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国人安土重迁，地域情节严重，都是太平日子给惯的了。
元末明初兵戈六十年，北方人都说自己祖先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江浙一带清初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清末又闹了十几年太平军，人口减员上亿，南方人早已不分苏浙赣皖沪了。当年张献忠屠川杀光四川人，武侯祠外流传一首竹枝词，
“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
中国人就是这样在一百年一次，一次五十年的屠杀中幸存下来的。
天府之国尚且如此，关中亦不可幸免。同治回乱十二年，祸害了两千万人，八百里秦川十室九空。朝廷号召复垦，闻风而来的是山东人，先占了渭北后占了渭南。四川虽然离得近，但是蜀中生活安逸，蜀道又难，于是四川人晚到一步在西安南边安了家。
等到光绪年间河南人逃荒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大块田地可以占，只能散落在各地。
况且山东人和四川人来的时候是移民，家物什齐全。山东人推车，四川人有手艺，关中人叫他们“山东客”和“四川揪子”。河南人来的时候是难民，只有一根扁担，所以称为“河南担”，后来这个称呼有了歧视性的意思，就写作“河南蛋”了。
其实第一个河南蛋是老子，史载紫气东来，周天子的图书管理员骑牛过函谷关，留下道德经五千言，飘然西去不知所终。
《白鹿原》里说北宋年间有一河南小吏，骑着骡子过函谷关来到了滋水县发现了白鹿原，在此兴修了白鹿书院定居下来。小吏的儿子是小吏，到了第三代却出了四位进士同朝为官，御赐匾额“四吕庵”光宗耀祖，于是有了千年仁义白鹿原。
1
1877年是光绪三年，曾国藩长子曾纪泽此时孝满复出。二十八年前他爹守孝的时候钻研三礼，《礼记》、《周仪》、《仪礼》，成全了自己半个圣人的名号。
而曾纪泽守孝期间案头放的却是一本圣经，一本韦氏词典和一本赞美诗选，从零开始自学英语。
此时他父亲的两位至交，左宗棠和李鸿章正膘着劲儿呢。两人一边在朝堂上唇枪舌战，让老佛爷立下了“塞海两防”的国策。暗地里李鸿章还酸左公只是个举人，引得一品大员勃然大怒，给太后老佛爷递折子要回北京考进士。
老佛爷怎么可能答应，左宗棠西征成功刚刚收复伊犁。两年前左宗棠抬着棺材去西安赴任，三千湖湘子弟沿路密植左公柳，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
李鸿章也从英国买了两艘船创建了北洋水师，开张了开平矿务局。盛宣怀也报喜说在南边发现了大冶铁矿，他主事的招商局还在上海开了第一条电话线。
有两位重臣为朝廷殚精竭虑，何愁天下不太平。后来陈宝琛给溥仪讲课的时候，说这这些年叫“同光中兴”。
但是同样是1877年，河南大旱，秋收颗粒无收。一顿糠菜一顿粮好歹拖过了年关，发现来年的春播既无雨水又无种子。南阳府邓县薛营村一户农民薛大知道再拖下去就要人吃人了，薛老祖九代之前从鄱阳湖边逃难到南阳盆地，祖宗关于如何躲过饥荒的说法在族里代代相传，头一条就是，
“跑北不跑南，跑原不跑川”。
一百年之后，薛大的后人用这句话请教正定县有名的大山先生。先生说薛老祖有大智慧，山中匪盗横行，田薄不养人，南方宗族斗狠，外姓人不易生存。还是原上人仁义，地厚水肥，容易混口饭吃。
于是薛大撂下自己祖传的二亩三分地，一双扁担从家出发，往关中方向逃难去了。
扁担前筐装的是儿子薛老虎，因为儿子金贵，要放在前面随时能看住。后筐装的是大女儿，名字就叫大女。
庄户人能生不能养，老薛家的子女只有小名没有大名，等到孩子活过了虚岁七岁下地干活，才让先生起个文绉绉的大名，然后名字写进族谱，人进祠堂拜祖宗。
自从父亲过世后，薛大的大名“勇胜”就没人提起过。算命先生说他有三个儿子，三代之后贵不可言。于是薛大给自己的儿子预备下了龙虎狗三个小名，他心里想的是龙能考取功名光宗耀祖，虎能镇住四里八乡让外人不敢欺负，狗就是养儿防老，能留在膝前承欢就行。
但是没想到长子龙儿两岁就夭折，二胎又是个姑娘，三胎小儿老虎逃难时只有三岁，薛大没有一个后代起了大名拜过祠堂。
薛大和老婆带着这双儿女没走函谷关，一路往西走山路，从蓝田县下了关中平原。自己一路做麦客，打土坯，老婆和孩子一路讨饭，终于在渭水河边一位姓黎的河南同乡帮助下落了脚，生下了第三个儿子。
这个小儿子就彻底成了陕西人了，再没机会拜过祠堂，一直就叫小名狗儿。倒是女儿大女后来又拜了祠堂，她在薛家最困难的时候嫁回了邓县，用老家薛营的二亩三分地当嫁妆，换回了二十个银元的彩礼。
