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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青红》剧照（资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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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红》（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电影《青红》，讲一群上海知青带子女归根的故事。片中俩女孩登山远眺，其一道：“上海怎么样？真想去看看。”流落在外的“第二代”，梦想着上海的繁华、时髦、遍地黄金。《青红》的英文名字，正是Shanghai Dream。
相比《花样年华》和《色•戒》，《青红》不直接描绘上海，而是聚焦异乡上海人，他们鬼鬼祟祟地围坐着，商议永不能实现的集体逃离。他们骂架，打孩子，反复教训子女：“你是上海人!”……“触心触肺”的逼真，让人无法否认：对，这就是上海。
上海不在遥远彼处，恰在青红们身边。上海由上海人的势利、排外、市井、琐碎构成。作为ShanghaiDream重要元素的张爱玲，一直被误读。她笔下的上海，华彩霓裳皆浮影，真正灵魂的，是现实冷酷的行事法则。《倾城之恋》第一句：“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这拨快了的钟，霎时将读者推入上海的坐标。
上海人势利，但最歧视的，不是穷，而是“巴”。“巴子”是比“瘪三”更损的沪骂。作为“上海指南”的《长恨歌》，写老克勒和旧社会闺秀。落魄，过气，照样将自己打理得山清水秀。穷而不巴，最有品位。品位是上海的精神追求。安妮宝贝抱着哈根达斯流泪，卫慧告诉读者她的内裤是CK。她们很上海，她们的忧郁和色情，符合这个城市的趣味。上海只有小资，没有文青。
上海人把有品位的表象争奇斗艳给别人，回到家，外套一脱，皮包一挂，就是另一种居家形态。上海的小市民，是亭子间出来的小市民，是半尺杆头相扰的小市民。一扇大门一把锁，挤着六七户人家，鸡犬相闻，隔墙有耳。某某打老婆了，某某孩子不及格了，芝麻绿豆的琐碎，足够整条弄堂消遣几天。清晨，各扇门后走出刷洗马桶的女人；傍晚，放学的孩子歪戴红领巾，趁被父母寻着之前，在口袋里藏好汗津津的脏手，飞奔回家。空气中有固本肥皂和炒鸡蛋的气味，顺着弄堂走，是掉漆的朱门、玄色的机制瓦、褪色的清水红砖墙。沿陡峭的木梯上行，双开间的楼层后部，隐匿着窄小的后厢房和亭子间，瓦顶上掀出一扇扇小天窗。
《长恨歌》开篇大段风貌描写，其冗长迂回为人诟病。然而，作为一本上海人写上海的野心勃勃的书，仿佛不如此无法开场。“曲折深长、藏污纳垢的弄堂”是上海的细胞，就像小镇是美国的细胞。如果有一个上海的福克纳，他的所有故事，必然发生在一条弄堂，而非宝贝们昼伏夜出的酒吧，或者穿棉布衬衫的午后咖啡馆。
“上海制造”的标签牌，大多出自异乡造梦人。大导演如张艺谋、王家卫，镜中的上海也失真。粗犷的山东大妞巩俐，怎么都摇不到“外婆桥”。张曼玉胜于秀美，失之华丽。华丽不属于上海女人。她们对美不偏执。在冲向看中的衣服后，第一举动往往是摸捻衣料，翻看线脚。
很“上海”的新天地，是上海弄堂的标本，涂了颜色，浸了福尔马林。拆迁改造毁灭了弄堂的实体，却无损弄堂文化的根基。上海人的新公房，和旧民居一样逼仄。对于空间的焦虑，造就精致有余格局不足的上海性格，也造就敏感而奇怪的建筑想象力。作为当代建筑丑闻之一的中远两湾城，就是这种想象力的印证。这苏州河畔的城池里，邻楼的居民，几能隔着楼隙抛媚眼，说悄悄话，玩击鼓传花。从高架驶过，黑压压的水泥丛林扑面而来，让人不自禁联想《后天》，联想一只奥特曼怪物突耸出来。
所以上海梦，多是外乡人在做。梦需要空间，上海太拥挤了。如果上海人想做梦，会选择躲进他人营造的、某种被称作“上海”的情调。典型如“1931”风情吧，螺蛳壳般的空间被月历牌和留声机堆满。锃亮的玻璃门一关，就可以消费“上海”了。窗外灰扑扑的车辆行人，瞬间不复存在。是的，既然生活太现实了，偶尔做一场关于梦的梦，又何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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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心》（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对白好，那是必然，毕竟缘于舞台剧，科班出身。
