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我们力求还原真实的职场人物，描述那些光鲜背后更为坚定的力量。
以下是湛庐文化董事长韩焱的自白。
韩焱刚毕业就在全球最大的出版公司Simon&Schuster工作，24岁当上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教育的副总经理，31岁创立湛庐文化。她说自己的使命就是做出版。
“水至清则无鱼，要做好老板，得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一直相信一句话：浅挖数井不如深掘一井。一件事，做到精通你再放手。”
“与其说我创了业，不如说是湛庐创了我。”
采访、撰文：季星、于蒙
编辑：于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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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庐文化创立于2005年，出版有《鞋狗》、《影响力》、《牛奶可乐经济学》等经典书籍。韩焱说，湛庐的愿景是做思想的播种者。9月16日，韩焱将作为特邀嘉宾出席「馒头商学院x腾讯大学」开学大课，分享她对读书、对未来的思考。详情请戳文末“阅读原文”。
我付出了100%甚至200%的努力，太不公平。
但实际上，苦劳不等于功劳，这弯我绕不过去。
Simon&Schuster（西蒙与舒斯特）是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国际出版公司。它与兰登书屋、企鹅出版集团齐名，《飘》、《了不起的盖茨比》、营销学之父菲利普·科特勒的书，都是这家公司出版的。
九十年代初，中国刚刚加入《伯尔尼公约》，那时候正是外文书稀缺的年代。
我大三开始实习的时候，Simon&Schuster 北京代表处只有一个半员工，我算那半个。虽然我是学经管的，但我对出版有点兴趣，加上我的英语不错，就进去了，主要负责版权交易和进口图书。
我的工作是校园代表，要到学校去拜访、谈判、卖版权。我每天背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拖着大书箱到处跑，箱子里面装的是国外寄过来的原版书。箱子上面印着金光闪闪 Simon&Schuster 的LOGO。
有一次我们去清华大学出版社拜访，计算机编辑室的老主任指着一个挺帅的年轻人说，这是我们的作者，刚出了《硅谷商战》，叫李彦宏。
我们也没当回事，打了招呼就走了。后来百度成立，
李彦宏他们的办公室就在我们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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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焱笑称，当时交换的名片要是留下来就好了。
因为员工实在太少，公司在中国市场还处于开拓阶段，所以我们一个人当几个使。公司前台也是我，办公室小妹也是我，跟客户谈判也是我，翻译、写合约各种全是我。
那段时间很辛苦，但骄傲感和认同感特别强，
因为 Simon&Schuster 里面有个特别宽广的世界。
公司会教我们一切外面学不到的东西：如何接电话、如何书写信件、谈判与商务礼仪……1995年，大家都还在用BP机的时候，公司就教我们怎么用手机、怎么用笔记本电脑。
公司甚至给我们配了车。我们北京办公室几个人，每人轮流去学车，每天灰头土脸的，早上很早要起来练车，然后再赶着来上班。
短短没几年，我们和国内500多家出版社的社长、总编都接触到了——可以说，中国最优秀的出版人我都见过、合作过。公司还会安排美国的签约作者、总部的总编来给我们北京办公室做培训，讲的都是我经历的教育所欠缺的东西：社交、通识、审美。
后来回想起来，Simon&Schuster教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就是眼界和品位。
就像小孩子学画画，最开始不是上手画，而是先练眼睛
，要先看非常多好的作品，然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知觉、品位，这是比技巧要更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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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过上了纽约的生活，直接跟国际接轨了。”
后来我做湛庐，一开始就有很高的起点，跟Simon&Schuster的这段积累是分不开的，
它培养了我在选题上的审美和行业骄傲感，这些一直刻在我的基因里。
公司北京代表处成立之初，我们有3个出版板块：计算机、英语教学、财经。计算机和英语都是当时需求量很大的领域，我负责的财经领域反而是最差。我是新人，压力特别大，我哭了好多次。
九十年代初的中国人，连EMBA、MBA是什么都不知道。没办法，我只能出来“混”，跟着教育部的人、各个出版社的人一起开会，不停地拜访院校。
几年间我一共拜访了1600位经管学院的老师
，并且一一给所有的大学校长写信，这才打开了一条路。
还有个挫败感是来自我觉得自己的付出和所得不成正比。我每天工作到晚上11点半，没有周六，如果遇上出差，周日也没了。
而那些在香港、台湾的同事，他们的薪资是我的好几倍。我感觉自己付出了100%甚至200%的努力，太不公平。
