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尽管政客常常许诺种种经济效益，但经验表明承办奥运会和冬奥会在经济上并不是划算的决策。办奥运的成本非常高昂，提振经济的效果令人失望，算上精神收益也很难弥补缺口。从长期看，办奥运只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才能留下正面遗产。奥运会之所以成本越来越高，还不断有城市愿意接盘，是因为特殊利益集团从中受益。
每到奥运季，赛场外常会响起抗议的声浪。2016年的里约并不例外。从上半年起，这条音轨就开始渐强。政府一边大办奥运，一边削减教育、医疗、治安等公共服务经费，引起了市民的不满。
给这些反对的声音打上“短视”、“民粹”的标签似乎容易。
承办赛事的时候，政客常常许诺包括促进就业、拉动经济等好处
，把该决策描绘成一笔精明的投资。
但经验表明这些收益大多难以实现，承办奥运会在经济上很难划得来。
从事前来看，承办奥运的前景对一个经济体究竟价值几何？比起拿着纳税人的钱大开空头支票的政客，经济学者通常相信投资人用行动表现出的判断更加诚实可靠。
研究人员曾经分别考察过资本市场在各届奥运会主办城市宣布时的反应，承办国的股市并没有表现乐观情绪。
悉尼奥运会公布时，澳大利亚大盘毫无反应(Berman和Davidson, 2000)。而北京申奥成功之后，上证指数经历了一周左右的亢奋就回归了原位(Leeds等, 2009)。雅典的情形在文献中引起了一定的分歧，Veraros等(2004)发现申办成功的消息引起了希腊股市的上涨，但Floro(2010)运用了考虑到波动类聚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得出了“没有反应”的结论。
Mirman和Sharma(2010)综合考察了1996到2012每一届冬奥会和奥运公布时的股票市场，发现
成功申办夏季奥运会对股市没有显著影响，而成功申办冬奥会反而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此外，上述部分研究观察了落榜城市所在国家的股市，一致发现大盘对失利的消息无动于衷——换句话说，在结果公布之前，资本市场就不认为“某市可能承办奥运会”的预期有任何价值。
除了这些基于资产价格的事件研究，现有的文献和数据为进一步衡量承办奥运会的具体成本和收益提供了方便。
体育赛事经济学专家Baade和Matheson(2016)以及Zimbalist (2016)分别综述了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认为举办奥运会对一个经济体通常不是一笔划算的生意，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下才能产生净收益。
从申请承办开始，候选城市的奥运之旅就价格不菲。
这包括调研、营销、公关等费用。芝加哥和东京分别为了申办2016年奥运会花费了1亿和1.5亿美金(Zimbalist, 2016, pp. 44)。这些钱都随着里约的获胜付诸东流。
芝加哥和东京的纳税人或许应该感到庆幸，因为这些开销比起实际举办的成本只是九牛一毛
。国际奥委会(IOC)对承办城市的体育设施开出了非常苛刻的要求，现有的体育馆很少能满足IOC的容量要求，大兴土木不可避免
。IOC对基础设施也制定了高标准。
例如承办夏奥会的城市必须拥有4万套酒店房间，连里约这样的热门旅游城市都必须追加1万5千套才能达到这一标准。这些房间在赛后极有可能长期空置，造成严重浪费。挪威利勒哈默尔为冬奥会建设的两个大型豪华酒店在赛事结束后很快就破产了。
此外，办好一届奥运会还要消耗高昂的运营和安保成本。
21世纪以来的几届夏季奥运会的承办开支介于70亿(悉尼)和450亿(北京)美金之间
(Baade和Matheson, 2016, Table 2)。值得注意的是，
从1968年起的每一届奥运会实际花费都超过了最初估计的预算，并且常常超出几倍。
