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莹，1994年出生于浙江慈溪，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硕士，现于牛津大学读博，学业之余从事创作，曾任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社长，获第十二届《上海文学》奖。
昨天夜里，奎恩的几个朋友都来过了。她们在坞房前的草甸上铺了一张灰扑扑的毛毯，逐一坐到了毯子上。小百利、柠檬水、日本的清酒，都被依次地打开，大伙儿把纸杯碰成一捆米白花束，叫奎恩常回玛格丽特玩。“过阵子你们都要来吃乔迁晚饭，我一定会备好月饼。”她回应道。当脚边的草甸也变得乌黑，她们在毛毯边点上了一圈小烛火，火苗就那样摇晃在甜涩交加的晚风里，这时附近街区的派对开始了，不远处有人合唱着：“不知为何，我就这样逃离……”她的朋友们也放开了嗓子：“请将泪水留——待——来日，留待来日——”
奎恩没有跟着哼唱，为了和朋友们口中的那个罪犯保持距离，她也不得不从这里逃离。她们不止一次地告诉她，他是一个无法被原谅的施害者，理应得到应有的惩罚。如果那是真的，那么两个月前的那件事就算得上是刑事案件。她也想象过自己和她们一样激进，目睹他俩之间浓烈的硝烟、绵长的悔意，还有一些她应得的补偿。可是，一个夏天过去了，她还在为他是不是嫌疑犯而多虑：她捉摸不清故事的全貌，某些记忆凭空消失了，似乎有一把无形的长镊子，从她脑中精准地取出了最关键的那部分，又把一捆真假难辨的说辞植入大脑。“让病毒都滚蛋吧！”她提起脚边的清酒，再次给朋友们满上。一个中国朋友叫她少喝一些，第二天她还要去打第二针疫苗，其他朋友也附和着说：“已经不早了。”
“一切都打理好了吧？”署名为萨意的人发来几条消息，“我在门外，黑铁门这边。”
奎恩赶紧套上一条黑色过膝卫衣，抽出脖子后那把红褐色的鬈发。她匆匆跑下楼，瞥见大门外停着一辆象牙白的货车，司机从驾驶座跳到地上，努力扯顺身上的荧光夹克。
“两小时前我就来过啦。”司机对着奎恩喊。
“不好意思，”她走出门房，捏紧口罩上的金属片，说，“我睡过头了。”
“不要紧！”他把鸭舌帽檐往脑后一掰，露出暗棕色的前额。
“跟我上阁楼吧。”她说。萨意跟着挤过门房，沿着一座枫叶红的长楼走了几步，说：“这四面的建筑真像中国麻将牌，都长条形，背面的颜色还差不多。”
“这是我住的排居楼。”奎恩拐了个弯，来到另一排通体砖红的长楼。
“排，排排，排居楼，”萨意凑到门边的黄铜牌匾边上，搓着下巴说，“这是新楼哟，这么好的住所，你干吗搬家，南边可不太安全啊。”
“想换个环境。”奎恩进门说。她也是这么和朋友们解释的：在这里待了一学年，几乎没离开过方圆半英里的地方，是时候去城南住一段时间了。萨意夸她很有胆量，就像他当时跑到外面去，在印尼摸爬滚打了好几年，又一个人去马来、加纳、利比亚，后来又在伦敦待了几年。他们走进一条铺着猩红地毯的走廊，过道没什么光亮，到了廊子的尽头，背后的声控灯才逐一点亮，萨意张开手臂，巨大的黑影投射在眼前的步梯上。“宽度，一米二，”他说完低头看了一眼脚底，往大理石台阶上磨了几下脚掌，说，“这么滑。”