这二十个银元让薛家在原上度过了两个灾年还剩下一半，薛大用最后这十个银元当彩礼让狗儿娶了黎家的小女儿菜花。
黎家人也仁义，把八分天字号水田当嫁妆给了薛家，说是要结成世代儿女亲家。
但是这个承诺就维持了一代，狗儿和菜花的孩子跑出了原上，跑出了关中，成了共产党的大干部，威震西北的薛书记。
祠堂也好，婚约也罢，白嘉轩和鹿子霖眼中大过天，白灵和鹿兆鹏眼里还不都是封建残余。
2
和白鹿原一样，薛家在薛营村的祠堂也占了村里最好的风水。因为祖上来自江西，祠堂柱梁檩椽，黑瓦白墙，刚修好的时候还颇有点江南水乡的遗韵，和中原的庄户格格不入，但是建筑早就破落了。
从前清到民国，宛属十三县有个军阀叫别廷芳，号称小阎锡山。这个别廷芳虽然以贩鸦片作为买枪置炮的财源，但是鸦片只准过境。本地吸鸦片种鸦片的，抓到一个杀一个，抓到一对杀一双。所以薛家也没有白嘉轩这样的后生，在乱世里靠种鸦片重振门楣，重修祠堂。
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二野十纵南下解放邓县，打头的58军就把军部设在这个破败的祠堂里。
二野十纵不是三野宋时轮那个“排炮不动，必属十纵”的铁军，58军也是个起义部队临时拼凑杂牌军，不过58军的杨政委是个长期在河南搞土改，很会做群众工作，被二野政委首长点名表扬很多次。
杨政委一到薛家祠堂，就召集了邓县各乡的群众干部，打听到邓县的护城河有一处浅滩可以涉水过河，城墙也在这个浅滩处拐角，不知道是地基不稳还是风水问题，加上修城墙的父母官偷工减料，城墙年年开裂要修葺，几百年里塌了好几次。
直到别廷芳从北京请来了邓县第一位北大生丁叔恒做县民团司令，这个“丁大牙”把自己家祖父两辈的寿材，七根丈二大楠木都捐出来打地基，才修了牢靠的城墙，但是木头毕竟是木头，不是混凝土，此处城墙怕还是个样子货。
果然侦察兵趁着夜里渡过护城河在浅滩处埋下炸药包，一炸城墙就塌了。58军的战士一拥而上，解放邓县城，活捉丁叔恒。
攻克邓县之后，南阳全境解放。杨政委接到了二野政委首长的电话，说毛主席叮嘱一定要保证丁叔恒的安全，把人送到北京受审。到了北京之后，办案人员告诉丁叔恒，只要你写个保证书，认个错，就可以放回去老老实实接受改造。
杨政委一开始还稀奇哩，这丁大牙不过是个邓县民团司令，当年别廷芳宛属十三县联防司令，也不过是个少将，死了蒋介石才舍得追授个中将。淮海战役杀红了眼，一个双堆集就抓了27个国军将官，没见毛主席打过谁的招呼，这个丁大牙何德何能？
后来才知道，丁叔恒1919年进的北大。同是那一年毛主席到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毛主席去北大因为他后来的岳父杨昌济，丁叔恒去考北大是因为他的同乡学弟，当时已经在北大名声鹊起的冯友兰。
丁叔恒和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有几面之缘。异乡人寒暄总是先打听籍贯，毛主席听他自报了家门，说我知道你们南阳，你们出了个皇帝刘秀，出了个军阀张绣，还有个诸葛亮隐居在此。这几句话二十九年后被毛主席原封不动搬进了《中原我军解放南阳》的电文里。
但是丁大牙倔得狠哩，一点像他那个不带种的同乡冯友兰，一不认错，二不改造。所以一纸判决，“丁叔恒是反动军阀别廷芳的孝子贤孙，一贯反共反人民，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押回原籍给铡掉了。
丁大牙的人头被挂在邓县城门口示众，然后还要取下来轮流到各乡展览作为警示。
等到人头送到薛氏祠堂外面挂着的时候，老薛家的人议论纷纷，这丁大牙也算个仁义的人，从不贪赃枉法，抗日还有功。蒋介石当年扭住别廷芳不杀，这毛主席咋杀了丁大牙哩。
也不知道是谁，把丁大牙的人头偷了下来埋到了祠堂后面。邓县县委说要严查，报到杨政委这里。他此时已经脱下军装，当了解放后第一任南阳地委书记。
杨政委一边批示，“算了，人早晚要入土为安”。一边又想到了自己死在老家滑县的父亲，第一次土改的时候杨父因为儿子是共产党的干部，主动把粮和地分给了穷人，怎么到了二次土改的时候，还是让人当成地主给打死了，等到自己得到消息赶回家，人已经过了头七了。
这个事情在毛主席《中原我军解放南阳》的电文里面也写了，
“在1937去年下半年的一个极短时间内，我们在这一区域曾经过早地执行分配土地的政策，犯了一些策略上的“左”的错误。但是随即纠正了”。
是的，错误总是极短的，总是能够被纠正的。
之后这三十年，这祠堂住过捧着毛选的知青、带着像章的赤脚医生、穿的确良的大学生村官。但是人来人往都是住两年就走，没人想踏踏实实想修好这祠堂。