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在这方面可谓登峰造极，市长Drapeau起初夸下海口“奥运会要是能产生赤字，那男人就能怀孕生孩子。”结果是那一届的最终经费超出了原计划的十倍，魁北克省政府不得不扮演了接盘侠的角色，而蒙特利尔花了30年都没能还清所产生的债务(Guttman 1992， pp. 143-144; Barney, 2004, pp. 123-25)。而且，官方事后给出的成本数字也值得质疑。长野冬奥会的申办委员会甚至焚毁了所有的财政记录。
除了财政支出，
奥运还带来一定的社会成本。
比如，一些研究发现尽管常规的体育赛事和犯罪率没有统计联系，但唯独
奥运会期间当地财物犯罪率平均升高10%
(Baumann等, 2012)。
赛事产生的直接收益(转播、门票、赞助等)都必须与国际奥委会分享，落到主办城市手里的往往只能覆盖开支的几分之一。
例如 ，温哥华冬奥会产生了16亿美元直接收益和76亿美元开支，伦敦奥运会产生了33亿美元直接收益和114亿美元开支(Baade和Matheson, 2016, Table 3)。因此，
赛事和筹办期间的所谓“奥运经济”只能从对就业市场和服务业的提振上找，但这些效应远没有鼓吹者说的那样神奇。
主办方和他们雇佣的咨询公司常常在事前对这些效应给出极度乐观的量化评估。
比如，InterVISTA曾估算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将创造24万个就业岗位和107亿美金经济产出；Grant Thorton则预计伦敦奥运会将创造3万个就业岗位和170亿美金经济产出(Zimbalist, 2016, pp. 35)。
但事后的研究说明这些估算完全不着边际。
先从所谓的“施工建设促进就业”来说。
Baade和Matheson以及Zimbalist指出，
这些工程仅在经济短期衰退时作为一种扩张性财政政策有效。对于一个处于自然失业率的正常经济体，奥运只会与其他经济活动竞争宝贵的劳动力。
主办城市申奥期间不可能预测到未来的经济波动，这项收益自然也无从谈起。
另一种可能的收益来自服务业。
赛事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会可能会给当地的服务业带来需求，服务业从事者又会用这些新增的收入在本地消费、投资，产生所谓的乘数效应。但
组织者对这些效应的估算高得离谱。具体而言，他们既高估了新增游客带来的需求，也夸大了这些新增收入带来的次级经济效应。
首先，大型赛事会对日常的服务业需求有挤出效应。部分常规(非奥运)游客预计到赛事带来的拥挤、管制和涨价，会选择绕开奥运城市。
北京和伦敦奥运会期间，北京和英国的游客人次都较前一年同期下滑(Zimbalist, 2016, pp. 53-54)。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报告，温哥华举办冬奥会当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业就业人数下降1.1%，打破了过去五年每年增长3.2%的涨势。除了对常规旅游业的影响，不爱凑热闹的市民也可能采取宅在家里、外出度假等避运措施，减少对本地服务业消费。
其次，这些研究用的“投入-产出”模型无法正确模拟经济体对奥运会这种短期活动的反应。它们的构造基于经济体的长期运行模式，且假定大量浅层参数不变。
这让广义的卢卡斯批评适用于这一类模型。
举例来说，
投入-产出模型预测假如一家餐厅的潜在顾客增加两成，餐厅会相应多购入百分之二十的劳动力和资本(如餐桌等)。
不谈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这种预测也只适用于长期调整。
面临奥运带来的两三个星期的高峰，更现实的可能性是餐厅会节约地利用现有的要素
，比如要求客人拼桌，限制用餐时间，督促员工快速工作。或者，餐厅也可以干脆涨价控制客流。
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后果是高估了奥运收入产生的乘数效应
(Dwyer等, 2004; Matheson, 2009; Porter和Fletcher, 2008; )。
