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炯昊
“城市就像地质学上层次复杂的岩石，不同时期的残余物消失其中”——王澍：《时间停滞的城市》上海：两种怀旧
小说《繁花》开篇，金宇澄借阿宝和蓓蒂之眼，描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上海西南部前法租界的一角：“两个人从假三层爬上屋顶，瓦片温热，眼里是半个卢湾区，前面香山路，东面复兴公园，东面偏北，看见祖父独幢洋房一角，西面后方，皋兰路尼古拉斯东正教堂，三十年代俄侨建立，据说是纪念苏维埃处决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打雷闪电阶段，阴森可惧，太阳底下，比较养眼。”彼时的上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摩登都市文化，被伴随新社会而来的革命文化海洋涤荡干净，茅盾笔下让吴老太爷惊惧的“LIGHT HEAT POWER”已经消逝。那个年代的夏夜显得静谧，西区的街道上，听得见黄浦江上的汽笛：“东南风一劲，听见黄浦江船鸣，圆号宽广的嗡嗡声，抚慰少年人胸怀。”这是小说中人物的感官，也是作者带着怀旧之眼描述的记忆景象，上海租界的老洋房、已经大杂院化的石库门房子，屋顶瓦片如鱼鳞；早期的新式公寓和旧时代的教堂屋顶，如城市中的岛屿，构成天际线的焦点。记忆带着怀旧的滤镜，也许有不真切的地方，即时性的记录为我们提供了另外的佐证。1957年五一劳动节前后，沈从文南下出差至上海，在家信中，他用速写画的形式描绘了从宾馆窗口看到的苏州河外白渡桥附近，这个城市仍然不乏热闹，但变得“十分规矩又极勤勉”，清晨的外白渡桥上“走着红旗队伍”，“䑵䑵船还在做梦，在大海中飘动。原来是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上海从纸醉金迷的消费性都会，变成了红旗海洋中的生产型城市，热烈但有序。
数十年后，上海再度开始喧嚣，城市化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助推，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狂飙猛进，近三十年来，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都市，上海的城市结构和空间肌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过程中，来自本土和世界各地的规划师、建筑师与政府和开发商配合，参与到各种建设项目之中。无数的蓝图被规划、无数道路网格在城市的边缘构建新的骨架、无数楼宇在极其短暂的时间中被设计和建造；城市周边的农田转眼成为新的建成区域，而老城区中那些旧的企事业单位、居民区被拆迁或更新，无数人曾经成长或生活的区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李欧梵在九十年代中期研究上海近代都市文化，并在学术界和文化届掀起一股对旧上海的怀旧热时，可能意想不到三十年后，九十年代的上海本身成为了怀旧对象，成为了文化记忆和想象的来源，譬如2023年底热播的电视剧版《繁花》中，九十年代的上海叠印了同时代香港和三十年代旧上海的双重意象，亦真亦幻。这样的怀旧符号，能够引起人们的想象与共情，然而可能掩蔽城市变迁背后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九十年代市场化的繁荣意象与三十年代的记忆无缝对接。另一方面，集体化时代的工厂、工人新村，则成为另一种怀旧的对象，并且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被重新“遗产化”“景观化”。