奎恩一路踩着影子走到了阁楼，随手拎起门边的消毒液，转身给他挤了手指甲盖大的一些。他搓了搓桃木色的手心，扫视了一圈她的房间。床边的塑料袋鼓的和瘪的都有，每个袋口都欹斜着，露出没有摆端正的小东西。她还没决定把哪些袋子腾到行李箱，这些本该在昨晚就整理好。垃圾也都没倒，门后的毛毯皱巴巴的，易拉罐和酒瓶都堆在上面。昨晚她喝得太多了，一点也不记得最后是谁陪她上楼的。她们喝完了最后一轮，夜色已经漆黑一片了。她只记得自己梦游似的跟着几个人影跪到地上，轻手轻脚地把空瓶垒到一起，捻起毛毯的四个角。像这样，她总觉得自己身处一团被随意揉捏而成的人事里：草甸、坞房、波浪、晚风中的火苗子，还有和那个男人相关的所有忽明忽暗的碎片，它们的外形那么逼真，发出高低不一的声音，这些都是真实的吗？
“这么多书啊。”萨意看着天窗下的一整面书脊，问，“有大箱子吗？”
“没有，只有一个大行李箱。”
“你打算一个个地拎塑料袋？”萨意说，“那太花时间了。”
“我绝对能在半小时内搬完。”她跨过塑料袋走到床尾，跪到一包四方袋边上，旋开袋子中央的小气阀，拿那支比小臂还短的抽气筒对准气阀，嘎吱嘎吱地不停拉扯着，袋子里的被褥慢慢变成了干瘪的鳕鱼片。
“哎，别慌张，这又不是什么考试。”
“我可没慌。”她抬头问，“搬家费是按小时算的吧？”
萨意哈哈笑起来，说：“搬家么，花多久总是很难说的。”
“新房东在等着我呢。”她往气阀上套了一颗密封纽扣。
“我这就去拿纸箱。”他并着拇指和食指，用她不熟悉的语言吐了几个音节，似乎是一，二，三，最后总结说，“起码四个。”
萨意下楼了，奎恩掰开口罩喘了一口气。她从紧绷的书脊中央抽出那本封面明红的厚书，匆忙塞进行李箱的夹层。书中夹着几份文件，最后一页是那个中国朋友的手迹，字体是Goudy
old Style，比最常见的Times要圆一些，扁一点。在靠近结尾的地方，她说奎恩变得“真令人担心，事发之后，她在练口语时总是心不在焉的，已经完全不是过去那种开朗外向的性格了……她的眼神经常飘向……”。类似的陈述也出现在其他文件里，她们坚持说那个人是个惯犯，肯定对很多人下了手。奎恩不敢看这些语伴的神情，愤怒中略带着歉意，她解释说自己还没完全恢复记忆，接着继续复述汉语教材里的对话，比如布兰卡说了什么，古波是怎么回复的。等她们都离开了，她才不由自主地发抖，尝试着通过别人的眼睛去了解一个受害者的模样：一个十七岁的红发女孩被黑啤和雪利酒灌醉，然后像一只垂死的乌鸦那样被一个男人摆布。
不过，她还是回忆不起这些“至暗”的时刻，记得的是那天晚上，她像现在这样从衣柜里拿出所有的裙子，一把将它们摊到床上。她选了一条银灰色的派对短裙，把一对鸳鸯形的玛瑙耳坠扣到了耳垂上。在酒吧门口，几个服务员不停地从她面前走过，轻声把托盘上五颜六色的威士忌、干红送到不同的圆桌去。没有人招待她，他们大概还受着疫情的影响，不会主动地接近顾客。她走了进去，到处是油黄的微光，四壁和天花板上拼贴着歪斜的海报。很巧，有一张海报和那本历史小说相关，镀金的Quo Vadis浮现在一片橘红色的火焰中，莉吉亚和戴着金色头盔的男人在火光里深情对视。她忘了这个男演员叫什么，泰勒，或者罗特什么的。她要见的人就坐在这张海报的斜前方，穿了一件海蓝色的polo衫，淡棕色的头发被黑发箍拢向后侧。先前几次她在学院的小教堂看到他，白衬衫外套着深色大衣，背朝合唱团和晚祷者适时按下管风琴键。后来他也出现在拉丁文圣餐仪式上，还是同样的装束，只不过和她一样坐在祷告席。
