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知识产权法／媒体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博士、美国SMU大学法学院比较法硕士、中欧法律与司法合作项目欧盟法文凭、清华大学法学院民商法硕士、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工学学士。
清华大学网络行为研究所副主任、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
究会理事、北京通信法治研究
会理事、腾讯互联网络
法律研究中心专家、卓亚网络法治研究中心成员。
以下为吴伟光发言内容：
非常荣幸有机会参加这个会议。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网络平台的法律责任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网络平台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比如说有没有主动监管的责任，或者说如果有监管责任的话，是什么样的责任。或者说他还是应该承担过错责任，比如说是一个善良管理人责任。《信息服务管理办法》里面提出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发现问题就有责任，《侵权责任法》里面提到“知道”就有责任，这个词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因为当时实在是不清楚到底是什么程度的责任。
我今天的演讲不会给大家讲特别细致的法律细节，我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看它的规律性。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它是一个新问题，平台是一个新平台，网络是一个新技术，法律上是一个新问题。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它不是一个新问题，因为媒体一直存在，社会组织一直存在，我们意识到这种改变的趋势，顺应大势，这才是我们整个制度发展的合理方向。诺贝尔经济学讲获得者诺斯说：“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还因为现在和过去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连续性和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并且过去只能在制度演变的语境下才变得清晰明了”。
首先，我想花一点时间做一点铺垫。我们为什么成为一个社会、我们为什么联系在一块、我们为什么有法律责任？基本的原因是我们每个人是自私的，我们是竞争性的，人和人都有竞争关系，但是人和人又有合作关系，因为单独竞争我们打不过自然界，打不过其他的群体，所以人是竞争和合作共存的群体。我们今天来这里开会，我们是要合作，要形成一个临时的群体。在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囚徒困境，我们既要合作，又要竞争，怎么解决囚徒困境，这里面的关键技术就是依靠媒体技术。在不同的媒体技术下，我们人类解决囚徒困境的选择是不同的。比如说在口语时代，我们是没有文字的，我们无法用文字来进行交流，人和人之间要想达成共识、达成信赖是非常难的。这种情况下自然界给我们一个天然的媒介，就是血缘关系或者是基因，我们可以因为血缘关系帮助对方，我对我的子女可以是无私的，这种血缘关系成为人类最早的媒介，这种媒介情况下就形成了古代社会的血缘氏族社会。中国这个时期典型的就是夏、商、周时期，那时候的血缘就是今天的互联网，那时候的贵族就是今天的平台，所有的成员都通过一个血缘关系加入到一个平台里面，才形成社会共同体，形成合作的关系，否则这个社会就进入无序状态。这种社会在中国存在了将近2000年。
然后，信息技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中国有贡献，因为我们有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但是西方做得更好，它有了现代印刷机，现代印刷机使得获得媒体信息的人数急剧扩大，教会无法再用信息来控制社会，这就导致了典型的西方社会的宗教改革，也就是印刷带来信息传播，然后带来民主。当进入一个大众传媒时代的时候，印刷术、大众传媒就是今天的互联网，而社会形成了一个新的组织形式，这个组织形式就是我们的传统企业。企业就是一个信息处理机构，企业代替了教会，成为社会新的组织形式，社会成员都要加入到企业中，成为企业一员。如果你不加入企业中，你的命运就是非常悲惨的，我们只有了劳动的权利，我们才能成为社会的一员，我们才有合作关系。这就是今天西方民主法治社会的基石，也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大众传播技术。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血缘社会，它的社会的主体是贵族集团，它就是社会的治理者，它承担社会的好处，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国家政府主要是管理企业，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它来承担所有的代理责任，这个社会才能变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发展趋势，在血缘社会里面，祖宗不能亵渎，祖宗是神圣的。在公权力社会，国王是神圣的，国王是不能亵渎的，国王是不会错的。但是到了私权利社会、民主法律社会，私权不可侵犯，它变成秩序的渊源。这三种社会的基础变化，是因为媒体发生变化，人的组织的形式的根基在发生变化。在网络社会我们进入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传统的媒介正在解构，新的网络平台出现了，它就是过去的贵族，它就是过去的传统企业，平台会享受很多的制度剩余权，它享有很多的好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大企业都是网络平台，他们享受的好处越来越多，同时他们的责任也越来越重。
媒体发展的一个大趋势，是从一个口语传播到文字传播，再到大众传播，到网络传播，它对应的社会就是血缘社会、公权力社会、私权利社会。今天我把私权利社会叫做合作社会，它的秩序的核心是合作，从这里面可以看到社会发展大趋势。按照我的观察，再过十几年或者几十年，大家不会再抱怨网络平台收集了我太多的信息，而且平台居然不收我的信息，它不收我的信息，我怎么加入这个平台？就像你不让我参加高考，你不让我劳动，我怎么进入社会组织的一部分？那时候大家抱怨的不是我的信息被平台收集得太多了，而是收集我信息太少，这是大趋势。从这个趋势里面可以看到，中国在立法的时候，因为我们是站在一个私权利社会的角度在观看未来的社会，一定要注意隐私保护的局限性。
最后总结一下，提出吴氏四定律：第一，制度责任正在从传统企业向平台转移。第二，网络平台的成功性和重要性与它们承担制度责任的能力和程度成正比例。第三，网络平台将逐渐成为制度责任重要的承担者。第四，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政府主要的责任就是保护和规范网络平台，而不再是直接规范社会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