时至今日，似乎需要有新的研究回溯这三十年来城市化所带来的变迁及其背后记忆与情感所系之处。《上海漂移：都市废墟中的漫游者与创生者》就是这样一本引人入胜之作。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几十年来，有关上海的研究与书写在不同学科中可谓汗牛充栋。文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建筑学的、城市规划的研究令人眼花缭乱，甚至综合性的 “上海学”也已蔚为大观，那么这样一本由规划学者所撰写的新著，究竟能带给读者哪些新知和思考呢？本书的作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陈蔚镇，多年来和她的团队一道致力于规划实践与研究，撰写过不少专业论著。但这本新著与之前的研究有所不同，作者说：“本书呈现了一种上海城市研究书写的可能，有别于城市历史研究以及城市社会学或范式的城市规划研究，也许可称之为人文主义城市研究。”在这里，“人文主义”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是在城市研究中持续的反思以及对多样性的理解和坚持。正如历史学家罗新所言：“唯多样性可通往真理与自由，甚至可以说，多样性本身就是真理与自由。”
近代以来，众多城市规划师采取自上而下的视角，从空中俯瞰城市，在大尺度的地图上勾勒功能主义主导下呈现规整几何形态的“光辉城市”，试图打造现代主义的乌托邦。然而，事与愿违，这样的城市往往只在图纸上整齐划一、光鲜亮丽，当人们进入其中的时候，体验就不那么好了。文化研究者马歇尔·伯曼曾经评论巴西的现代主义新首都巴西利亚，认为它是“世界上最沉闷无趣的城市之一”。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已经被从简·雅各布斯到詹姆斯·斯科特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深入而犀利的批评，不少反思在此后的城市规划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践。
不过，当上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进入新一轮快速城市建设的时候，上述反思尚未引起太多响应，毕竟曾经的“东方巴黎”，已经沉寂太久，人们心目中现代化的象征就是摩天大楼与高架路网，一切都显得时不我待。城市化的狂飙猛进，造了无数光线靓丽的风景，摩天大楼以“超现代主义”的形态出现在新规划的城市空间之中。其得失利弊，仍然聚讼纷纭。自上而下的视角中，生活在其中的人消逝了，与人们情感相系、血肉相连的场所消逝了、隐身了。在急速变迁的过程中，还没来得及被重新规划和建设的空间，暂时沦为废墟。事实上，正如作者在书中写到的：“1990-2020年，上海近二分之一的城市空间改弦更张。如果以人类正式的、功能性的活动退出作为废墟空间的界定，据不完全的统计，上海外环内大约有1000多处废墟，包含工业废墟、废弃花园、旧里以及旧村。”（第4页）
本书关注的焦点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废墟，而且是晚近形成的废墟。通过对晚近废墟的探索和思考来打捞上海城市变迁背后常常被大写历史所压抑的那些记忆与情感则是作者的真正意图。在书中，“废墟，不是浪漫主义或美学意义上的废墟。废墟，或者废墟探索，只是……传奇……的隐喻。”（第2页）作者反思此前在城市规划专业领域的写作“常被绑缚于一种学理的或机械的定式”，不过“当废墟成为写作焦点后一切都变了。”（第3页）
作为一本“人文主义”视角的著作，作者的对话对象既包括曾经在这座城市中成长生活的普通居民，又涵盖了世界上不同时代、国家的建筑师、城市文化研究者和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居伊·德波、列斐伏尔、大卫·哈维、刘易斯·芒福德、凯文·林奇、藤森照信、王澍等名字不时出现在引文之中，“各类有趣的都市研究，来自于哲学、文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或城市科学领域，它们在都市废墟这样的边缘地带中互相应和，认出彼此。”（第3-4页）构成“意象蒙太奇”的一个片段，让读者目不暇接地穿梭于具体空间情境与精微细腻的理论思辨之间。作为专业的城市规划师，作者本来是城市空间的“创生者”，应该更习惯于在办公室中俯瞰蓝图与模型，但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Flaneur）才是作者的精神同道：“他们都是在城市中漂泊、沉溺于思想的人们。