人物性格安排得周正错落。两名女主，分别是女人和女孩；两名男主，分别是野狼和绵羊。不出错，也不出彩。台子搭稳了，戏容易唱。
对白以外的元素，有些小心思，比如娜塔丽•波特曼的发色和克里夫•欧文的服装在各场戏中的变化，又比如裘德•洛面对朱莉娅•罗伯茨时不戴眼镜，面对波特曼时戴无框眼镜，他与波特曼初次见面，波特曼摘下他的眼镜擦拭。如果非得较劲，这些个象征寓意可说一通，不过都是随手拈来的小花招，没技术难度。
真正拼的，还是对白。对白有难度，靠对白推进更有难度。我讨厌啰嗦的电影，电影从根子上说，不是关于语言的艺术。像伍迪•艾伦那种知识分子自恋狂，常喋喋不休到令我厌烦。然而，同样是多言多语，《偷心》的恰到好处，拿捏得体，让我肃然起敬。
我愿意把《偷心》说成是一部处理中产阶级生活的影片。不错，四名主角，真正意义上的中产，只有医生拉里。艾丽斯是脱衣舞女，丹和安娜是艺术家。然而，在这里，衣食冷暖不是问题，困顿潦倒不是问题，一切经济的社会的，都不是问题。真正成问题的，是人的内心。影片在一个四平八稳的理想客观空间里，用极为单纯的方式处理内心。这种表面波澜不惊，内心危机四伏，是很中产阶级生活化的。往前推溯，有《包法利夫人》和《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讲了法国七月王朝时期，一个沉沦于俗常婚姻的外省女文青女小资，对人生的幻想及其破灭。衣食无忧，生活平稳的包法利夫人，她的悲剧是一次人类内心的灾难，正如《偷心》中的嫉妒、疯狂、痛苦、背叛……内心的灾难，会比肉体的灾难更不重要吗？如何解释，每年自杀者中，吃饱穿暖的远多于赤贫者？萨特说：他人即地狱。每个人的内心，又何尝不是地狱？青年作家乔叶，2006年写过一篇很闷骚的小说，叫《打火机》。我对其中一句印象深刻：“她终于明白，原来她的心，依然是个动物园。这些年她之所以得以安静，只是因为那些兽一直在冬眠，它们都没有死。”《偷心》简言之，讲的就是两对男女内心动物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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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心》是一部关于中产阶层生活的影片。（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超现实主义导演路易斯•布努艾尔拍过有名的《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讽刺得高明，但是再高明，仍只是讽刺。一位知识分子朋友，某次强烈抨击知识分子们又爱名又爱利，旁人突然问：那么你呢？他讪讪一笑：我也是这样。是的，讽刺只在一种情况下合法：那就是我们将自己置身事外。然而，我们真的能置身事外吗？我们真的那么干净纯洁，有资格对着别人的道德缺陷指指戳戳吗？早在一百五十年前，福楼拜就明确表态了，他说：我就是包法利夫人。
所以，我更爱置身事内的姿态。要么让讽刺变为自嘲，那是一种更为高级的幽默；要么，上升为悲悯。卫道士作风，不能根本解决人类的道德困境。当然，艺术从来不是为着解决问题。《偷心》亦只是描述，高下之分，只是深浅区别。是啊，粮食问题都那么难解决，何况远为复杂的人类内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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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巧得很，看《立春》前几天，和Z姐吃饭，谈到时代的问题。Z 姐说：如果读者对一部作品的共鸣，仅仅是共处一个时代引起的共鸣，那么这部作品算不得成功。这结论很理性，因为已经被共鸣了，哪有客观可言。比如近年的标杆人物之一贾樟柯，就很会利用共鸣，把文艺老中青挑逗得一惊一乍。褒贬不一的《站台》中，时代符号的拼贴登峰造极：流行音乐、政治口号、爆炸头喇叭裤、小流氓和小赖三们的地下舞会……简直是部有情节的资料片。时代，总是相似的；时代搅起的情感，却各有各的不同。看完《站台》很长时间，我都不理解，那些美国小剧场看《站台》的海外华人，怎会觉得乏味拖沓，怎么可以中途退席。