他起身和她握手，说：“放心，我早上刚测过，阴性。”
“我刚打完第一针疫苗。”她拂住裙子的后摆坐到他对面。
“我到现在都还没打，”他笑着问，“奎恩，我没叫错吧？”
“古温，可音，奎恩，都可以。”她摘掉口罩。
“Wojciech，沃切克，华司科，乌杰丝，”他解释自己的名字在不同语言里的发音，问，“你喜欢叫哪一种？”
“快乐的战士。”她说。
“为什么？我一点都不像是搞军事的。”
“你名字的前半部分是战争，后半部分是快乐。”她说。
他停顿了一下，说：“我不知道原来你懂波兰语。”她没有接话，继而聊了聊背后那张1951年电影的海报，问他是不是哪里不对劲，他说不出哪里有问题，只是补充说他父亲有一张纪念显克微支的绿邮票。奎恩不再提及小说和电影的细节，她对此过于熟悉。刚开始学波兰语的时候，她就尝试着通读Quo Vadis的原文，那是华沙的一家出版社印的，封面通红，中央有一些擦破的痕迹，书底有一根饰有金色燕尾牵绳。
“你来自哪儿？听上去一点不像华沙人。”他问。
“威尔士和中国，布里肯小镇和南京。”她回答说。
奎恩的妈妈来自金陵小镇，十八岁去威尔士帮忙料理兄弟开的中餐馆。在那儿她认识了奎恩的父亲，他在镇上的打印店干活，为当地的店铺设计一些菜单和广告单。他俩是在讨论菜单时熟络起来的，入冬了，她往菜单里添了几个适合冷天吃的菜，他帮着拍了海鲜砂锅和铁板牛肉的摆盘照，又登门把菜单的样稿送去。在一起三年后，妈妈在附近的福利学校找了一份教职，照顾有特殊需求的孩子们。
后来奎恩出生了，父亲在小镇南部买下了一座小石屋。屋子只有一层高，四壁被水泥抹得发黑，像长年被雨水浸透那样灰暗，不过，两侧倾斜的屋顶是红棕色的，木制门框的颜色更浅一些，有着明红的波纹。门外是一面和肩膀同高的灰围墙，墙外的石子路通往镇中心的学校和小教堂。每天清晨，荞麦粥和香蕉都会被摆在靠近前门的木方桌上，吃完了这些，父亲常常把黄油兑到浓茶里，那股奶香味会一直弥漫到午后时分。到了傍晚，妈妈就把晚饭摆到靠近后院的圆桌，通常有芹菜水饺、腊肉和烤茄子。奎恩坐在离火炉最近的位子，抬头就望见院子里低矮的红辣椒、西红柿，不远处无人问津的太阳花丛，还有远处茂密的柏树林。林中坐落着两户做帆布的人家，他们之间隔了一处叫“奎林之泪”的湖水。湖中经常浮动着带着黑斑的灰鱼，它们的鱼鳍上常透着蓝色荧光。要是在夏夜，林中的萤火虫在暗处轻盈地浮游；入秋以后，长脊海蝎子偶尔伸出带着长刺的头颅，在靠近泥岸的浅水里栖息。到了周日下午，父亲会带着奎恩到湖边钓鱼，林中时常下雨，妈妈每年都要用麦草编织两顶新的风林帽，它们的边缘比普通的遮阳帽宽一些，在底面还缝有防水的帆面。奎恩戴着帽子回家的时候，大衣还是干的，父亲的就说不定了，他的肩膀和后背经常被打湿。她还记得，他总是在进门的石阶上展开宽厚的肩膀，蜕皮一样地脱掉黑色大衣，把它挂到木门后的铁钩上。妈妈会在地板上铺上一条白毛巾，对折起来，让大衣上的水珠落到毛巾上，那样就不会有滴答的声音。
到现在，奎恩还没把那件事告诉妈妈，那个天天给孩子们翻好衣领的女人，和父亲一起创造了安详家园的四十五岁女人，会怎么表达她内心的惊骇？
“哎，大不大？”萨意在门外提起一摞比他高的棕色纸板。
“多少钱一个？”奎恩问。
“五块。”他沿着纹路把它们折成纸箱，往底面缠了几圈透明胶带。
