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在新著中为他以前提出的可真性结构（plausibility structure）这个概念而感到自豪。这个概念是指我们接受为真的东西，往往来自周围的人及其所构成的社会制度和结构。比如，对于君臣父子纲常伦理秩序的真实性的认定，需要其相应的社会结构的肯定。法国宗教社会学家赫尔维尤—里格（ Daniele Hervieu-Leger）说宗教是记忆之链，宗教的礼拜仪式、读经祷告、拜山朝圣，目的都在于接续记忆。然而，记忆之链被现代性冲断之后，能否再接续？面对多元化冲击，人们很难再维持固有的那种对于可真性的确定性。在多元并存的社会中，在没有确定无疑的真实性的情况下，如何选取自己所认定的真实性，并且建构起相应的可真性结构？这是现代性带来的巨大挑战。伯格在旧著中认为，一个社会的神圣帷幕被打破后，其可真性的确定性被打破，因而宗教信仰衰落。在新著中则认为，虽然整个社会的可真性结构被打破了，人们还是可以建构仅在一定范围内有效的可真性结构，记忆之链仍可在自己选定的宗教惯习结构中延续，以往所形成的宗教习俗或惯制，仍然可以有一定的效果。
面对现代性所带来的挑战，有两种陷阱，一种是拒斥现代性的原教旨主义陷阱，一种是拥抱现代性的相对主义陷阱。伯格新论的关键之处在于提出避免陷阱的另外一条出路：面对多元现代性的挑战时，或许可以建构弱惯制，对于自己选定的真实性不全然断定为绝对的真实性，而是包含某种程度的怀疑的相对确定的真实性。达到这样一种具有某种内在张力的认知，虽然艰难，却可能是走出现代性困境的唯一出路。
伯格以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的改变，来说明西方社会是如何走出这个困境的。对于宗教的自由选择，很多宗教是难以接受的，总是希望自己这个宗教垄断整个社会。落实在现实中，在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各自选定一个教派为国教，排斥甚至镇压其他教派。在美洲殖民地时期，有些殖民地以一个教派为建制，其他教派遭到排斥和打压。比如，马萨诸塞的加尔文主义者曾经逼迫信仰有所不同的人。不过，基督教新教比较早地发展出接受宗教自由的神学，认为上帝在创世之初就给了人自由，除了上帝，无人可以剥夺。这种自由，包括选择不信国教的自由，甚至选择不信任何宗教的自由，尽管选择者必须要对自己的后果负责，承担其后果。天主教对于这个自由拒绝多年，在一八六九年的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上，确定了圣母无染、教皇无误、天主教会之外无拯救等教义。其中的教皇无误规定，任何要求教皇与时俱进的言论，都将被定性为严重错误，遭到咒诅。但是，在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的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时，则发生了大转变，从神学上论证了个体自由的不可剥夺，并开始同基督教各派进行合一性沟通，也与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开展对话，共建世界和平。天主教会便从现代性的抗拒者，转而成为民主自由的保护者。伯格指出，在基督宗教占据多数的社会中，国家与宗教得以分离，是因为分离的种子已经存在于《圣经》之中，耶稣说，要把属于恺撒的归给恺撒，把属于上帝的归给上帝。但这个种子从发芽到成熟，却历经千年和经久的战争灾难，才最终得以开花结果。
在历史演进中，一五一七年的宗教改革打破天主教在西欧的垄断地位。历经多年战乱之后，一五五五年的奥古斯堡帝国议会提出了一个原则，cuius region eius religio (主权定教，即一国的统治者决定其疆域内的宗教 )。这个原则在一六四八年的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得到确立，从而建立了近代的主权观念。稍后，近代国际法之父，荷兰人胡果 ·格劳秀斯（Hugo Grotius）提出处理国际关系的定理：etsi Deus non daretur (假定上帝不在场 )，就是说，为了避免宗教战争，国与国的关系应该单单基于理性和自然法则。这个定理可以说开创了世俗化的先河，其目的是避免因宗教而产生的战争。这样的主体驱动的世俗化，使得国际和平成为可能。当然，战争仍会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明证，只不过这些战争不再是以宗教为名的战争。提出这个世俗化定理的格劳秀斯自己并非没有宗教信仰，他其实是个对待个人信仰非常认真和执著的人，是荷兰改革宗中阿米年派教徒，他甚至因为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而被荷兰流放到德国。不过，为了国际和平，他提出在国际法领域避言上帝，用世俗的方式处理国际关系，以此换来国与国的和平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