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庚厚、梅根·尼利（Megan Tobias Neely）的新著《金融化与不平等》，近期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面世。社会学会社编辑部邀我围绕此书写一篇书评。我理解的书评，是应该努力进入到作者的问题意识或逻辑脉络所根植的知识脉线中定位该项研究，进而辨析和评价该研究的贡献和不足。然而，由于金融社会学和社会不平等并不是我的研究领域，加之该译本或是为了保证阅读的流畅性，而删除了正文的文献出处（英文版正文都标明了文献来源，我也是读完整本书后去找英文版才发现这一点），我很难在悠长的知识传统中精准把握作者的对话对象和学理沿承。因此，这篇文字实难称得上是书评，我更多是站在自己从事政府行为研究的立场上审视和评价这项研究工作，发散式地谈谈自己的阅读体会。依理，这是不规范和不严谨的，但实属无奈之举。
我先从不同版本的书名讲起。不知何故，该版的书名既没有从英文版《Divested : Inequality In the Age of Finance》直译而来，也没有沿用同一译者前几年译作的《大逆转：金融扩张如何推升不平等》
（台北：春山出版有限公司，2021年）
。通读全书，私以为两种译法各有千秋。台译本的书名能直观地展现作者的核心观点所在，而大陆版译名则能展现作者问题意识的广阔。通过上述两个版本的译名，我们都能很快锚定作者的研究问题，即回答“金融化是如何发生的，它对社会的不平等又有何种影响？”（第3页）
诚如作者所言，“金融‘感觉’上的确会加剧不平等，但是，金融究竟如何导致不平等加剧，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模糊不清的”（第6页）。由此，作者的研究定位也是“以此前的学术研究为基础，更为全面地阐述金融化如何导致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加剧”。也就是说，作者是在“金融化与不平等”这一议题已有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做一个“更为全面”的综合。我们对全书的理解和评价，必须建立在作者对这一研究定位的自我认知上。
一、“大逆转”（The Great Reversal）
全书的行文框架基本上是按照金融化和不平等搭建的。我们先来看“金融化”这一全书的核心概念。在第一章中，作者便区分了“金融”和“金融化”，具体而言，前者是一种调动经济资源以促进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契约，而后者则是“金融的社会角色广泛逆转，从支持性质的次要经济活动变成驾驭经济的主要动力。金融不再为经济服务，而是将它自己的逻辑、偏好和行事原则强加于整个经济体和社会的其他部分”（第19页）。在作者看来，金融业逐渐支配了美国社会的资源分配、非金融企业参与金融市场的程度日增、美国家庭的金融产品消费持续增加，这三个相互依存的过程塑造了美国社会的金融化。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整个美国的金融化是“戏剧性的复杂转变”，而非源于某个单一历史事件。换句话说，美国金融化的兴起绝不是金融业追求私利的结果，也不是资本主义发展必经的成熟阶段，而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与崩溃、1970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及应对危机的政治转向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交织以后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制度主义分析框架不自觉的运用，关注制度和权力对金融制度、金融活动、金融行为的构建。
“金融的角色从经济的仆人变成经济的主人”这一“大逆转”的一个重要表征是金融业的崛起。因此，作者细致地检视了银行业危机与解除管制的解决方案、自由市场理念的兴起、科技的发展、公共政策仰赖私营中介、金融集团的政治游说，如何在过去四十年助推巨型金融公司的崛起及其市场势力的扩张。作者还敏锐地指出，这一演变趋势也“外溢”影响到了非金融业的发展，也就是非金融业的企业主动或被动地扩大金融市场参与（如积极从事放贷业务和证券买卖），以及“股东价值模式”的兴起，共同导致了非金融业也出现了金融转向的“大逆转”。依循作者的分析逻辑，“大逆转”不仅改变并彻底重组了经济资源的再分配，还预示着一个由密集、复杂的市场交易形塑的金融系统的诞生。简言之，“随着金融成为美国政治、商业和文化领域的主导组织原则，这些发展创造出一个反馈循环”（第41页）。
二、去“民主化”（de-democratization）
众所周知，“不平等”是美国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是“关键的社会难题”，在作者聚焦的1970年代以来的这一时段内，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急剧上升。为何如此？这构成了全书要解答的核心问题。作者在诠释“金融化”以后，迅速将研究目光投向社会不平等研究。那些将不平等“合理化”，如认为不平等加剧是技术进步和全球化“自然”或必然的结果的学术观点，成为作者批评的“靶子”。与这些观点相反，作者强调“经济鸿沟不断扩大反映了经济组织方式和资源分配方式的深层转变”。这种深层转变显然与“大逆转”有关，于是，作者将经济金融化与不平等放在一起检视，并给出了全书的核心结论：第一，金融化创造出新的中介活动，将国家的资源从生产部门和家庭转移到金融业，但这些金融活动并未贡献相应的经济效益。第二，金融化破坏了战后的劳资协议，将企业的发展导向金融市场，削弱了资本与劳动力的依赖关系。第三，金融化创造出一种新的风险体制，将经济不确定性从社会组织转移到个人身上，使家庭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增加（第66页至第67页）。
