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合同不展期，分分钟破产，”他很直接地讲。这只是目前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加速曝露的一个缩影。银行业大量借新还旧或不良债权的花式腾挪，掩盖了金融机构真实的风险和亏损。
4月12日，央行公布的2021年一季度金融数据和社会融资数据。3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94.55万亿元，同比增长12.3%，社融同比增速8个月来首次低于13%。
流动性再次刹车。
但是，中国宏观杠杆率却不断飙升，2008年宏观杠杆率为141.3%，十年之后的2017年为255.9%，2020年，中国的宏观杠杆率是279.4%。分部门来看，居民、政府和企业三个部门的杠杆率分别是72.5%、45.7%和161.2%，分别比2019年上升了7.4、7.1和9.1个百分点。
2020年企业杠杆率增长9.1%，是三个部门(居民、企业、政府)中增速最高的，企业杠杆率161.2%，占据最高位。
疫情之后，中国大力加强对企业的信贷支持，以信贷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企业产能迅速复苏，增加了对上游原料的需求，上游原料需求复苏，闲钱又多，大宗价格就炒起来了，与此同时，下游商品价格却受制于需求萎靡无法提价。企业亏损不可避免。
企业亏损并不一定会破产，但如果借不到钱贷不到款，流动性无以为继就非常危险。
中国宏观杠杆率的突飞猛进始于2008年底“四万亿”投资和货币政策放松刺激，资金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渠道流向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等预算软约束部门。
预算软约束不仅令融资主体漠视财务约束和债务问题，也扭曲了金融机构的资源配置，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坏账压力与日俱增。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金融和信用建设司司长陈洪宛刊发《完善企业破产制度供给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中称， 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结合职能，会同相关部门积极推动完善企业破产制度供给， 一是研究出台《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对“完善破产法律制度”作出专章安排；二是研究出台《关于推动和保障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依法履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充分发挥破产制度作用； 三是研究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僵尸企业”及去产能企业债务处置工作的通知》，着力稳妥处置相关破产企业债务；四是积极参与《企业破产法》修订工作。
此外，国务院4月13日公布《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提出，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对失去清偿能力的要依法实施破产重整或清算。健全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机制，鼓励债务人、债权人协商处置存量债务，切实防范恶意逃废债，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坚决防止风险累积形成系统性风险。
因为融资平台举债新增政府性债务，风险较大。中金公司此前测算称，截至2018年底，地方融资平台的带息负债超过30万亿人民币，占GDP的比例为34％。但平台公司的偿债保障比率只有0.4倍，即这些企业的经营性现金流无法支付当年到期的债务和利息。
在控制宏观杠杆率的政策导向和银监会“抓大案要案”的严监管思路下，银行体系不良资产料将加速暴露，僵尸企业的出清步伐也会加快。
疫情因素加上僵尸企业的加速出清带来的是不良贷款的加速暴露。
银保监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3.2万亿。
这是官方数据，但中国银行业的坏账，依然是个谜。
曾经以做空安然一战成名的“空头大师”詹姆斯·查诺斯，于2011年有过预言：
“中国的银行体系就像建立在流沙上面一样，极度脆弱。这一点很多人都没有认识到。”
还有曾长期供职于惠誉评级的“中国银行业大师”朱夏莲，美联储前主席耶伦的座上宾，她在2016年说过：“考虑到影子银行的风险，中国银行业实际的不良贷款率在22%。
在2020年7月11日的答记者问中，银保监会说了一句惊心动魄的话：
“我们必须做好不良贷款可能大幅反弹的应对准备。”
银保监称，今年初以来账面不良贷款余额虽然增加不明显，但由于经济下行在金融领域反映有一定时滞，加之宏观政策短期对冲效应等，违约风险暂时被延缓暴露，预计在今后一段时期不良贷款会陆续呈现和上升。
虽然采取了临时延期还本付息、借新还旧、展期、修改贷款合同等对冲政策措施，但经营不善的企业本身存在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今后仍然存在较大违约风险。
一些银行、企业和地方政府不愿主动暴露不良，有的甚至故意粉饰和隐瞒。总的来说，当前不良贷款并未充分暴露，存在较大上升压力。
作为不良资产最大的转让方，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六大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备受不良资产行业关心。六大行2020年年报显示，其不良贷款余额全线上升，累计达到11471.58万亿元，比2019年增长2081.66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