“三个就够了，我有个琼·路易斯的袋子，能装不少小东西。”
“行吧，”萨意小心捧起一堆书，说，“你会讲这么多语言啊，你爸妈也精通很多种吧？”
“没有。”她说。在家里，父亲跟她说英语，有时候带上一些方言，而母亲只说英文，她说普通话不标准，不让奎恩跟着念。
“都能读整本的中文书了，真不简单。”萨意捧起一摞中英对照的《史记》。
“不过是从小就学罢了。”奎恩把另几包鳕鱼片似的衣物袋塞进行李箱。
“这是什么语？”萨意问。
“左边是法语，右边那几本是波兰语。”
快乐的战士捏着酒杯细长的高脚，前倾着身体问：“告诉我，你怎么会说波兰语？”
“中学学的。”她说，“不过我的第一门外语是意大利语。”
他又要了一杯黑啤，吞了几口，没有打断她的回忆。她告诉快乐的战士，小学的外教这么教她，讲意大利语就是用舌尖在门牙底部折五边形，她尝试了几天，很快就找到了入门的感觉。外教在退休前送了她一本《麦当娜·菲亚梅塔的挽歌》，“
Elegia di
Madonna Fiammetta
，”她噘着嘴唇慢慢吐出每个音节，“不过，我对这个故事一点不感兴趣。”奎恩显得轻松愉悦，说第二门外语是拉丁语。第一次听到拉丁语的时候，她觉得牧师在用嘴巴剔鱼刺，“不是三文鱼的鱼刺，是长脊海蝎子的刺，那很好玩。”她请求父亲送她去学拉丁语的夜校，这样她就可以听明白圣餐仪式的原文，父亲答应了。后来她慢慢学会了法语和波兰语。“说法语是最容易的，只要噘起嘴唇想想家里满屋子霉斑，就能完美表达那种感觉，哦，带着怨意想要论争的感觉。”她喝了一整杯黑啤。快乐的战士说奎恩很聪明，她从没怀疑过这一点，她的父亲也这么评价，因为她总揪着菜单样稿上的毛病不放，埋怨道：“古乐先生，这里要用a啊，一盘菜又不是只有一只蜗牛。”父亲托着腮帮说：“瞧瞧，她又觉得自己聪明了。”她咯咯地笑起来，用铅笔在纸上注明：“语言顾问：打印员的女儿——奎恩。”
“该你了，”奎恩问，“你什么时候学的拉丁语？”
“小学，那时候我们都要学。”快乐的战士说，“我在一个奇怪的男校读书。”顺着她的话题，他聊了一会儿拉丁语和波兰语的异同，时不时捻几下酒杯的高脚，最后他描述了挪威语给他的感觉：“音符碰到玻璃片后一片片轻快地滑落。”奎恩大笑起来，她喜欢听到这种比拟。
“差不多了吧？”萨意把门后的空瓶都放到了垃圾桶，地上的袋子都已经装箱了。
奎恩使劲拉上行李箱的拉链，萨意笑着说：“哎，你别慌张。”
“我可一点没紧张。”她反问道，“我的紧张写在脸上吗？”
“哈哈，不在脸上，可是在眼睛里啊。”萨意嚓的一声用牙齿扯断了胶带，说：“歇会儿，喘口气。”她一屁股坐到了地上，看着萨意打开天花板上的倾斜的天窗，清风一下子涌了进来。秋天已经来了，窗外的爬山虎露出了焦黄色的边缘，叶片也开始掉落，藤条之间变得松散。这些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回想盛夏那会儿，它们曾经那么紧密地排布在她的床头，叶面上一点斑点也没有。的确，她忽略了时间的变化，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蜘蛛已经在窗框边编织了几张浅灰色的小网，网上沾上了密密麻麻的小水珠。她站了起来，取下窗边新拆的除湿盒，凑近看了看，底部已经积了一层水。是啊，秋天已经来了，阁楼的湿气更重了。她希望这里有一个壁炉，就像她在威尔士的家里那样，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在火炉边烘干变潮的书、枕芯和毛毯，要是手背变干燥了，妈妈会帮着抹上一层肉桂味的精油，cinnamon，cynamon，cannella。