直到后来薛家三代为官，一代比一代做得大。邓县的父母官才拨专款修葺了薛氏宗祠。主厅修旧如旧，又在外面加了两进大院，健在的薛家老太君挥毫写下的四个大字，“邓州薛氏”，被烫在门口的鎏金大匾上。
3
王医生他爸叫王先生。和白鹿原一样，上千年来山西运城的黄阳村里一直就有两个先生，一个教书，一个治病。
他爸也像白鹿原里的冷先生一样开门延客、童叟无欺，大户财东为自己的小老婆头疼脑热往怀里塞两个袁大头他爸接住，寡妇家独子得麻疹哭天抢地出不起诊费他爸也不计较，只是回家让他妈和他奶奶把做不完的针线给寡妇送去。
王医生大一点了问他爸，那财东狗日的为富不仁，你为啥还给她小老婆看病。他爸说你不给财东看病，那寡妇就看不起病了。
王医生又问他爸为啥有时候一个方子管十个病，有的时候一个病十个人的方子不重样。他爸不耐烦给了他一巴掌，说你狗日的只管学……
如果不是十五岁那年代他爸去西安城给他姑的药铺送药材，王医生也应该叫王先生了。他在广仁医院看到了医生白袍大褂地给小孩缝合伤口，孩子下来立马活蹦乱跳。这病要是他爸看见了，就只能让人撒两把香灰，赶紧准备后事吧。
王医生头脑一热就要学西医，自己没上过一天新学，医学院是不收的。好在民国的时候西安不太平啊，医院也需要帮手，王医生在外科和急救科做学徒耳濡目染，基本的消毒止疼包扎急救十八般武艺学会，但是还是某不到一个固定的差事。
王医生一气之下投了延安，八路军正是用人之际，临床手艺一级棒的王医生在陕甘宁边区医院做了医务科科长。他的爱人，是医院妇产科的护士，负责给“358团”和“278团”接生的。
当时的延安，按照王实味的说法，男女比例是十八比一。僧多粥少，革命任务重，基层干部工作调动更是频繁，所以理应舍小家顾大家。中央对于党员结婚有过几次规定，同时满足年龄、入党时间和级别要求的才能结婚，358也好，278也罢，重要的是一定要团级以上干部。
所以王医生的爱人只能给为高级干部的家属接生了。1942、1943年整风运动闹得最厉害的时候，王医生和他爱人也没闲下来过。毕竟一场触及灵魂的思想解放，也不耽误为革命培养接班人啊！
王医生是1937年到的延安，那时候全国各地的女学生都把延安当做革命圣地。她们带来了上海、北平、汉口、重庆的生活方式，王家坪和门外桥沟的大礼堂白天开会，晚上就成了交谊舞场上。
在俄国交响乐和大上海的靡靡之音里，一些首长们和原配的感情逐渐破裂了。堂堂中组部都变成了婚介所，在组织的撮合下，一些女学生把生活上照顾首长和思想上追求进步结合在了一起。
最坏的是史沫特莱和李德两个外国人，追求性自由解放的美国白左天天鼓动别人家的男人从“婚姻的牢笼里解放出来”，外表道貌岸然的德国大胡子脑子里就装着一张“延安颜值七分以上女战士地图”。
那个年代延安没有杜蕾斯，没有毓婷优思明，这可忙坏了王医生和他爱人。常常是从上面接到了某某同志夫人要住院的指示，等人到了发现和上次来的不一样。甚至还有两个夫人一起进来住院，一个要生，一个刚怀。这个时候如何对待前妻，最见领导人的品性了。
王医生见过躺在病床上的原配大骂，
“狼心狗肺，你狗日的明天就像黄克功一样让毛主席给你枪毙了。”
来医院骂娘的干部也拿毛主席来说事，
“你不要把怀孕当做挡箭牌，我不从婚姻里解放自己，我还解放个屁的全中国，毛主席都和江青结婚了，你去告吧，我看你能翻天呢？”
整个延安城都风清气正、空前团结，只有这个陕甘宁医院妇产科一地鸡毛。多年以后他回到家乡，能用四个省的方言骂自己的四个儿子不带重样，就是在这个时候学的学会的。
最后王医生还是成了王先生。党中央从西柏坡搬进了北京城。1950年，年富力强的任弼时同志突然逝世，让中央决心加强医疗保健工作，从协和抽调精兵强将组建了新的301医院。像王医生这样没有学历的二把刀就不再适合为中央领导看病了，调到了华清池干部疗养院。
在华清池的日子里，王医生有点寂寞，竟然逐渐染上了喝酒抽烟的毛病，脾气也越来越坏。有一次酒后和同事聊天，竟然把延安时期中央领导们生孩子的事情如数家珍，绘声绘色全抖落出来。
第二天，王医生就接到通知，让他回运城老家休养，领导说的时候也是和颜悦色，“老王啊，搞了这么多年革命，是该享受一下社会主义的清福了”。
那一年是1957年，王医生正好50岁。他想想就后怕，那些话要是晚一年再说，恐怕自己就不是回家种地这么简单了。
王医生终于还是成了王先生。他和下乡的赤脚医生一起为乡亲们看病，用土法，开中药，除疟疾，杀血吸虫。但是跟他爹不一样的是，他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时刻紧跟党的政策，只给贫下中农看病，黑五类子弟一律赶出大门。
