评论社会事件，而是至少在我看来，他们写的评论一文不值，毫无深度，除了情绪还是情绪，除了激愤还是激愤，见不到作者有一丝一毫的人文厚度或社会责任心，我不是在暗示哪个具体的观点号，我是在说大多数的观点号，发表观点太简单了不是吗？这群毫无底蕴的自媒体作家们坐在屏幕前敲敲键盘就实现了。
而至于个体网民们，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交叉度很广的概念。因为每个人都实际上是个体网民，但每个人的观点总又不是完全独特的，总是可以被归纳到一个大的观点集合之中的。我当然总是呼吁个人用户们不要被咪蒙式
KOL
牵着鼻子走了，不要被阴谋论者带到坑里了，可是事实总是不尽人意，这样的呼吁毫无作用，因为互联网根本就不是一个理性的平台，互联网，尤其是新浪微博和豆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个大粪坑，个体用户群体画像又呈现出低龄化、低学历化的特点，网民们实在很难有定力白沙在涅而不与之俱黑。总的来说，我对个体网民本身持保留态度，且寄希望于主流媒体引导舆论，争取更多个体网民的支持。
接下来谈阴谋论者。近来很多网民包括很多知名学者对一些事件背后存在阴谋论者这一事实存在质疑与否定。在他们看来，他们和身旁的人都是国内的人，他们秉持的又是舆论对抗中的主流观点，哪里来的境外势力呢？难道他们本人就是境外势力？网民们存在这样的错误认知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绝大多数网民文化程度仍然不高，对国际形势缺乏一定认知，但是知名学者也这样认为我就有些无法理解了。只需要对香港一系列占中运动、反国安法运动进行深入观察就可以发现，其中的领头羊们都是得到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物质与文化援助的。整个烂透了的香港媒体逢大陆公共事件必然是极尽所能找各种有的没的材料进行抹黑——他们对自己的警察都是力所能及地污名化，把暴徒称作市民，把破坏称作自由，你还能指望这群媒体吐出什么象牙？更不用说西方那一系列打着自由民主旗号的媒体们，
BBC
也好，纽约时报也罢，这些代表西方新自由主义体系中新闻界最高荣誉的媒体与新闻人，在有关中国的事务上，绝不放过任何机会进行污蔑造谣。这些结论我已经在本科四年的一次次文本分析中重复讲了很多次。我对这些媒体，以及笃信这些媒体代表所谓社会良心的人，从来不抱有任何希望，他们最大的贡献就是联合西方政府一同展示了一个站在自己建筑的道德制高点上对他国政府予以颠覆对他国民众予以洗脑对他国革命予以颜色化的“伪神”形象。
上面这段说的是有组织有水平的阴谋论者，在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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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事件后期居然还出现了游行示威，我不能理解，多给政府部门几天时间出通报有这么困难吗？对于一件已经引起央媒点名的事件，地方政府是有何等的胆量敢继续隐瞒以致于需要这些打着正义旗号的人去游行要一个说法。不出意外，一些证据显示，参与并主导游行的人正是长期策划反政府活动的海外活跃人士。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我国大陆的游行行为就是被这群颜色革命分子污名化了，以致于现在政府不敢批，民众不敢游，一些正当诉求不得不靠引爆舆情来实现。剩下的人就是另一部分“愚蠢的”阴谋论者。阴谋论者里只有两类人，一类是十分有煽动水平和能力的；另一类就是极易被煽动的。显然后者占大多数。说他们“愚蠢”，并不是说要否定他们的人格和对公共事件关心的热情。这里取这个词的表面意，指这群阴谋论者缺乏基本程度的媒介素养，没有基本的判断事实甚至认识事实的能力，没有自己的主见，对生活不满且总是认为世界充满了阴谋，最重要的是，对造谣传谣的危害和后果一无所知。他们肆无忌惮地说着，传播者那些“被禁言”“被火化”“被取消高考资格”“被挤兑出国名额”的无根据的谣言，带着不明真相的热心群众们参与到声讨政府的浪潮之中。阴谋论者多见于推特国语帖，昔日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微博评论区，从根本上他们就反对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见不得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见不得别人的民主形式和他们崇尚的西方不一样，他们几乎要成为当代的“十字军”。如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