他们面对的是现代性的速朽、易逝与新奇带来的无根与茫然，作为渺小的个体，他们能做的是踟蹰流连于都市，穿破裹缚世界的物质与景象的迷雾，在历史的多层地表下捡拾时空的碎片，找寻被凝固的时间价值。”（第2页）标题中“漂移”（dérive）一词意指：“一种穿过各种各样周围环境的快速旅行的方法或技巧，一种完全不同于经典的旅游或散步的幽默嬉戏的情境建构行为。”（37页）。居伊·德波和他的伙伴们，上世纪六十年代巴黎的一群情境主义者“除了在当时的巴黎行将消失的街头巷尾游走，还去探索了城市隧道、废弃房屋等被人们以往的地点。这是他们反抗景象化的基础实践。”（37页）事实上，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追随作者的探索的足迹和文采斐然的词句，上海城市空间仿佛“一席流动的盛宴”，读者也在心理层面获得“漂移”的体验。
全书共分七章，以不同的角度切入主题，又不断通过参与式观察的个案“深描”和理论反思牵引读者的思绪。在第一章“可见而不可及的城市”中，作者开篇即抛出了一系列意象蒙太奇：2021年5月10日，作者与研究团队——“都市工作室”，“潜入”正在更新改造的张园片区，以一组集体写作的文字速写的形式描述了他们看到的情形。在这里，作者和团队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专业人士，而化身为都市游荡者，在“上海初夏的炎热中，一切显得崭新而焦躁”，于是他们“迷失”在都市废墟之中。在直观描述之后，作者才开始学理剖析，回溯了上海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的城市空间变迁过程，从政策、经济因素和欲望、怀旧观念的虚实两条脉络梳理今日都市景观的成因以及背后的逻辑。政策转变与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本浪潮重塑了上海城市的空间肌理，一方面使得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以前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区域为中心的部分空间中“上海摩登”意象成为集体怀旧的对象，并被打造为光鲜亮丽的怀旧性消费空间：“怀旧的对象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表征着‘摩登、繁华、现代性’的都市意象”（10页）；另一方面则使大量工厂、普通里弄居民区在改造和拆迁过程中逐渐落寞，甚至沦为废墟。被保护性更新的空间成为都市中新的网红打卡地，哪怕是保留了固有的建筑肌理和局部的原真性的案例，作为生活容器的面向已经不复存在。历史街区的博物馆化固然意味着物理层面的历史场景被保护并呈现给参观者，但同时也意味着附着在其上的真实生活和记忆已经消散：“怀旧既为了溯历史之源，也为了发展经济。”（第11页）作者两次探索张园片区的不同体验，更新过程中的迷失和偶遇，在旧日民居看到的塑料花、巷道中开得正盛的绣球在更新完成后已经消逝在熙攘的打卡游客之中。作者引用文学研究者吴晓东的话颇值玩味：“在某种意义上说，已逝的历史并非贮存在博物馆中，而恰恰是凝聚在无人光顾的废墟里。”废墟与博物馆构成极具张力的一组概念，博物馆意味着大写的、凝固的属于所有人的规整历史；而废墟意味着游离的、未被重新编码的空间，指向不断反刍的、属于个体的零碎的体验与记忆。如同顾铮所言：“废墟的意象越是荒芜，越是不毛，它所能够激发的想象力的振幅也许就越大。它因此引起的对于人的联想也越丰富。因此，废墟上虽然一无所有，但却是与可能性相通的。或者说，废墟就是不可知的可能性本身。”废墟激发想象与记忆，而博物馆则呈现某种确定的知识，知识的背后是特定的权力结构。正如德·塞托所言：“记忆是一种反博物馆；位置是不确定的。”
带着上述反思，作者进入了第二章“废墟之城-时间之城”。巫鸿曾经梳理了中西文化中废墟概念差异以及近代以降中国废墟概念受到西方冲击后的变化，对此后的废墟研究者颇具启发意味。不过，中国城市当中，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伴随着大拆大建所产生的废墟则属于一种此前被关注较少的类型。事实上，在九十年代城市更新发生的当下，就有敏锐的创作者注意到这些废墟的意义，上海本土摄影师许海峰曾经谈及其创作上世纪末上海城市废墟摄影时的意图：“我最早的初衷，或者说想的比较清晰的是拍城市更新过程中的短暂废墟景象。”许海峰注意到这些废墟的暂时性，在快速的城市更新中，往往是一个过渡形态。