王家成了黄阳村里最懂政治的一家，他用了人民日报那一年的社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给自己的四个儿子取了小名，王多，王快，王好，王省……
这四个儿子一个比一个聪明，尤其是小儿王省，两报一刊的文章过目不忘，倒背如流，下笔写作文也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肆意流淌。
黄阳村山高皇帝远，王家就这样谨小慎微地度过了文革。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四个孩子一起考上大学。
孩子们临走前的时候村里锣鼓喧天，一起送大学生，县长还亲自到黄阳村发了奖状给王家。这么喜庆的时候王医生绷着个脸，一点也看不出高兴。他把小儿王省拉到一边说，又讲起了自己在华清池疗养院讲过的东西，首长之间谁跟谁有仇，谁跟谁有恩，谁跟谁是儿女亲家又生下了谁谁谁。
王省听得魂飞魄散，万万没想到他爹一辈子谨慎，此时居然嘴里说出来这么多没天日的浑话。想当初林彪摔死的时候，县里放了通知，他回到家喊，“爸，林彪是个叛徒”。结果被他爹一个耳刮子扇得满天星光，“叫你枪崩候的再乱说话”。
王医生看出了儿子眼里的疑惑，叹口气说，“孩儿啊，你红楼梦白看了，从前在咱们这小地方安分守己就是福，你这去北京上大学，出来就是做大干部。咱们小门小户的谁家都得罪不起，我这是给你一张护官符，让你明白这里面的利害”。
王省上火车的时候在笔记本上把爹讲的事情都记下了，之后的三十年他靠着这张护官符，靠着自己博闻强识出口成章，靠着人情练达世事洞明，成了有口皆碑八面玲珑的第三梯队干部，中组部和办公厅的台柱子。
但是他在火车上唯独忘了记下他爹的最后一句话，“薛书记家风严实，待人厚道，你有困难可以去找他，侯主任精于算计，家里人都勾心斗角，和他们家的孩子不要深交”。
他就败在这句话上了。
4
白鹿书院的朱先生说，“英雄难过儿女关啊”。
头一个搅乱白鹿原上人心的是进城打工回来的石头，石头贱命一条，白嘉轩和鹿子霖翻个手就能让石头家破人亡，一辈子看守祠堂。但是真正在原上掀起一场风搅雪的是自己亲手送进城读书的鹿兆鹏和白灵。
亲骨肉要造老子的反，你咋弄？白嘉轩再硬的腰杆子再也硬没用，你还能硬得过阎锡山？
侯书记年轻时读的是山西国民师范。阎锡山拿每年出来三万大洋，养着学校一届一千五百号学生，没想到这第一届就出了200个共产党。
南阳的别廷芳只是个小阎锡山，尚且有个彭禹廷、有个丁大牙为宛西自治卖命死节。山西这个真的阎锡山，后来他跑到台湾的时候孤身一人，在山西只有一个女子“五姑娘”为他死节，他气不平啊，说，
“山西人杰地灵，我阎百川一不养女人，二不抽大烟，剩下的钱供着你们这些小乃球上学，就我老家五十里之内，文出了个侯主任，武出了个徐向前，乃刀货们全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1935年侯主任在天津被抓，在反省院里面关了两年。37年北平国府南撤的时候准备枪毙他，阎锡山还惦记着这个山西大才子，让机要秘书带着两盒子大黄鱼去把人捞出来。当然这也成了文革时侯主任“叛变革命”，“通敌反党”的证据，北航的天派红卫兵硬生生把他的头发拔光，还扯下来二指宽的一块头皮，血淋淋的。
三个儿子中两个都加入了红卫兵，批斗会上，急于证明自己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大儿子也反手两个巴掌打落父亲三颗门牙。
小儿子被大儿子的六亲不认吓到了。不过更打击他的还在后面，被抄家的时候他舍命保住的一本家庭相册藏在同学家，里面全是侯家和被打倒老领导的合影。同学也被这儿子打老子的运动吓破了胆，把相册交给专案组。康生看了之后直接下达指示，把侯家的那几个小崽子全都给我抓起来。
小儿子在监狱里蹲了五年，天天写反省材料揭发父亲，侯主任也在牛棚里一关就是九年父子不相见。
这个时候没有阎锡山了，谁来救他呢？没人救他了，老同事们都躲之不及，家破人亡，家破人亡还互相划清界限。
幸亏二野的老政委复出，安排中央党校的姚校长兼任中组部长。花了三年时间排除万难，调查清了当年阎锡山救他的事情。这才恢复了职务和待遇。
侯主任复出之后没怪儿子们，他从小就见识过手足相残，他大伯贪图祖辈传下来的造纸坊，让他和爸妈一起净身出户。从前的纸坊东家变成了劳工，就靠着侯主任他爸一双噼里啪啦的算盘勤俭持家，让一家三口的日子逐渐滋润起来。没想到一家刚刚奔了小康，他败光纸坊的大伯又提着刀抢走了40吊钱，是一家人全年的口粮钱。
此时侯主任刚到上学的年纪，她妈又添下一个弟弟嗷嗷待哺。他爸就是神算子噼里啪啦怎么拨弄那个算盘钱粮都不够用。最后爸妈一狠心，把小儿子溺死，全力供侯主任上学。
