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木笑
传说仓颉造字时，天地变色，鬼哭神嚎，只因文字传世，天机因而泄露。文学作为文字聚变后的菁华，越是极致的作品，往往越会产生深邃甚至神秘的作用，不仅是对于读者而言，更是针对文本创作者本身。毕竟文学是由人创作，是人在其中以自身精神为药引，因而一旦一个人的思想进入到一种极致的状态，他的作品和他自身也将实现某种融合，这也是我们常常在文论中提到的“化境”的概念。只是这种融合往往意味着一种沉重的代价，或者承载着某种苦难，毕竟生活之路充满荆棘，一种能够震撼到整个人类精神层面的思想，从来都不是轻易可以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是一个让文学史为之驻足的名字，有人曾说他的书比托尔斯泰伟大，比司汤达深刻，比阿加莎•克里斯蒂惊心动魄，如果真的要谈到世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赞誉，实在有太多可言。鉴于因为种种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国内并未得到与其相称的评价，这里不妨简单引述一些这样的赞誉，权作一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正名：
爱因斯坦：“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的影响比高斯都多。”
弗洛伊德：“陀是唯一值得看的作家。”
卡夫卡：“陀翁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人。”
茨威格：“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齐克果是人类的精神领袖。”
博尔赫斯：“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发现大海。”
至于加缪整个反抗体系对陀氏的继承，纪德对陀氏的五体投地等事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本身就是一种现象，即深刻的影响性和评价复杂的不对称性，他和他的作品仿佛地火在黑暗处运行，人们能够感受到他的燃烧却看不到那火焰的光芒。这与陀氏个人的性格、经历特别是其作品的手法和主题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别是其流放西伯利亚之后的作品，《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每一部都带着鲜明的陀氏风格，暗色的基调、心理的二重剖析甚至对变态行为的刻画……以至于人们都忘记了其中救赎的旋律和陀氏独有的反省和思索，这也难怪，毕竟在黑暗处，人们只能感受到热，继而会抱怨没有光。
为什么要选择《地下室手记》来讲述这样一位“说不尽”的伟大作家，难道上面那五部巨著不能代表陀氏的一切么？显然不是的，但就像心理分析往往要追忆对象的童年回忆，甚至不惜进行催眠一样，如果我们分析陀氏整个一生的文学创作，不难发现《地下室手记》其实是一个分水岭。虽然之前的《穷人》和《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已然显示了陀氏的才华和某些风格，但从《地下室手记》开始，陀氏的小说完全进入了自己的轨道，《地下室手记》预示了他后来5部重要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基调，而这5部长篇构建了陀氏的文学思想内核，因此完全可以说，《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生涯的转折点，是引燃陀氏地火的星星之火。
显然，这星星之火迸发得过于诡异，以至于今天的人们谈到《地下室手记》仍然争论不已，想那“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人。我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已经足以成为文学史上最为妖异的开篇。而后面的故事比起这开篇丝毫不遑多让，用现在流行的话也许就是“全程无尿点”，将压抑进行到底也一直是陀氏中后期作品的毒蜂之刺。小说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地下》时间是“现在”，1860年代，“地下人”是名年约四十岁的退休公务员，他的内心充满了病态的自卑，但又常剖析自己，在他的自言自语中，围绕自由意志、人的非理性、历史的非理性等哲学议题，直接应战“先生们”的理性体系，就像一篇形式自由的论文。第二部分《雨雪霏霏（或译关于湿漉漉的雪）》，“地下人”开始叙述大约十五年前，即1840年代发生在他身上的三件事：碰撞事件、同学聚会以及丽莎之爱，这一部分里，“地下人”进一步吐露自己的苦闷，继续评判“先生们”的理论。
这原本很可能是一个“枯燥”的故事，仿佛无尽黑暗处的无尽沉闷，但就是在这样一个故事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点燃了文学史上著名的地火，让“地下人”成为永恒的经典形象载入文学史册。因为“地下人”和之后许多带有陀氏标签的形象虽然并非文学史上的首创，但在陀氏手中变得更加彻底和癫狂。“地下人”绝非正面形象，准确地说是一个边缘化至近乎病态甚至变态的人物，他如仓鼠般生活在地下，在黑暗和潮湿中逡巡徘徊，自言自语，他与人接触时敏感而脱节，甚至用情感折磨的方式快意于妓女丽莎的痛苦。总之，这个由果戈理的小人物演变而来的形象，这个如地下丧尸一般的彼得堡人，同样带着那个时代浓浓的彼得堡式的自我矛盾。