前阵子和俩朋友谈《太阳照常升起》，发现居然有人觉得它不是烂片。聊着聊着，聊到《美丽的梭罗河》，他们略有激动地回忆青春岁月。我恍然大悟：原来是我太年轻，共鸣牌对我不灵验，所以我才能不为所动地挑剔“太阳”的做作、文青气、装神弄鬼。
时过几年，回想《站台》，确实算不上杰出，只是一麻袋时代符号，被导演兜着，在单调的情节线上颠来倒去，人物也挤在里面，缩压成一枚枚符号。如果我久居海外，或者晚生那么几年，可能冷眼旁观之下，《站台》连“太阳”都不如。
时代激起的共鸣，强大，也廉价。导演可以某种程度地不作为，只需将人物在时代和社会的经纬线上推来推去，就能博得观众犹如唱了一场怀旧金曲的淋漓尽性。所以Z 姐那天问：如果换成1980 年代甚至1990 年代出生的人，看这些片子会不会感动？如果他们不能感动，怎能指望几十几百年以后的人感动？
也许在当下，考虑百八十年以后，是不合时宜乃至迂腐的。但我相信，哪怕万物速朽，在严肃的创作者心中，都会有一根时针。它也许是万变中唯一的不动点，指向一个极其模糊，但必然存在的未来。
顾长卫的《孔雀》，也看过，水准之作，人物支离破碎。后来听说，原片太长，公映剪掉很多。看《立春》之前，没有强烈期待，也许是感觉惊艳的原因之一吧。最大的惊艳，是《立春》人物之饱满。与《孔雀》相似的是，《立春》也边缘、压抑，乃至神经质。很让我想起卡森•麦卡勒斯：在阴暗诡淡的伤心咖啡馆，一个流氓、一个驼子、一个斗鸡眼老姑娘，彼此爱恨纠葛。《伤心咖啡馆之歌》最大的震撼，来自氛围营造，《孔雀》亦如是。人物本身的行为，看不到原因。为什么老姑娘喜欢驼子？为什么《孔雀》的姐姐在一个不开放的年代，开放到自动脱下裤子？原因也许有的，也许存在于时间限制而被剪掉的胶片中。《立春》则完整清晰，条理洁净，枝蔓出彩，人物明亮生动。
当然，清晰不是机械的“因为／所以”，它包容多种可能的解读。但每个人，之所以成为“这一个”，必须有原因，没有无缘无故的疯、傻、压抑、扭曲。
一些作者将原因完全推给客观：张三穷得没饭吃，所以偷抢拐骗；李四破产无门，所以杀人放火；王五赵六被恶人与偏见所逼，不得不成为白毛女祥林嫂……张三李四王五赵六，都是符号，他们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乃至一代人。他们作为个人，没有选择力和意志力。描述没有选择力和意志力的个人，不是虚构艺术的强项。
在那个年代，如果技术条件允许，鲁迅可能会成为更了不起的纪录片和宣传片制作者。而张爱玲，则是任何纪录片、历史著作和社会学报告替代不了的，她具体而微，乃至琐碎，但她是真正的文学家。
推而想之，贾樟柯再怎么运用社会学家式的、知识分子式的思考表达方式，某些方面的价值仍比不过胡杰。胡杰作品的形式无疑逊色，甚至粗糙，但他就是强大，因为他依托现实而非虚构。毫无疑问，现实大于现实主义的艺术。
贾樟柯的电影首映，每每是北京知识圈的盛事。我倒觉得未必是好事。知识圈声音强大，有时难免聒噪，听多了会迷糊，搞不清是谁的眼睛在看，谁的脑子在想了。
所以我更偏爱顾长卫。他首先是艺术家，而非知识分子。在他那里，人物不再符号化，他们有自己的声音与面孔，他们是个体与时代的辩证。顾长卫倚重演员，需要他们去展现内心、性格以及独立于时代的个人精神世界。这种个人的精神世界，正是贾樟柯缺乏的。所以张静初红，蒋雯丽二度红，贾的御用演员不可能红。贾需要的，正是面孔庸常，甚至没有面孔，因为他的人物是“盲流”，被时代塑造，被时代推着走，被时代的急转弯甩得晕头转向。以至贾运用非职业演员乃至越来越滑向纪录片式的手法，我丝毫不奇怪。
顾长卫说，他希望拍“梦想三部曲”，在采访中说了一通关于“梦想”的应酬话。其实看看已有的两部，哪是“梦想三部曲”，根本是“梦想破灭三部曲”，要不怎么王彩玲给养女取名“小凡”，“平凡的凡”呢。据说王彩玲登台演唱的那个结尾，原先没有，罗马观众强烈要求加上的。看样子受不了悲观灰色。话说回来，能够圆满了，哪还需要文学（估且把电影划进来，同是叙述的艺术嘛）。痛苦，并且没法解决，才需要。伦理悖论、存在的荒谬感、宗教灵欲的冲突……作家们前仆后继，一遍遍写，就因为解决不了。伟大的文学，根子里都是悲剧。
扯回来，说顾长卫。无论他的第三部，是“梦想”还是“梦想破灭”，我都期待。相比第六代导演的青年得志，50 岁的顾长卫，大器成得晚了。然而，一切等待和忍耐——和生命的其他体验一样，都是有价值的。也只有体验如斯，才能想到拍，并且拍好王彩玲。相比“出名趁早”，我更看好默默积蓄力量的人。弓张到足够大，箭才能射到足够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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