侯主任还对儿子们说搞革命就要放开手脚，不要念旧情，打破家里那些坛坛罐罐，才能带着群众朝前大步走。想当初阎锡山对侯主任有栽培之恩、救命之恩，还不是被他用一招“用阎锡山的面袋装共产党的面”，弄走了10万条人枪，阎锡山一世英名最后却成了个光杆司令。
所以50年之后那次著名的民主生活会，侯主任也没有念及姚校长的平反之恩，率先发难，批斗了姚校长七天七夜，让姚校长引咎辞职。
多年以后，侯主任的小儿子成了侯市长，他继承了这一家的六亲不认，也学会了政治生活中的虚与委蛇。
在历次换届大年里面，他都非常小心隐藏着自己的政治企图心，让别人看不穿，摸不透。别人以为他要升任省一把手的时候他回北京当部长，别人以为他要子承父业抓经济工作他却要去偏远的西部省份历练。
美国的财政部长想提前和下一届中国领导层搞好关系，不远万里跑到他偏远的治所参观。会见时他张口闭口全是老区扶贫、本地治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问，你这里的经验准备以后推向全国吗？侯市长说，这个你问总理去，我只是个地方父母官。
不久他还邀请北京那位大名鼎鼎的胡主编来到省会，穿着一袭睡衣接受采访，说我老了，没有什么想法了，只希望换届之后平安着陆。胡主编一肚子的问题，关于侯市长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治安整治运动，此时都化为一缕青烟。她知道了，这位风度翩翩的侯市长不是来接受采访的，是托她给别人带话哩。
谁能想到一年后，侯市长就在法庭上做最后的陈述，自责自己“治家无方”，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侯市长说自己听信妻子的话，怀疑那些不利于自己换届年更进一步的黑材料都是前妻母子俩组织的，所以让自己的公安局长配合妻子调查前妻母子俩。公器私用不说违反组织原则不说，还让妻子和公安局长“如胶似漆”地搅在了一起。
在监狱里办离婚手续时，侯市长说了一句，“侯家三代命中如此”。妻子回一句，“大梦初醒”。
真是大梦姓得太晚了，当年侯主任在延安第一次见毛主席，毛主席见他姓侯，说，“古文观止第一篇就是郑伯克段于鄢，封共叔段子姓侯，你可要吸取你老祖宗的教训啊”。
当时侯主任没听明白，如果他在天有灵，看到子孙如此境遇，一定会感叹英明不过毛主席！
5
扎西是个不像藏族的藏族姑娘。北京西藏中学的毕业生，如果愿意多保留一些民族特色就会选择报考中央民族大学。如果向往西化、汉化的生活就会选择清华北大。
扎西好像两个都不愿意，她选择了从西藏中学大院走着就能到的对外经贸大学。不过却读了特别西化的金融工程（国际投资方向）。一般来说，藏族学生都更愿意选择一些更能体现文化多样性的专业。
高原人多才多艺的鲜血在扎西的血管中流淌，所以她并不是不喜欢唱歌跳舞。她的舞蹈老师是民族大学的著名舞蹈教授卓玛，声乐老师是传媒大学的中年高音歌唱家格桑，两位德高望重的藏族艺术家都是在父亲的央求之下才破格接受做一个孩子的家庭教师。
大学和专业的选择也体现了她的矛盾。她不愿意和那些紧紧抱团的同族人一起，同时又对西藏中学的老师们倍加依恋。她希望打破藏族人就是唱歌跳舞的刻板印象，同时又怀揣着一颗追随老师出现在舞台或者电影上的明星梦。
长江流域大发洪水的那个夏天，九岁的扎西被父亲送到了北京读书，之后她就很少再见到家人了。刚来北京的时候她是个活泼可爱，对一切充满好奇心，动不动就手舞足蹈的姑娘。
但是谣言和她的月经初潮在同一年到来，关于他父亲是谁的传闻五花八门，甚至有藏族同学开始说她是私生女，作为人质被送到北京，好让他的父亲对一次金瓶挚签的结果保持沉默。
似乎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雪域高原上叫不出名字的野花统称为格桑花。扎西这朵格桑花在谣言中变得越来越沉默。在汉族人看来，他是个藏族人，在藏族人看来，她却是汉族。
就像白鹿原上的田小娥一样，谣言总是包围着最具有性吸引力的女性。扎西的脸庞兼具了藏族人的方正和汉族人的柔和，长期的舞蹈和声乐训练让她的脖颈和腰肢都拉丁美洲化了。那些传他谣言的藏族男生没有一个不在夜深人静时一边思念她，一边暗自朗诵仓央嘉措的情诗
“心头影事幻重重，化作佳人绝代容，恰似东山山上月，轻轻走出最高峰”。
所以那天扎西被民族大学的同学拉着走进西山超跑俱乐部在四季青桥的修车厂，什么尤物没见过的大厅里还是安静了几秒钟。大厅里停放着三辆从来没有登记过的法拉利Enzo，王公子站在那辆同样没有登记过，由阿布扎比王子转赠而来的兰博基尼Reventon前面，显得鹤立鸡群。