这三个相互关联的扩大不平等的机制的微观体现，其实还可以用去“民主化”来概括。“民主化”是书中的用语，指代资源的分配趋向平均的某种理想（第189页），那么，去“民主化”自然就标示着这种理想的破灭。首先，金融业本身就在制造不平等，金融从业人员的薪酬远高于非金融业，有趣的是，这种薪资的不平等，还蔓延到了金融业内部，底层的从业人员和中上层的从业人员之间，不同性别、种族的从业人员之间，也存在明显的薪资差异。其次，“非金融”部门的金融化则侵蚀了二战以后确立的劳资协议，提高了股东和管理层的议价能力，同时削减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损害了美国劳工的生计，两个群体之间的不平等也就自然而然地扩大了。最后，金融化还借由家庭债务的扩张加剧了不平等，因为信贷被政策制定者视为是解决不平等的药方，但家庭获得信贷的机会并不平等。此外，由于金融投资工具激增彻底改变了美国家庭管理财富的方式，而股票市场的民主化同样是一场幻影，导致金融化的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不平等愈加固化。一言以蔽之，除了少数精英是金融化的受益者，绝大多数民众都没有因金融化受益，甚至会因“累退”的分配制度而被不断打入底层。
三、“去金融化”（de-financialization）及其悖论
当然，金融化也并非总是一路“狂飙”，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美国家庭蒙受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损失，整个金融体系彻底崩塌的危险近在眼前。金融化引致的系统性风险使得民众呼吁加强金融监督，也推动政府省思和起诉各种金融不法行为，尽可能降低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一时之间，大金融时代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依理，这理应是对作者笔下“大逆转”及其与不平等关系的一次逆转，然而，作者却观察到，政府采取的干预措施既没有改变经济不平等扩大的趋势，也未能在经济去金融化方面取得有效进展。作者通过解释这一悖论来进一步深化全书有关金融化与不平等的观点。通过追溯金融危机以来的主要发展，作者注意到，多数监管和法律对策在提高流动性、降低系统风险，以及惩罚金融市场欺诈活动的同时，也在促使金融市场的影响力进一步集中，且助长金融业与政治圈交融、公共政策依赖私营中介执行，以及金融主导公司治理。易言之，“去金融化”的努力，反而强化了金融化。究其根本，是因为美国政府的政策目标并没有要改革金融秩序和解决金融化经济中的不平等问题，而是要去修复金融化的经济，进而悖论般地恢复（乃至强化）了金融霸权。因此，在这本书看来，金融化（及其对不平等的形塑）是否已经走到尽头，最终还是要看金融化的制度根源。
也正因如此，金融化程度越深，去“金融化”就愈发不可能。追根溯源，金融改革不是某种“术”，而是一种“道”，一种应承认并建基于“金融已经从根本上重新组织了经济资源的分配”的“道”。在此基础上，作者最后提出的“我们应寻求将社会利益置于金融业的利益之上的解决之道”，究竟是一种可触碰的可能，还是一种遥远的希望，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四、“美国以外的情况”及金融扩张与社会学的关联
作者并不认为关于金融化与不平等的上述讨论只适用于美国社会，正如全书结论部分所言，当代的金融化（及不平等）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种全球现象。既然是全球现象，那么它和中国社会和社会学的关联，就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深思。接下来，我想谈谈这本书对我的启发以及在我的知识构架中这本书潜在的不足之处。
用中文语境下的有关研究反观这本书，会发现“金融化”和“不平等”这两个议题在中国社会学的知识谱系中均有涉及。杨典、欧阳璇宇用金融资本主义崛起为标志的“第二次大转型”指涉作者笔下的金融化或说“大逆转”，也同样采用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强调权力和文化/意识形态在“金融化”及“金融资本主义”崛起中的重要作用
（《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及其影响——对资本主义新形态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周浥莽、李月旻梳理了英文文献中金融化概念的操作化方式，并检视了我国金融化在各个层面的经验表现
（《理解金融化——定义、解释与研究议程》，《社会学评论》2023年第1期）
。在不平等方面，吴开泽、龚顺等人也都以社会生活全面金融化为前置背景，关注了住房金融化对住房资产不平等、居民的收入与住房地位不一致的影响
（《住房市场化与住房不平等——基于CHIP和CFPS数据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6期；《中国居民的收入与住房地位不一致：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6期）
。随着金融化的全面扩张，“金融”开始进入社会学的分析场域，其中最明显的，当数金融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