“你去楼下等着吧！”萨意说，“我来搬。”
“谢谢。”奎恩提着琼·路易斯的环保袋东摇西摆地下楼了。她转身看了一眼萨意，他屏着呼吸捧起纸箱，用脚碰了碰台阶，才呼出一口长气，好像不想让她留意到似的。奎恩走到车尾，往车厢里张望了一会儿，角落里有一摞没有用的纸箱，堆得比膝盖高，纸板后露出两个轮子，那可能是小推车，又或者是千斤顶。箱子一个个被抱到车厢一角，萨意掏出一块青绿色的手帕，抹了几下脖子和后颈，大口呼吸了几次，一下子蹬进了车厢，从门后抖开一块硬邦邦的紫罗兰毛毯，说：“放心，一定会保护好你的东西，看看——”
毛毯紧紧覆盖住那些箱子，几根麻绳把它们勒得死死的。
“完美！”萨意快速跳下车，打开副驾驶座的车门，叫奎恩拉紧右上方的把手，她像死乌鸦那样被托举到半空。
“还没坐过这么大的车吧？”
“没有。”奎恩陷到摩洛哥红的坐垫上。
“好好享受吧！”萨意跳上驾驶座。车身启动了，奎恩觉得自己在很高的地方，和两边的橡树一样高。在她的身后，楼群麻将牌似的排成四方形，其中最高的是图书馆楼，平顶上高塔矗立，塔顶竖着一枚乌黑的十字架，再往后看，学院小教堂露出猫头鹰头形的顶部。大半年了，她都没走遍学院，对这儿的印象似乎只是枫叶红，猩红的一片，以及东北角查威尔河岸上孤零零的草甸和坞房。
“小奎恩，你来英格兰几年了？”萨意问。
“一年。”
“有出去玩儿吗？”
“没有。”
“对哦，疫情嘛！”萨意追问道，“你读完书去哪儿？”
“南京，看看能不能拿到中国的签证。”
“那是你妈妈的故乡吧？”
“是的。”
快乐的战士帮她剔出了黑啤里的几个冰块，问她南京在哪儿，她回答说那是明朝的首都。他朝着天花板沉思了一阵子，说北京是清朝的首都，南京北京都有“京”，“京”是首府的意思吗？她回应说，不完全对，这只是“京”的其中一种意思，“南”是和“北”相反的一个概念。他继续问，那么南京在中国的南方吧？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在明暗交替的烛光里，他深色的眼睑透着一些倦意，而浅色的眼睛却是过分有神，似乎被一种新鲜的东西刺激，想要往前一睹究竟。奎恩摇头说，你猜错了，它在南北方的中间。这确实令人困惑，他托着脑门想了片刻，把身体倾斜到那张海报上去，露出胸口银色的十字架。
“你什么时候皈依的天主教？”奎恩问。
“那不重要。”他说。
“做礼拜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他没有答话，似乎这是个无足轻重，又或许是过于沉重的话题。他转而说他的母亲过分虔诚，父亲是完全不信上帝的，他是个搞物理的，总开玩笑说他俩实现了完美的民主，这样的两个人都可以在一起过了三十年。奎恩想到父亲的世界：“上帝庇护着我们。”他总是这么说，用食指指向头顶，然后揽着妈妈和伞架一样瘦窄的肩膀。妈妈说：“庇护的是你，我只不过是没有脾气。”“是的，是的。”父亲还是满足地说。在镇上的小教堂，他聆听、下跪、默念、祝福，看上去比谁都虔诚。有关建造家园的教义，似乎是这些礼拜的仪式教给他的。她看到一个跟随上帝的父亲，在布道声中反复淘洗着自己的里里外外，在他看来，上帝也确实给了他相应的馈赠：一个来自远方的好伴侣，一个在牛津读书的好女儿。
