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元丨康托洛维茨的两个身体

孔元

清华大学文科高研所出站博士后

目前任职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

* 本文删减版发表于《读书》2018年第10期，感谢杂志和作者授权，转载请注明出处。

《国王的两个身体》是一部观念史著作，但也是康托洛维茨的人生和思想传记，因此打开它的正确方式不能仅仅是阅读其所表达的学术观念，而是视其为康氏内心深处的人生信念。这种人生信念凝结着康氏对于自己人生经历、民族国家和帝国，乃至更广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他通过对“两个身体”的隐性书写，让聪明人发现自己思想深处的疑惑和焦虑。

谈康托洛维茨不能不谈他的早年经历，谈这段历程不能不谈他的精神导师格奥尔格。格奥尔格关心魏玛德国和战后欧洲的政治和文化命运，他反对19世纪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及其价值观，厌恶自由民主和理性主义，拒绝迎合庸俗的资产阶级大众，追求英雄崇拜和精神的贵族趣味，希望德国能在一个至高全能领袖（führer）领导下，通过一个新帝国让德国乃至欧洲获得一个新的政治和文化生命。格奥尔格的诗歌混合着希腊古典主义和日耳曼英雄主义，它通过对诗人和政治家神话式的预言，启发德国人重新发觉自己文化传统中的灵性尊严，并在心灵的觉醒中追求一场弥赛亚式的救赎。为此他曾模仿古希腊诗歌风格写作14首牧歌，在这些诗歌中他以凤凰和角斗士为象征手法，歌颂那些通过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拯救人类的诗人和武士精神。

先知需要门徒，格奥尔格也不例外。为了唤醒德意志人的卓越意识，他组建了一个“秘密的德国”的神秘组织，发现和教育未来的德意志精英，他们在同性之爱的浸染中，找回被资产阶级文化阉割的男性气概。这个圈子奉格奥尔格为精神导师，并借用基督教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圣餐礼来理解师徒关系和他们的传教事业。在他们看来，格奥尔格类似于化成肉身的新基督，他将自己的宝血注入到门徒们的存在之中，启发他们的理智，让他们在创造中不断将领袖的精神传播和传递下去。而为了圈子的自我教育，他们又构思了一个人物传记计划，它旨在发掘德国和欧洲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和政治家，为人们提供自我教育和效仿的榜样，因此诸如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和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就成为世界历史中伟大英雄和诗人的代表，他们所象征的政治和文化精神的火焰，在希腊、罗马、基督和拜占庭之后，传到秘密的德国人手中。

这其中，格奥尔格尤其钟爱德国皇帝腓特烈二世（1194-1250），并视其为中世纪最伟大的皇帝。在格奥尔格看来，腓特烈二世兼具文化修养和政治野心，既是地道的德意志精神传人，又吸收了地中海多元的文化氛围而呈现出一种普遍性面貌。格奥尔格圈子对这种世界主义格外着迷，因为正是在他身上，他们看到了一个不但统一了欧洲，而且甚至联合了东西方世界的新德国的联合体。在《施派尔的群墓》（Die Graeber in Speier）中，格奥尔格追溯了霍亨斯陶芬的神圣谱系，并在诗末指出腓特烈二世最终实现了这个家族的帝国荣耀：在霍亨斯陶芬先祖的召唤下，最伟大的费里德里希皇帝，尊贵的客居者，人民之神，和俊美的恩佐携手而来。连同他恢弘的黎凡特之梦，卡巴拉的智慧，罗马的妆容，阿克拉加斯和塞利努斯的盛宴，他的注视兑现了德国诸皇的抱负。

在1919年之后海德堡大学求学期间，康氏结识了格奥尔格圈子，并成为格奥尔格的忠实门徒，这个在他看来预言了德意志未来命运的先知。作为献礼之作，康氏的《腓特烈二世传记》（ Kaiser Friedrich der Zweite）以维吉尔第四牧歌的著名预言开始全书的论述，可谓深谙格奥尔格圈子的神话趣味。按照这种神秘主义的预言，腓特烈二世的降生成为世界历史的大事件，它预示着一个类似于古罗马皇帝、耶稣基督那样的新弥赛亚，他的一生彰显着救世者的权能和荣耀。为了证明皇帝的远见卓识，康氏在行文中无数次将其和和亚历山大大帝、凯撒、但丁、拿破仑做对比，他通过突破德国四面围困的政治困境，重振了德国的帝国光荣。