作者援引艾伦·贝格《景观都市主义》中提出的“废弃景观”（drosscape）概念。指出这些景观形成与近三十年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之中，状况不一，它们是“城市空间生命周期的一部分，是城市社会-经济过程的阶段性结果，也是城市增长的必然伴生物。”（25页）易言之，这些废墟的空间形态和其中遗存的物件，往往指向业已消逝但并不遥远的时代：“踏入废墟，游走在那些上一个生命周期生息尚存的尾声阶段，记忆残存是重要的，即便那些时间堆叠中的人与景物不过是往昔生活的负累。”（28页）作者随即把目光引向豆瓣上颇具影响力的“佛跳墙废墟探索”小组，小组成立于2018年3月，在不长的时间中已经拥有近四万成员，分布在海内外各个地区。在这个虚拟的平台上，成员们分享自身探索废墟的图片和文字，交流心得，足迹遍及废弃厂房、学校、医院、民居、游乐场、酒店等。作者在这个部分引用了佛跳墙小组成员的探索记录，为我们呈现了废墟探索亚文化群体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特征：“身处喧闹的视觉中心世界，裹挟于图像或观念张扬传播的景象洪流，豆瓣的这个群组是独特的，他们好像是一群对一切消逝的日常留恋不舍的人，他们在慌乱地和时间赛跑，虽然在席卷都市的时空压缩中，目睹着物事飞速地被抹掉，会惋惜的人并不太多。”（29-30页）在第一章中，作者笔下的意象蒙太奇是介于参与观察者和研究者之间的，描述了一幅有关上海当代城市废墟的纵览的、俯瞰的图景，到了本章，则利用“佛跳墙废墟探索”小组的材料，进入个体的、零碎的、稍纵即逝的瞬间，在那些有关废墟的图文之中，作者有意把界限打破，使得废墟中那些“迷失”和“悬停”的场景仿佛溢出书外，包裹了废墟探索的小组成员、作者和读者。
第三章“穿越景观的迷雾”中，作者把目光从附近抽回，投到更广远的时空脉络之中。作者回溯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巴黎的以居伊·德波为代表的一群情境主义者的思想和实践。德波等人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将都市全然“景观化”（spectacle），街道、建筑、装饰被包裹为商品，再透过大量复制的图片传播和消费。人们看似获得了工作之余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和休闲，事实上则陷入一种被景观包裹的“异化的闲暇”，图像在技术化和工业化批量生产，在许多时候“人们喜欢复制品胜于原作”，在毫无深度一元化的消费空间中，城市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被折叠甚至消弭，人们丧失了主体性和感知能力。情境主义者号召大家透过漂移（dérive）反抗景象化的都市空间，进入那些不被注意到的废弃景观、背街陋巷中自主探索，从而“保卫城市的混杂性和被多面感受的可能，重申社会生活和城市文化中的勇气、想象力和游戏。”（39页）情境主义者在世界各地有着名称各异的同道，譬如日本建筑学者藤森照信等人倡导的“路上观察学”，他们尝试发现和记录规整城市中一切有趣和奇特的建筑、基础设施、物件等，绘制独特的城市地图。这些“逃离”和“越轨”的实践都在各自的社会文化中探索了一条反抗景观社会中沉闷无趣都市的道路。作者认为：“19世纪末巴黎的游荡者、1960年代的情境主义者和1980年代东京的路上观察者，以及今天佛跳墙豆瓣社群的小组成员，每个世代，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踟蹰流连于都市，找寻着‘别样的大陆’。”（63页）