“这么跟你说吧，”奎恩不加掩饰地说，“我不觉得所有人都知道教义是怎么一回事，要我和闭眼顺从的人一起跨入上帝的怀抱，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快乐的战士对着她敬了一杯啤酒，又帮她点了几杯雪利，问：“你想过在哪里落脚吗？”
“这我怎么知道？”她说。她才刚从威尔士出发，在漫长的公路、赛文河面和密布的灯海中经历了第一次单独的迁徙。未来？她还没有想过，一切顺利的话，过几年她就会在亚洲留下一些足迹，其他的她怎么知道呢？
“你呢，要去哪儿？”奎恩问。
“快乐的战士么，当然是到处走了，可能去意大利，或者东南亚。”
萨意的货车开到了班布瑞街，街头大写的V印在玻璃门上，兽医院到现在还没恢复营业，它的后侧是北巡街，那里藏着一家很不起眼的比萨店，叫小威尼斯，这两个月她常在这里要一份羊肉比萨，比萨是现做的，得花上一刻钟，她总在斜对面的浦路咖啡吧等着，要一杯冰镇柠檬茶，一块不加乳糖的胡萝卜蛋糕。每光顾一次，她就能在会员卡上收集到一个印戳。有时候她一天可以拿到三个印戳，一周下来就能喝到两杯免费的柠檬茶。她不想回到密闭的阁楼，那颗经历了戒严和冒险的心脏快速跳动，使她整个人和弹簧那样反复弹跳在这条街上。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她这么说服自己，一进阁楼快要窒息，就跟有成群的马往她脸上呼着热气一样，于是她跑了出来，像逃离一场红光冲天的火难。
“马可，我要走了。”昨天中午她又去了一趟小威尼斯，告诉店主她要离开了。
“去哪？”马可问，他还是穿着那套雪白的厨师服，连前胸的纽扣也是白的。
“新家，离这里很远。”她说。
马可照例给她放了两倍的羊肉，说他会想念她的一切，小小的身影，红头发，白口罩，还有一眼就可以看透的眼睛。她靠近烤炉，盯了一眼银器上的眼睛，似乎每个人都可以从她的眉眼里读懂她的一切，骄傲、羞耻，那些过于直白的气焰和转瞬即逝的感伤。这是真的吗？她难道不是那种善于隐藏一切的人吗？她皱眉头说道，几乎是在喊叫：“可是我眼睛是乌黑的啊，你可以从深黑色里看透什么呢？”马可呵呵地笑起来，说：“你还太小。”她一点也不满意他的答复，背过身翻了翻柜台上的新杂志，封面的标题是大红色粗体，它们排布在几张表情愤怒的人物图上：“不只是出轨，竟然还有这秘密！”她打了几个哈欠，合上杂志，听到外卖订单的提示音嘀嘀嘀响个不停。这不是双周的礼拜六，不然她可以在这条街上逛一会儿自由集市。那些天的清晨，人们支起海蓝色的大帐篷，帆布底下飘浮着鲜花、印着鲜花的明信片，还有自制的木刷、毛刷。37号摊位后坐着一位卖镀金耳饰的老太太安娜，她告诉奎恩自己十八岁到东方冒险的往事，坐上游轮、火车，徒步，一直往东走，走到了华沙，再坐游轮、火车，徒步，走到了北京……北京和华沙真像呀。
“哦，是吗？”奎恩说。她什么也没听进去，但她需要这些声音，需要它们从耳朵里涌进去，再毫无改动地流淌出去，咕隆咕隆的声音，这是第一处和家乡相似的地方，她想起手推车载着农具从窗前驶过，从维修厂过来的几个青年用方言轻快地交谈，他们的腰带上装着不同的小工具，碰撞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窸窣作响。