但实际上，苦劳不等于功劳，这弯我绕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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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焱说当时挺幼稚，“只要做好，该有的自然会有。”
回过头想想，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很简单，一，使劲干；二，主动说。
首先把你所能做到的做到最好，其次把你的诉求在合适的时间跟老板谈。
我现在都会和自己的员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全能的神，能够洞悉每个人的内心。
再好的老板也关注不到每个人的需求。所以你如果有要求一定要主动提。
老板总是花尽心思讨好团队的那个人。只要是个老板，都想把团队凝聚起来。老板是最怕人走的，尤其希望他看中的员工表现好。
我到现在住酒店，也都是退房之前收一圈，牙刷、洗发水，连茶包都拿走。
后来我自己管理这么大的公司，愈发觉得，如果没有节俭、自律的文化，公司越大，你越没有办法去控制成本。
在Simon&Schuster工作的几年，有两个老板对我影响很大。
当时管我们亚洲市场的总经理是个印尼华人，叫Gunawan，他特别严谨。出差他永远都坐红眼航班，早上一落地就开始工作，晚上飞回来，不占用工作时间。
他住酒店，一定会把笔和便签本拿回来，也要求我们把没用过的洗漱用品都带走。他在北京住完酒店回新加坡之前，会把所有他从酒店收来的东西给每人都发一份。
Gunawan说得特别清楚，这些是公司付过钱的，你要拿回来。
我到现在住酒店，也都是退房之前收一圈，茶包我都拿走，然后放回办公室。
我觉得这种管理很好，员工需要感受到一种文化，让人感觉严谨。后来我自己管理这么大的公司，愈发觉得，如果没有节俭、自律的文化，公司越大，你越没有办法去控制成本。而且必须以身作则，不能只是说教。
除了Gunawan，还有一位总编也对我影响很大。他叫Steven，是一个英国人，管选题。他和Gunawan相反，他幽默、风趣、对下属非常体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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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动代替说教，这让韩焱受益匪浅。
记得有一次，我们准备出《中国可以说不》，和作者张小波约了开会谈版权细节。
那是一次国际图书展期间，我们已经连续忙了10天，特别累。但张小波飞机晚点，半夜3点才到，第二天还有安排，必须马上开会。
我从床上爬起来，困得几乎崩溃。
张小波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问题一共三点，然后我开始翻译给Steven。我说完第一点是什么就卡壳了，我用英语跟Steven说：“老板，真的，张小波后面说的两点我给忘了，我太困了。
”
他说：
“
没事儿，你现在随便跟我聊两句，反正他们也听不懂，他们以为你把三点全都告诉我了。
”
Steven很注重
“
本地化
”
。他总说，
只有真正挖掘一个作家，然后一点一点培养出来，再推出去，这才叫
出版。
把国外的书引进来不是翻译一下那么简单，还要做很多呈现上的改变，术语、宣传方案、对作者的包装、连目录和章节结构也可能要变，这都是编辑要做的工作。
现在湛庐一直特别注重本地化，这是Steven当年教给我的。
如果没有出现那桩出版史上罕见的兼并收购案，我一定会一辈子呆在Simon&Schuster。
1998年前后，Simon&Schuster所属的Viacom集团大老板萨默·雷石东频繁离婚，他被分走了很多财产，最后干脆就把公司卖了，卖给了当时还很小的Pearson集团。蛇吞了大象。
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是晴天霹雳。本想好好在公司一直待到退休，突然就打乱了。
那几年看美国大片的时候我心情都非常的复杂，看《泰坦尼克》的时候被宣布我们有一部分被卖了，后来看《拯救大兵瑞恩》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被整个卖掉了。
于是我跟各种人聊，聊着聊着就哭了，每一次都哭。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惨，碰上一个出版社百年不遇的事。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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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做好的三年、五年规划，突然就全被打乱了。
要不然只能跳槽去国内出版社了，我对自己说。但那时候，在外企待过的人，总觉得和国企之间，风格文化差很多。
有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国内出版社有一个编辑特别朴实，她为了和我搞好关系，直接抱着一个鞋盒子来，她说我觉得这双鞋特别好看，送给你。
我在办公室连着她和她的鞋盒子一起推出去了。
我把书当成自己的孩子，一定要找个气质、能力完全合适的婆家，其他的都不管。现在想想当时真是挺幼稚的。