第四章“上海漂移纪实”，作者再次将注意力收回，聚焦在上海地区废墟探索的亚文化实践群体上。在这里，作者从参与“漂移”的“漫游者”转回作为都市空间“创生者”的研究者身份，对废墟记录开展了学术性分析：“我们采集了整个上海地区除去仅有摄影作品的探索记录之外的232篇废弃景观探索记录，并对其中曾仔细记录过废弃景观探索的40位探索者进行访谈，以此作为漂移纪实主要的分析材料。”（65页）作者认为在这些记录和访谈中可以获取的信息与既有研究中关于废墟的思考更多聚焦在视觉和审美体验上有所不同：“平台记录、访谈回答所涉及的情绪、想象、思考远比从审美出发的解释更丰富。”（68页）作者试图在这些记录中追问废墟探索者的思想、情绪和意义感。在对个案的分析中，作者发现这些探索者最初的动机也许是好奇或者追求视觉体验，但随着探索的深入，追索意义的诉求以及在不断探索中的短暂“迷失”和持续“寻觅”变得重要起来。因为废墟空间中一定保持了相当程度上的未知和不确定，所以探索者在失去任何时空和知识上的导览时，陷入短暂的“迷失”就成为题中应有之意。但也正是这种“迷失”给予了探索者极大的想象空间和满足感：“从遗留小物件的相关经历猜测，到对大型设备用途的好奇等，探索从真实的物开始，个人经验被开启并建构情境，这显然不同于陈列馆里单一的铭牌解释式的信息呈现。”（72页）与博物馆解说词确定性的描述不同，废墟空间和物件具有多重可能性，激发探索者的想象力和属于个人的独特记忆。作者发现，除了想象中空间与物件的历史之外，探索者往往唤起有关自身“童年”的经验和记忆，一方面是因为成长经历中对厂房、宿舍房间和物件的亲切感；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探索者面对巨大而沉默的废墟时获得了一种类似儿童的视角，独自面对陌生的、庞大尺度的空间和物件，工厂建筑成为类似童年视角中成人尺度的家具、器物。这样的多元叙事显然不太可能在参观博物馆或者更新完成后的建成遗产中获得，废墟能够引导人们寻觅，就显得具有特别的意义。此外，部分探索者在观察和记录的过程中，除了深度体验、唤醒个人的记忆和情感之外，也会注意和记录废墟空间的一些普遍特质和作为“中介”的功能。不同废墟空间具有不同特质，如拥有大面积露天场地的废墟往往被居民再利用：种植蔬菜、豢养家禽或者成为社交空间等等。这些观察和记录积累到一定数量后，可以成为研究者认知废墟整体状况的“数据库”，而“佛跳墙废墟探索小组”等类似社群的自发记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五章“废景演进中的杨浦滨江南段”中，作者开始进入具体的个案分析之中。作为专业的规划学者，作者对两个截然不同的区域：定海桥和杨浦滨江南段的工业遗址景观。定海桥呈现的是被城市化进程扫到边缘的区域：“坐落于上海当下，却又离散在上海之外，它在物质上的存在和空间上的持续占据，不能阻止它走向时空的废墟。”（85页）定海桥有着百年工业化的历程，不同时代迁入的工业移民拥有漫长的自发建造的传统。尽管不断有旧居民迁出，新的外来者迁入，但整个片区仍然保持了自发的活力和看似混乱实则自由多元的状态。历次拆迁的浪潮未能波及此处，原本遍布上海多处的生活样态成为了一个时空的飞地，如果要观察和怀念早年上海老城区部分区域的生活样态，这里似乎是一个极佳的窗口。不过，作者的研究团队中有人发出疑问：“自由难道不是每个人都渴望的吗？然而，定海桥的原住民不再需要这里了，他们渴望拆迁。”（87页）是的，虽然五条人的歌词非常艺术：“农村已科学地长出城市，城市又艺术地长出农村。”但原住民往往与游荡者和研究者并不共情，生活也远远不止艺术与审美。野草般的生机和烟火气，似乎并不能将生活的逼仄与艰辛简单地转化为审美和赞颂的对象，那么城市更新就显得必要而迫切，只是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样的更新才是好的？
“从锈带到秀带”的杨浦滨江南段与定海桥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自2016年以来，这片区域的工业遗址被精心规划更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废墟逐渐被工业遗址景观所取代。在这个过程中，废墟时期的失序被重新建序，混乱的面貌被重新设计的道路、规整的绿化和经过维护更新的部分工业设施和建筑所共同构成的网红打卡景观所取代，一切似乎都很美好……