这个王公子当然不是王思聪，他是王省的儿子，后来随了母姓姓郭。王思聪看不上SCC超跑俱乐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少有人知道这个王思聪想进也不能进的西山超跑俱乐部。
俱乐部成员一水的正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子女，籍贯也以太行山东西、黄河两岸为主。他们的父亲在之后三年的打虎运动中遭受了灭顶之灾，但是在当时都在北京城横着走。
鄙视链是没有尽头的。侯市长的儿子组织的海外同学联谊会就看不上西山超跑俱乐部的这些新贵家的纨绔子弟。他们清一色的美国藤校和不列颠四校出身，上溯三代一定有一个名字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上，女生都已经举办过或者即将在巴黎举办自己的成人礼舞会。他们的学识、品格、出身都无可挑剔，每次聚会都以历史和全球的尺度讨论问题。
因此，同样追随了母姓姓郭的侯市长家的公子对王公子改姓郭颇不以为然，他觉得“海里”长大的孩子才有义务低调地追随母姓和使用ABB型的名字。侯公子一有机会就直呼王公子其名，完全不顾及王公子眼中喷射出的怒火。
侯公子从小拿全额奖学金如同砍瓜切菜，在英国读高中，美国读本科，进过真正的兄弟会和骷髅会，每次父亲侯市长接受采访提起儿子都是一脸骄傲。侯公子觉得王公子这种托关系进北大的，输在起跑线上不说，还在北大还搞了一个山寨骷髅会的战略研究会，纯属海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就在王公子的战略研究会成立的当天，侯公子托父亲安排自己在北大百年讲堂上发表演说，无论阵势、派头、讲话的气场都完全压倒，像是在王公子脸上屙了一泡尿。
一次慈善总会的青年筹款晚宴上，侯公子听王公子对扎西大谈气候变化及未来可能衍生的金融市场有多大时，当场哈哈大笑，“地球你先别管，把你的GPA先搞到2.5行吗？”
然后侯公子的眼睛就离不开扎西了。
从此北京最顶级的圈子里开始流传侯、王两位公子争夺扎西的传闻。关于扎西的各种谣言，比如这个藏族女子擅长调制神奇的藏药，有外人不传的密宗房中术、甚至一凤二龙都说得有鼻子有眼。
王公子和侯公子的恩怨来也是来自上一代的口提面命。侯市长十年前的冬天第一次被圈进那个24人的小名单。跑来侯家报喜的正是王省，王省正在负责查办上海发生的一件大案，原来拟定的名单里空缺了一人，于是把侯市长给补上了。
老爷子就是没熬过那个冬天离世的，但是当时精神还挺好的，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高兴。但是侯市长听到了王省皮笑肉不笑地说，“侯主任，这下可好了，又多了一个咱们山西的孩子”。那一股伺候人的太监气扑面而来，让他浑身不适。
老爷子的追悼会之后，侯市长走马上任，但是对这个王省毫不领情，甚至多次出言讥讽。他忘不了被康生抓进黑牢的五年，也从小就听说老一辈对康生如何反感，最后康生骨灰如何被移出八宝山。可惜这种反感最后没有拦住他自己用了一个康生、贝利亚式的人物，就是公安局的王局长。
王省发现了侯主任、侯市长两代人对自己的态度截然不同，也不再计较山西同乡的情谊。他此时变成了一个康生式的人物，以调研为名在原有的国安系统之外打造了一个新的情报网。不仅盘古大观的主人会交给他一份北京市副市长的录像，通过央视那位全世界人民的老朋友，连纽约时报的普利策奖得主都被他夫人骗得团团转。
08年之后那些侯公子在海外如何纵情声色，在国内如何飞扬跋扈的报道，都是王省通过他控制的情报网和海外媒体捅出去的。侯市长还一直蒙在鼓里，怀疑是前妻母子放的黑料。
鹿子霖说得对，当爹的无论腰杆子再硬，最大的软肋还不就是他的儿子白孝文。你把他儿子裤子扒下来，不就相当于在他爸脸上屙尿。
侯市长被双规的那天，是王省签字盖章的文件。王公子通过他老爸的情报网络得知侯公子在保利俱乐部借酒浇愁，连车都没来得及换，开上那辆平时他最看不上的法拉利F430直奔东城区，中途约了扎西上车。
他就是要在扎西面前，羞辱这只已经被拔掉牙齿的小老虎。
直到最后离开保利俱乐部登上王公子法拉利的时候，其实扎西都没有委身过任何一人。甚至侯公子一人饮酒醉的样子勾起了她浑身的母姓。
那么多次她没有拒绝出现在侯、王两位公子的身边，不是她想要削尖脑袋挤进这个所谓的上流社会，她只是太讨厌孤独了，同时太喜欢那种别人害怕她的感觉。
她于是告诉王公子说已经拿到了去美国东海岸读书的Offer即日就将启程，自己不会参加当天晚上他的狂欢派对。