“你在等谁吗？”安娜把耳饰收到四个天鹅绒的黑匣里。
“没有。”奎恩说。
“得回家了吧？”安娜轻声说，“小宝贝，这里收摊了。”
“是的，回家了。”
为了继续收到他的讯息，她做的是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赞同他说她醉酒的说法，偶尔模仿他有礼貌的口吻说话。在零碎的一些短信中，他们聊一会儿天，谈及一定程度的性与爱。后来她瞒着朋友们又见了他一面，他在唱诗晚祷后脱下西装，站在管风琴边对她说：“下个礼拜的这个时候，我会在希腊，下个月的这个时候，我就在波士顿了。”他告诉奎恩，他是那种在原地栖息一会儿后就启程的人，从这里毕业后，他会去夏威夷，悉尼，或者南非。那种不合时宜的，由离别引起的感伤充斥了她的大脑，她原本可是要和他对峙的啊。他邀请她到他房间去谈一谈，像那天晚上一样，他把她领进房门，先是抱了她一会儿。她靠在他的肋骨上，想象着自己的处境：刚抖动翅膀学会起飞的罗宾鸟，碰到玻璃柱后迅速坠落，那个和挪威语有关的比拟变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了。她卸下发绳，把红卷发解了下来，努力遮掩自己乌黑的眼睛。聊到最后，他的记忆也还是没有改变，就像在那天一大早说的，他们只是都喝多了酒，而她当时也没有不愿意。
“这是哪儿了？”奎恩问萨意。
“南边啦！”萨意沿着一个大圆盘，把车拐到了三条分叉路中最中间的一条，低矮的餐厅不断地浮现，店铺的门楣上印着咖喱的摆盘照，阿拉伯文弯曲的钩形，再往前看的时候，透明玻璃窗内立了一座镀金的菩萨塑像，那或许是家按摩店。
“不是南公园吗？”奎恩问。
“啊，南公园啊？”萨意拍了拍方向盘，说，“那就是去联和街的另一条路了。”
“我要去一片很大的绿地，很大很大的……”
“是啊，走错了，得挑隔壁那条路走。”
“你怎么还往前开？”
“别慌张，我在找能掉头的路口呢！”
车子往一个雾霭渺渺的远方开去，奎恩的头皮渐渐发麻，那个迷雾一般的身影把缀满银色亮片的小裙丢到她身上，说：“现在你可以走了。”走去哪儿？她摸黑走进枫叶红的排居楼，踩上猩红长地毯，微小的电流毫无声息地在脑海蔓延，在她酒醒以后，他在短信里这么说：“哦，我忘了，你很容易醉酒，不是吗？”毫无准备地，那些微小的亮光轰隆地爆裂着，她觉得自己身处电闪雷鸣的中心，很快就要迎来狂暴的风雨，然而实际上，那些巨大的痛苦一直都很安静，没有什么呼喊，连哀怨的细语都没有，安静到像围观一次身在其中的默片，他的好奇心是虚假的，看上去无害的polo衫也是虚假的，连认真回答南京在南边的推测也是虚伪的，什么是真实的呢？她可怜的模样，旁人看来在有限的时间里自得骄傲的姿态，以及可以预测到的苦头，任何人都知道的大限将至，别慌，萨意的声音从她的耳朵里钻进去，别慌张，她握着门上的把手，头顶吱吱发痒。
“开进来！”一个黑发女人在路边对他们招手，身后的绿地在皑皑迷雾中泛着金光。
“好，好，没问题。”萨意探出头说。
女人背着绿地走向一片低矮的居民楼，拐进两个独立小楼间的分叉口。车子颠簸着拐了进去，穿过一座拱形的木架子，架子上的豌豆花、叶和藤蔓刮擦着挡风玻璃。