在随后的第六章“空间思辨与情境构建”作者延续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并展现了极具专业素养的反思能力，作者追问：“曾经的过往怎样才能真正与日常生活共融而内化于未来场所？如何避免借助被浅读和符号化的历史信息制造某种视觉消费？如何避免这是一种‘景象生产’？”（105页）在作者看来，杨浦滨江南段的工业遗址改造与更新，营造了一种在全球语境中能被顺滑理解的“锈带景观”再生产的案例。但是这种改造所呈现的信息，可能成为“景观社会”的共谋。更新完成的遗址之中，随处可见的二维码和导览词固化了场地的意义与历史叙述，与废墟不同，在这类景观中，人们不再迷失和探索，也不再唤起切身的经验与记忆。而非本地的景观植物更是吸引游客目光，形成网红化的打卡视觉焦点。在媒介中生产和传播的图片中，更是强化了其全球同质化工业遗址景观的特质。所谓“秀带”，秀的恰恰是脱离在地语境的流通性景观：“从图像到图像的传播和挪用中机械性地固化了地域性景观的想象，沦为同质化景观的平庸呈现。此时，与废弃景观互为他者的是遥远的全球工业再生景观实践的镜像。”（116页）如何避免这种弊端，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做减法：“规划设计师能做的，是提供人们自我组织叙事的可能性，让每个个体成为鲜活的主体”（119页），把空间体验和记忆还给参与“漂移”的人们，并举出两个不错的设计作品“边园”和“绿之丘”，这这两个案例中，人们不会被过密的二维码信息所包裹，而能够保持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和随机性，但场地本身的物质遗存又能成为探索和想象的起点。沿着这个思路，作者来到了末尾的第七章“废墟之境”。在本章中，作者再次重申本书的主旨和反思的立场，对“景观社会”中人们主体性的丧失和建成环境的格式化保持了高度的批判意识。
“漂移”与反思的价值
作者在书末再次游走在专业规划者和普通城市居民的身份之间，她所期待的城市中所具有的多样性和活力，既需要规划者的不断俯身，也需要城市居民的真正觉醒。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城市的每个居民都可以采取自己的方式参与营造和体验空间的多样性，并在这个过程中理解何为好的建成环境，进一步思考和理解何为美好生活。
雅克·塔蒂拍摄于1967的电影《玩乐时间》（Play time）中展现了充满现代主义玻璃方盒子建筑的全新巴黎大都会中机场、大公司看似井井有条实则荒诞无比的官僚制管理方式，使人从属于机械式的系统。另一方面，在空间上与机场、大公司同构的商场、餐厅、酒吧、新式公寓中，人们看似打破界限：自主游荡、交流、甚至狂欢，但仍然在观看与被看中陷入意义不明、面目模糊的虚无之中。人与城市和街道一样，变得毫无特色，移动变得毫无意义。这让人很自然想到对现代主义建筑和城市的批判，并且以为在城市规划和更新改造中赋予街道和建筑可见的多样性即可走出上述困境。事实上，问题比想象的更为复杂。
当流行的city walk文化将城市行走实践转化为网红地点打卡拍照。移动互联网的图像生产与消费主义文化结合，网络流量直接转化为现金流量。街道“士绅化”（gentrification）的现象从实体空间蔓延到虚拟空间，虚实之间的界限被打破，消费主义与景观社会形成一种牢固的共谋。实体空间中风格不同建筑，无论是古典主义的、装饰主义的、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街道是宽阔或者狭窄的，都无法阻挡在虚拟世界中被输出位扁平化的图像景观。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居伊·德波所批判的景观社会，并不一定指向某一类充斥某一类风格的建筑和街道。废墟本身，也可能沦为消费主义景观生产的一环，这正是作者在书中反思之后不断提醒我们的。作者一方面对空间“创生者”也就是专业的规划设计师提出了期许，同时也高扬“漂移”的意义，呼吁人们：“在呼啸前行的大都市中，触摸到时间，度量着空间，体味到惨酷的时空法则，从大都市赐予的‘厌倦与麻木’中醒来。”（129页）
蔡炯昊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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