后来有个国内的出版人跟我说了一句话，给了我当头一棒。他说韩焱你在Simon&Schuster虽然做的很好，但你没湿过鞋、没做过编辑，你没有到这个产业里面真正的待过，所以
你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版人。
我很惊讶，我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版人？
然后他对我说：做出版特别有魅力，
你已经踏了一只脚进来，再迈一只脚进来你肯定一辈子就出不去了。
正是这两句话极大地激发了我的斗志。
当时我们坐火车去的，从北京到广东。
其他几个同事，带着烧鸡、黄瓜、西红柿，而我带着出国的大箱子，粉红色的，两个，都装满了衣服，我每天换一身。
我开始找国内出版社的工作。
机械工业出版社副社长、华章公司总经理王斌把我撬过来了，他和乔布斯一样，有现实扭曲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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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韩焱已经和华夏出版社副社长谈好，但还是被王斌说服了。
王斌花了大量时间带我去各个书店巡店，让我看到中国的现实，他想帮助我打碎原来在外企的时候那种所谓高大上的东西，他觉得我离地气太远了。
有一次，王斌带我去虎门，虎门销烟的虎门，是一个东莞下辖的镇。
我记得我们当时是坐火车去的，从北京到广东。之前在Simon&Schuster，员工只坐飞机。这一路，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我觉得好长好长。
其他几个同事，带着烧鸡、黄瓜、西红柿，而我带着出国的大箱子，粉红色的，两个，都装满了衣服，我每天换一身。
等回来的时候我受不了了，自己坐飞机回来。王斌送我到机场，他对我说：
“
我就想问你，你这箱子里的衣服都穿了吗？”
这一路虽然我觉得挺苦的，但也真的明白了很多道理。书店都在卖什么书，什么书卖不掉。
我们去了一个图书批发市场，跟菜市场一样。一个大棚子下面，水泥地上铺一层塑料纸，书一堆堆像白菜一样扔着。
以前在Simon&Schuster的时候每一本书都包装得漂漂亮亮的，很神圣；但在这里，书是萝卜白菜，就是商品。
我现在回想起来，王斌是想让我快速明白中国市场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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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出版人，终于“湿鞋”了。
在华章工作，最开始我遭到了很多嘲笑。
客户打电话过来，我接起来会说“你好，这里是华章经管”。大家嘲笑我接电话的方式，他们说：“人家还以为我们是华章宾馆呢。”
同事都没有笔记本电脑，也没人开车，而我天天抱着一台笔记本、开着车上班。
他们觉得我挺讨厌，挺装的。
我加入公司，第一次见面例会，老板约了大家一起吃饭，想让大家能更快熟悉。饭桌上王斌说：“咱们计算机（相关的出版业绩）做的不错了，现在要把资源更多的放到经管这边。”
马上有一个副总就起来放了一句话：“我看没这必要吧，我持反对意见。”
晚上我做梦：
我
走到一个印厂，里面机器轰隆隆响，但我全都不知道它们在干嘛。
那是一种焦虑，对未知的恐惧。
直到后来，MBA、EMBA在中国火起来，我负责的《执行》、《体验经济》、《巴菲特致股东的信》等一系列书籍出来以后效果很好，我和老团队的关系才缓和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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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必然带来碰撞和冲击。
空降之后的痛苦期其实很长，而出版这个行业的特性是比较滞后，从选题策划、翻译、出版到有市场表现，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也就是说，新人空降，证明自己，需要很长的时间，也需要公司有很高的容错性。
在Simon&Schuster的时候，公司的容错性就没有那么高，我养成了很严苛的性格。到了华章一下子什么都没规矩，我带经管出版的团队从零开始，招人、建立流程、建立规矩、一点点去培训下面的人。
其实，严苛反而没法聚拢人心。我明白这个道理也是从华章的另一个总经理身上学到的，他叫李会武。
李会武总跟我说：
水至清则无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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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像在外企一样要求人人都是精英。你要学会做领导，就要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在华章，从零开始建立团队，到最后150多人，流失率非常低。华章的经管类图书，我去的时候是零，离开的时候是全国第一。
我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了。
我出版过的《极客与怪杰》这本书里面就讲到，
人在生命中会有一些关键时刻，叫做“熔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