已经准备好用扎西来庆祝胜利的王公子暴跳如雷，他一通电话出去就从民族大学接上来一个女生长相神似扎西，王公子让她对着自己的下体不可描述来羞辱扎西。她一边撕扯那个女生的衣服一边在北四环上狂吼，“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想你这样的姑娘我在北京市想要几个有几个！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爸是谁？你去美国？你是在咒你爸要死了吗？”
扎西想起了自己舞蹈老师卓玛给她讲过的那些可怕的事情。她此时感受到的是竟然不是愤怒也不是恐惧，而是如释重负，终于有人把那些父亲从来没跟她说过的真相说了出来。
只是这种如释重负只持续了几秒钟，那辆入门级的黑色法拉利F430就旋转着将她抛出车外。
扎西挺到医院的时候还没合上眼，医生说她非常想要活下来。或许是因为她看到了父亲和卓玛老师的问题有了解决的希望，或许是因为如果车上的人都死了，就没人替她澄清那些后来再也无法澄清的传言。
6
家中事大，大不过红白两事。
红楼梦里开篇第一件大事就是秦可卿死封龙禁卫，最后一件大事是史太君寿终归地府。黑娃在原上革命闹得欢，白嘉轩也要把孝武的婚事大操大办，结婚当然不是一个人的事，那是结给别人看的。
薛家长女代薛太君行家长职权之后第一件遇到的大事就是姚校长遗孀的去世，姚校长德高望重，但是党内党外纪念的立足点不同。要不要参加，如何参加成了一道难题。
十年前杨政委去世的时候很多人不敢吊唁，老太君力排众议送了花圈，所以这次很多双眼又盯着薛家。
长女说了一句按照国事按照国事办，家事按照家事办。姚校长有恩于我们家两代人，送花圈、全家去吊唁显得有情有义。但是遗孀的行政级别不够副部级，央视人民日报不报道也是有理有据。
所谓龙生九子，各不成龙，五个指头伸出不一般齐。北京的革命世家，从葬礼上就能看出各家的口碑。去年花老三去世，前年胡老大去世，两家同样在南方经营多年，最后来送别的人数真是天壤之别。当时就有好事者说，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革命血统在八宝山不稀罕，曾纪泽的孙女在北京却只有一个。
薛书记去世的时候，虽然薛家已经落户广州多年，那也是北京城的一大盛事。薛书记最引以为豪的不是自己十三岁参加革命，不是三次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而是自己一辈子从来没斗过别人。
他是深受其害的。
薛书记搞革命头一个十年刀口舔血，不在白色恐怖里，就在红色恐怖里。35年在陕北一边打仗一边分地，眼见着几个贫农分到钱粮就去赌，薛书记大骂这几个人没出息，还不如土匪。这话传到了搞工运出身，从武汉来的根据地总政委那里。薛书记马上被当做异己分子头上套上麻袋，就按照口供强行按了手印准备活埋。
就差一顿饭的功夫，当时还是红小鬼的姚校长作为联络员从吴起镇赶来，带着毛主席“一切被捕干部移交中央处理”的决定，把薛书记救了下来。
薛书记差一点没成了白灵。但是7年之后，他的两个表弟，就是嫁回邓县的姑姑大女生的两个男娃。在县城上学时偷听延安的广播，听到了新华社发薛书记的讲话，带着两布袋馍馍，就穿越汤恩伯和胡宗南部队六条封锁线投奔延安，要找哥哥参加革命。没想到人没到延安，就被草菅人命的游击队政委当做敌特枪毙了。
薛家老太君运气好，她背着一杆汉阳造从老家正定出发，两个月时间，车换马，马换船到了太原。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遇到了侯主任，给开了介绍信到的延安。
不过薛书记和老太君在山西结婚的时候，也是审查一日紧过一日的时候。薛书记在学校负责政审，从宽不从严。他对组织上的一些做法有了异议，心情苦闷，就给老太君写信。写信的口气还是领导的口气，端着，讨论工作方法的问题，一言不合就引用《联共党史》和《改造我们的学习》。
写着写着老太君背着那杆汉阳造就上楼来了，敲开了门问，领导，你老给我写信，你啥意思嘛！
薛书记90年代听从花老三的建议“做官去中央，做人在地方”，搬到广州居住之后，薛老太君再也没听过丈夫嘴里冒出一个政治词汇。薛书记对任何事情的评价都是用浓厚的关中口音说，“好哩狠”或者“这可说不过去”。而且“好哩狠”越来越多，老太君给他汇报任何事情薛书记都觉得做得恰如其分。
最后的这个葬礼老太君做的也一定让薛书记在天之灵满意。葬礼最与众不同之处不是革命后代们行礼如仪，而是白压压一大片来自原上的老乡。很少见中央领导的葬礼邀请这么多农民。
薛家老太君把小儿薛省长从革命后代的包围中拉出来引到偏殿，老乡们朝薛书记的遗像三鞠躬之后，老太君让薛省长也三鞠躬，向打着头巾，抄着旱烟的人群回礼。恰如白鹿原上的婚丧嫁娶要一拜天地，二拜父母，第三一定是拜乡党。