然而，这种“反英雄”式的小人物设定只能让“地下人”成为典型，却不足以成为经典。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当然也不会将人物塑造仅仅止步于此。“地下人”是带有一种与其身份和状态截然矛盾的“圣灵感”的，用书中的意思就是地下人的主要特点是“过度的意识感”，而这“过度的意识感”仿佛一把双刃剑：“地下人”比别人思想更加深邃，能够多想一步或几步，见常人不见，且善修辞，通逻辑，旁征博引 (按照西方文论的说法是，他的语言有互为文本性)；然而另一方面，“地下人”想得太多则无法行动，愈加自卑自虐，自相矛盾，是一种病态，这一点“地下人”自己毫不掩饰：“我向你们发誓，先生们，过度的意识感是个病，实实在在是个病”，这让他不会与他人相处，心里渴望爱，但是不会爱，自虐和虐他倾向的并存阻碍了他爱的能力。
如果一定要概括陀氏人物的形象特征，那么“地下人”无疑可以成为某种标准，他们的缺点和病态仿佛让人恐惧的冰冷和黑暗，然而他们的内心又仿佛运行的地火，让人能够感受到温度和燃烧。《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福把当铺的老婆婆杀死，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病态的事情？其一为贫穷，其二为他所构思出的一套“杀人理论”：“在世上，某些强人，被选择的人可以踏着别人尸首而前进，”于是其通过杀人去证明自己是强人，但他内心不安，痛苦挣扎，直至遇到娼妓索尼娅，两人相濡以沫，最后拉斯科尔尼福被流放，索尼娅一直相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家境富裕，但父亲是吝惜鬼，父亲和大哥在争夺同一个女子，伊凡怀疑上帝，怀疑一切（《宗教大法官》一章实在精彩，那种对宗教的终极拷问，个人觉得无人能出其右），有一套从推翻上帝意义得来的杀人理论，他有意无意把这告诉父亲的私生子，私生子把父亲杀死，伊凡不堪重负，最后发疯……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小说史上从来不缺少描写人物压抑和病态的篇章，但为何唯独陀氏在其中成为一座几乎无法逾越的巅峰，成为后世无数以解剖人性著称的大师们共同的“精神导师”？这一切将在《地下室手记》中找到答案，前面提到的“矛盾感”在其极具个性的创作手法中得到了完全的迸发，二元论的人物塑造从来不是陀氏的发明，但陀氏却将内向挖掘人物自心发挥到了极致。而这种发掘绝非一些文学研究者所说的属于“心理学延展”那样简单，而是通过人物在一种极端条件下的自我思想和魂灵自述来实现的。我们会发现陀氏小说的主要人物都处在一种边缘，就像“地下人”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发疯的边缘，他不断地提出想法，不断地否定自己，他肆无忌惮地宣泄思想，他颤抖于心灵和现实的巨大反差。将人物推向绝境，将人类内心最深处的一切完全暴露，这就是陀氏的人物塑造，这样的手法并不神秘，却让无数作家望而却步。
文学创作从来就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谁也不能逃脱世俗的眼光，阮玲玉遗言说“人言可畏”并非偏激，而是所有人身上无形的枷锁。本来能够体察人类灵魂深处那种细微的地火就已经是极少数人才能做到的“神迹”，而当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认识到一旦自己按照心中的指向将之付诸笔端，也许会带来弥天谩骂甚至大祸，按照人类趋利避害和虚荣的本性，他们是会选择回避的。但仍有人选择了继续向前，在描述人物内心那种使人深深恐惧的黑暗方面，我所见只有福克纳和穆齐尔略可与陀氏比肩。无怪乎尼采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成是自己的亲人，他大声地宣告：“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唯一的一位能使我学到东西的心理学家,我把和他的结识看做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成就。”
令人惋惜的是，就像尼采一样，在陀氏的身上我们不得不承认一条伤感的原则：敢于直视人类内心最深处的地火并令其燃烧的人，终将付出惨重的代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最为复杂、最为矛盾的作家，这位与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一起被称为俄国文学三巨头的伟大作家一生坎坷。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小患有癫痫症，一生都未逃脱病魔，16岁母亲死于肺结核，18岁父亲死于非命（至今说法不一），24岁凭借《穷人》一举成名，却在28岁因为涉及反沙皇活动而被判处死刑，在行刑前的一刻才改判为流放西伯利亚，在那荒凉贫瘠的西伯利亚，他的癫痫症发作愈发频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发生了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