康氏笔下的腓特烈二世在几种不同身份之间摇摆，这使得他的人生充满戏剧性。腓特烈二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同时是西西里王国的国王。为了那个空洞且抽象的帝国理念，腓特烈二世终身都在和教会进行斗争，而为了有效统治西西里王国，他又不得不通过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来塑造新的民族共同体。因此，如何协调一个由诸民族组成的帝国性问题（an empire—and yet—nations）（Ernst Kantorowicz, Frederick the Second,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 1937, p. 142）就成为腓特烈二世终身的困惑。这种两重性使得康氏笔下的腓特烈二世呈现出斑驳的古今之争面相。他对于武力和计谋的运筹帷幄，对于近代民族国家治国术的实践，展现出马基雅维利刻毒的德性政治。但腓特烈二世同样捍卫帝国，只不过在康氏看来，为了抵制教会对于帝国的垄断，腓特烈二世将自己的世系越过教会追溯到了古罗马。因此尽管康氏笔下的皇帝仍然是基督教皇帝，但他显然已经超越了基督教，这个基督帝国被一个西方的君主国所取代，而这个新生的君主国通过追溯到异教的凯撒和奥古斯都来证成自己的正当性和神圣性，因此康氏就利用罗马的资源构建了一个新的普世宗教。在这个意义上，腓特烈二世就成了最后一章所言的“敌基督者”。他将皇帝类比于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他们将一个堕落的教会视为共同的敌人，并通过这种独立性来捍卫属灵事务的神圣和纯洁。

在传记最后，康氏指出对注定背负帝国命运的伟人而言，死亡只是为下一次拯救做预备，腓特烈二世的神秘离世，不过是为了让帝国在废墟中获得新生。因此，腓特烈二世就变成德意志民族的一个神话，他会在德意志民族受尽屈辱的恰当时机再临，为德意志帝国带来荣耀，为世界带来正义和和平，而这种预言能否兑现，则有赖于德意志人民的政治担当。

对于奉客观主义为圭臬的历史学界而言，康氏著作引发的震动可想而知。柏林大学教授阿尔伯特·布莱克曼批评康氏的意识形态狂热，指出康氏著作不是在档案研究中发现历史真相，而是裁剪传说、先知预言等非实证材料来制造神话，是对皇帝官宣修辞的庸俗化，目的是追捧奥格尔圈子的政治野心。而康氏也不示弱，在回应文章《神话史观》（Mythenschau）中指出，与其说历史是科学，不如说它是政治诗学，也即一门制造神学的手艺，历史写作应该通过夸张和发明来创造新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诸如传说、先知预言等非实证材料比档案更有感染力。而在学术之外，这本著作在政治上将注定无法摆脱和纳粹主义的纠葛。尽管康氏强调腓特烈二世对非基督教文化的包容，以及他强烈的世界主义情怀，这部传记最终还是被渲染为充斥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为纳粹主义做了推波助澜的工作。甚至有人传言，德国纳粹党领袖戈林曾将该书赠与墨索里尼，而希特勒本人也读过两遍（Robert E. Lerner, Ernst Kantorowicz: A Lif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115.）。无怪乎美国中世纪史学家诺曼·康托（Norman Cantor）将他和波西·恩内斯特·施拉姆（Percy Ernst Schramm）并称为纳粹双子（The Nazi Twins）。联系到康氏之后因为纳粹迫害而被迫流亡他乡，这部书洋溢着的理想和激情，无疑构成对作者的巨大嘲讽。

在此背景下审视《国王的两个身体》，就可以清晰看出康氏思想的延续性和分裂性之所在。和皇帝传记一样，《国王的两个身体》是一部制造神话之作，它旨在解析欧洲民族国家背后的神秘主义因素。在康氏看来，欧洲民族国家本身是一个世俗版本的政治神学，否则便无法理解公民为“祖国”这个崇高但又抽象的事业牺牲自己的内在动因。在这点上，康氏的探索既是在延续施米特所提出的政治神学的主题，也在回应卡西尔有关国家的神话的理论立场。但二者的勾连性不是一步到位完成的，因此有关欧洲民族国家的思想家就不能从法国大革命开始，而应该放在欧洲中世纪和早期近代以来的观念史脉络之中。也就是说要想理解现代民族国家，就必须理解构成其中介形式的王朝国家，作为抗衡欧洲帝国和封建双重性的旧体制的主导力量，欧洲早期近代的王权带着真挚且深刻的民族烙印，并因此而必然同构于欧洲现代民族意识的成长之中。在此背景下，康氏以英格兰都铎时期的王权观念为个案关照，写出了这部洋洋数万字的经典作品。

