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周大伟：法院百年路漫漫

没有仔细留意过中国法律制度历史的人，可能不太愿意相信如下这个说法：从古代到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是没有独立的法院组织的。

中国现代司法制度并非直接从自己的历史传统中演变而来的，而是传统司法在西方司法文明的冲击下渐次转型而形成的。古代中国没有分权制度的设计，行政与司法高度合一。知县和知府，既是拥有行政管理权的地方官员，又是拥有司法审判权的法官大人，同时还是教化地方民众的道德楷模；县衙门既是地方行署的办公所在地，又是民刑案件的过堂听讯处。同时，在古代中国，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没有区分，即没有检察官，更没有律师。在衙门内，根本不讲究证据规则，对当事人施行刑讯逼供的现象比比皆是，完全谈不上近代意义上的人权保障机构。加上法律的道德化及其判决的不确定性等，使古代中国的司法权的运作呈现出非理性特征。

著名旅美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一篇演讲中，讲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明朝时南方某地有一个县官，上任后颁布了一条新的规则：今后凡是来他的县衙门打官司的人，过堂时无论原告还是被告，统统要先按在地上打几大板，然后再站起来陈述各自的理由。他的理由很简单，凡是到我这来打官司的，都是有辱儒道的家伙，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所以，先要让你们吃点苦头。这样一来，县衙门倒是门庭冷落、几可罗雀，可是乡间依旧是争斗不绝、盗匪横行。

有位历史学家说过，假如你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状况，最好的办法之一是看它的法院以及相关的法律体系。因为，这是当时的社会关系、文化状况、国家管理状况集中体现。1810年，中国的法典（《大清律例》）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英国的一份报纸《爱丁堡评论》说，看来，中国人在很多方面的知识都是不足的，我们发展很快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抵达广州。在禁烟文告中，他责令外国鸦片贩子三日内必须呈缴鸦片并签署保证书，若有再贩，“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当时很少人想到这个文告竟为日后中英冲突埋下隐患。从中国人的立场来看，林则徐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对，中国官人自古以来就是这种思维方式和一贯做法。但是，英国人却强烈抗议。英国人的逻辑是，一个人犯了法，必须经过法院的合法程序进行审判，根据其行为触犯法律的程度给予恰当的处罚。而“人即正法”，未经合法审判就被处死，显然有违英国人的程序正义的原则。可当时中国的“法院”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