“快点，派对快开始了。”女人喊道。
车门被打开，奎恩被抱到地上，她听到女人咳嗽了几声，说：“小宝贝，你终于来了。”奎恩问萨意能不能用推车，他搬下一个长木板，放在四个轮子支撑起的小台面上，什么拉手也没有，也没有什么把柄，板上粘满了黑色的霉点。
“没必要，这有电梯啊。”女人瞥了他一眼，说，“哎，你进不去的。”
“好的，好的，”萨意略带歉意地对奎恩说，“真遗憾啊，没办法用推车了。”
“不要紧，非常感谢，”奎恩说，“一共多少钱？”
“不急，”萨意卸下一圈圈麻绳，把箱子搁到前门，他听到身后的鸣笛声，赶紧跳上驾驶座给车辆让路，说，“小奎恩，再联络，再联络！”
“你也没入场券。”女人对奎恩耸了耸眉，她的眉毛都被剃光了，只留下两道眉峰高耸的棕色眉粉。
“什么派对？”奎恩和女人一起推着纸箱，走到电梯口。
“去年的，去年没搞成的——你几岁？”
“十七。”
“最好别溜进去，每年都有人被灌酒的，你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我向来对派对没兴趣。”
“你给我看看，现在花园里有人吗？”
白烟从两排红帐篷钻到半空，奎恩说：“只有两个抽烟的保安。”
“快进来，快！”女人将夹着后门边的餐车推进电梯，匆忙把大箱子抬上餐车，电梯一开就推着餐车跑到走廊的尽头，在一扇红棕色的木门旁停下，把车上的大箱子丢到门前。“别被发现了！”她气喘吁吁地说着，肚子上的赘肉在黑雪纺衫里不停地抖动。奎恩看着她把另外几个箱子扛上车，不停地在长廊上推车小跑，从一端跑到另一端，又跑回来，她不知道谁更孤独一些。
“去吧，晚上够你收拾的了。”女人递给她一把银色钥匙。
“我还得出门。”
“干吗去？这会儿附近可不太安全。”
“去打疫苗。”
“第二针？”
“对。”
“看样子我这把年纪的人都打完了。”女人提高了嗓音说道：“祝你好运，红头发的小东西。”
奎恩在纸箱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电话和邮件地址。这里应该不会有人拖走她的东西，她想，不过，她还是把电话涂黑了。她走到电梯边的步梯，几个穿露脐上衣的女孩走上来，迎面对她说了几声借过。跟在她们后面的是一个穿着金色亮片短裙的女孩，她护着左臂，应该是刚打完疫苗。这些人都没戴口罩，奎恩快速跑到楼下等公交车。车子迟迟不来，越来越多的松鼠跳到站台的平顶，她的头顶咚咚咚响。她有点害怕，担心这些松鼠都会敏捷地弹跳到她的肩膀上、头上，像弹性十足的线球，毛发浓密。她叫了一辆出租车，坐到了后座。司机没有说话，她也没有。她转念想到萨意，他已经发了好几条付款的消息，最后一条是一串双手合十的表情。她想立马转账，不过手机自动关机了。她又想起那个胖女人对萨意说的：“哎，你进不去的。”可怜的萨意，她想，他会反复回想被人拒之门外的瞬间吗？或许不会。她想象着，在驶离小路的那一刻，他立马叼起一支烟，悠闲地哼些调子，或许他才不会去管这些房东怎么看他。他帮客户搬了家，做了他该做的，也即将领到给他的报酬，至于其他的事，别人的脸色，就和他没什么关系了。她希望事实如此，这样就没有不必要的恻隐和愧疚。
悦-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