但这部著作又不是康氏早期立场的简单重复。由于纳粹时期的悲惨经历，过度抬高领袖的地位很可能煽动出一种疯狂的“普鲁士精神”，迷惑人的心智，使人们做出疯狂举动，因此必须用理性主义原则来校准它。根据康氏挚友莫里斯·鲍勒（Maurice Bowra）的回忆，甚至早在1934年暂居柏林之时，康氏就偏离了格奥尔格极端爱国主义的教义信念，到美国后，他更是厌恶自己的皇帝传记带来的恶劣后果，以致拒绝将其再版，并避免拥护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在1949年效忠宣誓风波的辩护词中，康氏为学术机构的自主性辩护，指出大学是一个自足的合众体（body corporate），学者应为了学术的尊荣（dignity）和人道的原则奋斗，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合众体观念的端倪。这种转变也鲜明体现在两本书的写作手法上，尽管充满着同样的才智和机趣，但两本书形同陌路，前者充满激情幻想和煽动性，没有注释，后者清醒、条理、沉稳，长篇的注释颇显学究气，前者就像是政治寓言，激励他的德国同胞寻求并服从那个能够拯救德国的领袖，而后者虽名为政治神学，但实际上是通过对于法学志趣的把握，渐渐埋没了自己曾经的理想。

在该书导论中，康氏慨叹：“神秘主义，随着神话和拟制那温暖的暮光转向事实与理性冷静的探照灯，通常已经没有什么可供自夸的了。”这意味着诗人最终要退场，而代表着冷峻理性精神的法学走到舞台中央。这解释了康氏遁入中世纪法学的初衷，他试图在中世纪法学的深处，找到足以唤醒那些沉迷在基督教神学的奇思异想中的迷狂症患者，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刻上理性主义的烙印。这种象征着解放和清醒现实的理智意识的法学思想，突出地体现为贯彻全书的拟制概念。构成国王两个身体的核心概念是独体法人（Corporation Sole），它是国王通过自然身体表达政治身体的一种法学拟制。通过拟制概念，康氏试图将人从他的自然处境、权力和团体身份中解脱出来，如此一来，沟通人们社会关系的核心便是人们通过理智自我设定的一种抽象形式（Alain Boureau, Kantorowicz: Stories of a Historian, trans., Stephen Nichols and Gabrielle Spiegel,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07.），正是它确保了合众体本身的抽象和永久，也是它确保了在人类的自然存在之上和之外的职务观念的神圣性和不可分性，更是它彻底抽空了一个能动王权的实质，它编织了一个细密的罗网，在国王双脚踏入之后便牢牢地困住他，如此一来，王权只不过成了这个法学拟制的囚徒，是一个代表着合众体，但同时被它所规训了的法律上的人格。

可以看出，通过以国王二体的观念史追溯，康氏揭示了民族国家的史前史和支撑它的政治神学论述，通过引入法学拟制观念，康氏又抽空了国王身体的实质，让它变成了一个仅仅表现政治状态的形式。作为观念史的构造，康氏对此应该是满意的，但作为一种实际的历史进程，康氏又对王权神话向民族神话演化的政治后果感到疑虑。在《国家的神话：一个绝对主义的概念和它的晚期中世纪起源》中，康氏强调国王二体产生了国家神话的绝对主义概念，而当民族（Nation）最终踏入君主的大祭司空位之中时，一个没有了君主的现代绝对主义国家就可以主张类似于教会的合法性了。这样一来，民族国家将彻底解放国王二体观念下对于王权的规训，并在一种神秘性的涌动下迸发为激情的狂欢。如此一来，康氏苦心积虑所构造的政治神学最终必然走回了他所厌恶的民族主义。

王朝政治和民族政治在逻辑和历史上的必然性，让康氏感到恐惧。作为对欧洲民族国家的一种解释方式，康氏成功了，但作为对于这种政治形态的一种规范性论述，康氏仍然未能满足。如果把它作为自己学术生涯的终末，这无疑意味着晚年康氏对于民族主义的一次致敬，这不仅违背自己的学术初衷，而且将是对他惶惶不可终日的人生的嘲讽。法学是理智和清醒的，但它同样是带着血的和有毒的，在欧洲早期近代的历史中，民族国家仿佛成为施加在法学上的魔咒，动弹不得而又摆脱不了。这迫使康氏最终向诗人但丁寻求帮助。在康氏的传记之中，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段落，传记作者勒纳指出出版社和审稿人都劝说康氏删掉但丁章节，但康氏坚决不肯，但对于它和王国二体主题的关系却又不给出说明。在这问题上，只有康氏最亲密的弟子拉尔夫·吉塞尔（Ralph Giesey）指出，但丁章节对于康氏的人生哲学绝对是中心性的，但却没有给出解释。勒纳审慎地将该问题做了保留，但我们不妨遵从康氏的学术风格，给出一个大胆的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