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裂的时代中，我们需要雷蒙·阿隆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西学院伦理学和政治学院院士，哈佛、牛津等大学名誉博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著作多达四十多本，论述主题从历史学、社会学、战争研究到法国的文化和政治前景，十分广泛。

撰文 | 高游

雷蒙·阿隆和让-保罗·萨特是大学同学，他们后来也始终以“我的小同学”彼此相称。上世纪40年代以后，萨特逐渐“左倾”，而阿隆则一如既往站在西方阵营，他们就此分道扬镳，友谊也随之结束。阿隆在一次访谈中略带惆怅地说：“我们这一代人，当政治选择不能重合时，友谊似乎也不可能挽救了。政治也许太严肃、太具悲剧性了，以至于友谊在这个领域里抵消不了对立。”

晚年的萨特和阿隆达成了和解，友谊却不复当年。1980年萨特离世，1983年阿隆也撒手人寰，法国知识界受到连续的冲击。公共媒体、政界和知识界人物纷纷表示哀悼，其中不乏法国总统密特朗，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身影。

三十年后，魅力虽减，萨特却似乎仍在神坛之上。2013年6月7日，巴黎高师举办纪念萨特的学术会议，超过一百名萨特“门徒”共聚一堂，热烈讨论到第二天凌晨三点方才散场。相较之下，阿隆既没形成自己的学派，影响也几乎只局限于法国的学院之内。

上世纪40年代以后，阿隆在政治判断和公共表达上几乎没错过，萨特则常常判断失误，过分激进。去世三十年后他们受关注程度的不同形成了一种反讽，让人想到“五月风暴”中学生们的口号“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

当然，也有少数慧眼识珠者，认为阿隆是法国继孟德斯鸠与托克维尔后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他作为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态度，他在政治上的现实主义和冷静判断，也被后世思想家所推崇，他的思想也被重提来回应当今世界的复杂境况。

对阿隆稍有了解便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阿隆总是那么清醒而敏锐。面对上世纪30年代的希特勒，战后的法国左派，“五月风暴”运动，苏联的威胁，阿尔及利亚独立等问题时他总是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虽然常常处于少数人一边，事实最终则证明他是对的。

基辛格曾说，“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更孤独，也更空虚。”图为1983年两人共同参加会议。

《责任的重负》

清醒和敏锐来自对真相和现实的理解

人们乐于做道德宣誓，描绘自己的理想世界，却不乐于了解现实是什么。因为说出理想是容易的，而了解现实是困难的。阿隆批评这些人“幻想要一个与现社会不同的更空泛的更普世的社会”，实际上却“不愿了解世界，也不愿改变世界，他们只想揭露世界。”

一般知识分子所做的仅仅是批判，认为解决办法是留给执政者去想的。阿隆却不止于此，他认为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就是认识真相，说出真相，并且为它产生的问题给出可靠的解答。这一观点后来也受到托尼·朱特的推崇。在《思虑二十世纪》中，朱特说：“问题的关键就是道明实情，而非找出何为更高的真理，然后遵从这个真理。你要尽自己所能告诉世人你所知道的一切。”

对真相的认识引出了阿隆特有的“现实主义”，他常常自问也问别人：“如果你是一个内阁部长，你会怎么做？”他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人在其自身处境中受到的限制和能做出的有限选择。与通常意义的现实主义不同，阿隆并不是要摒除道德和理想，在《责任的重负》中，朱特评论道：“他在试图理解世界的时候，把所有他所认为的现实都考虑在内……要根据其（道德、理念等）在现实本身的界限内，去探寻可能的抉择的真实内容。”

这样的思想在阿隆的著作和对现实政治的评论当中随处可见。在历史哲学中，他把人看做历史的产物，同时又在创造历史，既受到局限又能够有所选择，同时要为选择的结果负责。他试图区分道德和政治，政治是在现实中作出选择，而不是在非黑即白的善恶间选择，因此在面对纳粹时，他认为“和平主义”行不通，“一面谴责战争一面部署战备的部长，我们不能以虚伪责之。这不过是个有关个人伦理和现实政治之间的区别问题”；在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问题上，他压根儿就不谈对错，只谈现实上不得不“放弃主权”，否则就需要承受一场殖民战争，后者显然是最坏的选择。

“9·11”事件以后，阿隆的《和平与战争》《克劳塞维茨》等著作再次受到重视，因为他试图在国际政治问题中主流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外寻求第三条道路。在诸如刑讯恐怖分子的问题上，单纯诉诸道德的人可能会面临两难，而在阿隆那里，现实选择根本就不是问题。他在谈及阿尔及利亚问题时曾讲到，恐怖主义和酷刑当然都应该遭到反对，但问题是它们两者处于相互加强，相互补充的地位，只要恐怖主义存在，酷刑就不可避免，只要战争存在，极端不人道的现象就一定会持续发生，因此终结战争才是问题的关键。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
作者：【英】托尼·朱特
译者：章乐天
版本：三辉图书  中信出版社2014年9月

托尼·朱特选取三位法兰西精神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还原他们生活的年代，讨论知识分子与思想史的诸多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