（相关梳理见杨典、欧阳璇宇，《社会学视角下的金融研究：发展脉络与主要议题》，《金融评论》2021年第4期）
。由此观之，我认为本书是延伸金融社会学支脉的一个“综合”的实证研究。
若以金融社会学与当代中国作为参照，就不难发现，在我所关注的政府行为研究领域内，较少看到研究者关注金融崛起这一历史进程对中国政府行为的影响，仅有个别研究注意到了地方政府行为的金融面向，如探究以地方融资平台为中介的土地金融模式
（参考周飞舟，《以利为利》，上海三联书店）
，聚焦特定金融领域的治理行为
（参见向静林、欧阳璇宇、艾云，《金融治理波动的过程和机制——一个三层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1期）
，分析金融化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
（见刘长喜、桂勇、于沁，《金融化与国家能力——一个社会学的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5期）
。然而，如果我们联想到中国社会学的政府行为研究，实际上因解释经济高速增长之谜而兴起，进而整个研究范式很大程度上以政治经济学为基底，例如对地方政府“公司化”的讨论，以及对提炼“经营XX和XX经营者”的热衷，这种轻忽就显得不太正常了。我以为，这种轻忽很大程度上是因金融社会学领域以外的研究者“自我隔绝化”导致的。这种隔绝当然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以政府行为研究为例，做过实地调查的学者都知道，涉及一级政府的财政、金融的材料都极难获取。但我们也必须自省到，在这一客观原因以外，就社会学学科知识积累而言，除了倡导金融社会学的少数几位学者以外，大部分研究者都欠缺金融、财政、经济知识的积累，也缺乏从不同研究领域透视社会中经济、金融问题的研究自觉。也就是说，作者笔下的“大逆转”不应只是金融社会学嵌入的时代背景，还应该是社会学这一学科整体共同直面的时代特征。参照冯仕政有关“政治市场想象”一文，提出研究者对权力问题分析较为薄弱的批评
（《政治市场想象与中国国家治理分析——兼评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理论》，《社会》2014年第6期）
，我们或许也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学对金融、经济、财政的理解也同样过于薄弱了，而这很可能限制社会学的分析视野，甚至会危及社会学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把脉”。
举例来说，周黎安就注意到了行政发包制下的地方筹资体制，他指出，“作为承包人的下级政府必须保持预算和财政的灵活性，财政预算的‘分成制’‘包干制’以及地方经费自筹体系（如预算外财政、土地财政、地方投融资平台）是保证这种灵活性的重要制度安排”
（《“官场+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社会》2018年第2期）
。在社会学的权力分析中，这种灵活性往往被视为是一个整体，内中相关制度安排的变化，如国家对投融资平台公司的限制，对“隐形债务”的清理，都没有进入后续研究的分析视野。不考虑这些面向，社会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说自己把握住了现阶段的地方政府行为的特质？
再比如，中国同样受到作者在书中关注到的金融危机的波及，中央政府当年推出的“四万亿”财政刺激政策显然推动了新一轮土地财政的强势兴起。但社会学后续有关城市开发的研究（包括土地制度的研究），基本还是局限在中央与地方土地发展权的分配、财政关系与项目制的分析框架内，没有关注到金融危机的底层影响。换言之，中国社会高速的城市发展，看上去从分税制改革以后是一以贯之的，但其实在整个发展历程中也有“金融化”的影子。更直接的表现是，新一轮土地财政的强势兴起，客观上也引起了地方政府债务的累积，这些债务跟金融的关系，远比跟财政的关系更为紧密。概言之，金融社会学对金融与制度安排、权力运作的关注，反过来也能拓深对制度安排和权力运作的理解，而这是中国社会学政府行为研究所欠缺的。
就此而言，渠敬东当年的如下反思，远未过时：“我们不能自甘于作为一种补充学科或剩余学科，只想着去搞圈地运动，寻找仅仅属于自己研究对象的现象和领域，总希望在经济学家的市场和政治学家的政府之外寻找自己的一块领地；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永远摆脱不了这些学科的阴影，总想跑到别处去确立自己的正当性，而遗失了对社会总问题的关怀和承担。”
（《坚持结构分析和机制分析相结合的学科视角，处理现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大问题》，《社会学研究》第2期）
最后，若用政府行为研究反观本书，也可以审视出本书的一些不足，准确地说，是指出沿着本书分析构架尚可继续拓深之处。本书在描述金融化扩张的过程中，提到“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也十分仰赖金融机构协助执行它们的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市场手段开始取代直接服务，成为政府促进经济平等的预设方法。国家债台高筑也促使政府通过金融业来达成政策目标，而非仰赖直接财政支出”（第100页）。但作者的分析，始终是“外部”的宏观分析，比如意识形态对政府管制措施的影响，却没有深入政府“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