薛家和关中土地的感情是横跨两代人的。薛书记家在原上不过她妈陪嫁来的八分地，他爸在丰年也得给人扛长工，让她妈在灾年还得出去要饭。薛家命运转机是靠大伯薛老虎，离家出走讨生活十年杳无音讯的薛老虎原来被征作民夫伺候老佛爷和光绪皇帝起驾回京，后来投了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奉命回陕西剿匪时已经是个不大不小的统领。
大伯此后再没回过原上，生死未卜。但是大伯留下60大洋换成了薛家的四亩一分地和三间大瓦房，让薛家从长工变成了富农，薛书记也被送到了私塾，然后在县里读高小，去西安读师范。
薛书记小时候就和爸妈一起面朝黄土背朝天，到西安之后仍然每年要请两次假回家割麦，和土地的感情是打断骨头连着筋。
到了薛省长这一代，他74年去陕北插队，受不住苦跑回来过一次，老太君苦口婆心劝，
“人都说关中冷娃关中冷娃，其实都热乎着呢！你爸武斗最厉害的时候跑回老家原上，老乡谁哈过你爸一口大气。在洛阳劳动的时候，正赶上林彪摔死批林批孔，杨政委不放心，给老部下发电报，让接你爸去邓县接受劳改。
你这么多叔叔阿姨，有哪个是死在庄稼汉手里的？都是死在学生，死在高干子弟手里，这些人下手没轻没重。今天你风光跟你称兄道弟，明天你落了难都要跟你划清界限，但是老乡是不变的，那陕北的黄土地，你往着地上一靠，浑身都是劲儿。”
薛省长就这么回去了，干活出功出力，办事老成公道，成了原上人交口称赞的后生。
十年浩劫多少领导和知识分子自杀，究其原因自己吃苦都是第二位的，被家庭抛弃是第一位的。薛家文革时候四个孩子没有一个和薛书记划清界限。无论吃多大苦都是一家人一起吃的。后来二野的老政委和姚校长给薛家人平反，薛家人回到北京。薛书记和老太君还是定下规矩：
一是，无论政策上有什么变化，无论长辈还是孩子犯了什么错误，家都是家，一家人坦坦荡荡不准说二话。二是不要和城里这些高门大户拉拉扯扯，对象都要找平民子弟。
这个规矩不仅四个子女都严格遵守了，再往下一代的囡囡，不仅不能和高干子弟来往，和富二代们也要保持距离。所以大囡囡和挖掘机之王的小儿子的那段关系，就发乎情，止乎礼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薛家内外的人还觉得老太君太迂腐太不近人情，等到侯家王家先后出事，大家都枉然大悟称颂起这一家的先见之明。
80年代薛书记还在台上的时候，还立下过另外一个规矩，子女一律不准到企业做事。光大、保利和一大片中字头公司成立的时候，所有让薛家子弟去做董事的邀请全都被挡回。薛省长的妻子在电视台做主持人，从来没有走过穴，倒是跟着心连心艺术团跑遍大江南北。
薛省长的哥哥曾经有些愤愤不平，觉得薛老偏心，“为什么大姐就和姐夫去经商，我们其他人当个董事都不行”。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革命世家的女性大都是巾帼英雄，在家得到长辈最多的宠爱。这种偏爱就像白嘉轩宠白灵一样，孝文孝武孝义都是棍棒底下的孝子，唯独白灵是在白嘉轩怀里长大的。
长女小时候最喜欢骑在薛书记脖子上“开飞机”，经常尿了他爸一脖子。薛书记还笑着说，“好哩狠，好哩狠，子尿不臭，子尿不臭”。
男穷养，女富养，女儿家是惯不坏的。薛书记说，你大姐在内蒙古插队的时候就是生产队会计，一双算盘噼啪作响。我自己的娃我不了解，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你们几个从小吃穿的用度都是你大姐和你妈管的，她去做生意是凭真本事，你们几个是被别人拿去当招牌挂羊头卖狗肉哩。
薛书记这句话撂下，等到80年代末都喊着反官倒的时候，薛家是一身清白。
薛书记过世之后，最近两年老太君精力逐渐不济，薛省长的职务越做越高公务越来越忙。长女低价变卖了所有资产，不再经商，专心主持家中事务。她善谋善断，不偏不倚，同时继承了父母的优点。
她的萧规曹随，也让薛省长可以对内说一句打铁还需自身硬，对外问一句十八大之后还不收手？
陈忠实先生去世的时候，薛省长送了花圈。陈忠实先生他一生只见过一次薛省长，在那次在全国文联座谈会上薛省长对他说，我看过你和贾平凹同志的所有的书，写得好啊，尤其是您的白鹿原，看得我每每都想回原上看看！
陈忠实先生回说，只要全国的党员干部们能像薛书记、薛省长这样保持良好的家风，我看中国梦迟早就能实现了，到时候全国到处都是白鹿原了。
（本文纯属虚构，你们别去对号入座，对不上来还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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