投入-产出模型认为，服务业收入增长会等比例地增加劳工收入，劳工的消费则会进一步为本地经济注入活力。但事实上短期的服务业高峰没有这样的效果。
以酒店业为例，Porter和Fletcher发现亚特兰大和盐湖城两届奥运会期间酒店以涨价来应对新增客流，入住率没有上升，不会像模型预测得那样等比例地增加劳动力雇佣。这意味着
大量的收入以增加资本回报的形式流入了酒店投资者的口袋，而服务业的股东多不在本地(甚至本国)，因此这些钱不会被进一步用于本地的消费
[1]
。
因为上述各项原因，大型赛事的经济效应总是令人失望。
Baade和Matheson (2016)在梳理了对过往各届奥运会的回顾性研究，发现历年奥运会的对收入和就业的效应要么为基本零，要么只有主办方预测的几分之一。
一项研究(Giesecke和Madden, 2011)甚至发现2000年奥运会降低了悉尼的消费。作为旁证，Zimbalist (2016)综述了对历届世界杯经济效应的回顾性研究，结论同样不容乐观。
大型国际赛事根本不是提振地方经济的良药。
当然，
成功承办奥运会能为公民产生一些心理上的收益，尽管研究发现承办奥运会的快乐并不持久
(Kavetsos和Szymanski, 2010; Dolan等, 2016)。研究者用问卷调查统计了英国人对承办2012年奥运会带来的无形收益的主观预估，估算
出英国全国人对这些收益的估值(支付意愿)总和为20亿英镑
(Atkinson等, 2008)。
这个数目非常可观，但不到英国申办开支(88亿英镑)的四分之一。
把这个估算拓展到其他国家需要注意几点。一、发展中国家对这些无形收益的人均估值会低得多，因为穷人倾向于把钱用于更基本的需求，不愿在锦上添花的项目上花钱；二、这些无形收益是纯粹的公共物品，人口大的国家总支付意愿会相对高；三、申办城市占全国人口比例越高，人均估值越高。Atkinson等人的研究表明伦敦人的估值是英国其他地区(样本包括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的两倍。伦敦占英国人口十分之一，属于较高水平。
综合衡量了各种因素后，Baade和Matheson得出结论：“
给定专门场馆建设和运营(尤其是安保)的成本，奥运会直接产生的收益很难覆盖成本。算上心理收益也补不上这个缺口。因此，从经济上为申办奥运会辩护，只能依赖于赛事带来的长期遗产。
”
在古代东南亚，白象是一种名贵的动物，国王有时会把白象赐给特定的臣民。蒙恩的人心里往往欲哭无泪，因为白象尽管是荣誉的象征，在它漫长的一生中却需要大量金钱喂养和照料。体育管理界常把奥运遗留下来的设施称为“白象”。
建造体育馆对都市区经济没有多少效益，已是相关文献的共识
(Coates and Humphrey, 1999; 2008; Baade, 1996)。
奥运场馆的情况可能更糟。国际奥委会对奥运设施的高标准，既意味着要花大价钱专门修建，也注定它们在赛事后会持续产生高昂的维护成本、机会成本，且不容易被其他组织和个人充分利用。
北京的“鸟巢”每年维护消耗1000万美金，奥运结束后仅仅偶尔举办演出和赛事，旅游收益也不好
[2]
。
市政府与曾经计划把鸟巢给北京国安队作为主场使用。国安考虑到他们的赛事通常吸引1万观众，放到能容纳9万观众的鸟巢里，场面想必难看，连忙表示你们还是另请高明(Zimbalist, 2016, pp. 69)。而“水立方”被改装成了室内水上公园，改建耗资超过5000万美元
[3]
。
北京奥运会建设共用了8400英亩地产(Long, 2015)，这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也意味着不小的机会成本。
为奥运修建的道路、地铁等常规基础设施确实可以带来持久的方便和收益。但是，这些基础设施即使没有奥运会也可以修建。
有些有些观察家认为，申办奥运可以克服一些阻碍基建的政治僵局，但这些政治存在僵局的地区想通过申办奥运的决策往往更困难。何况，
这些基建在需要在时间和空间上迁就奥运的需求，这妨碍了主办地区基建的合理化和最优化。
Baade和Matheson认为，奥运会的“死线”可能会提高基建的用工成本。Matheson (2012)指出，奥运带来的基建投资不能保证产生净效益，有过度建设的危险，还要和鸡肋的奥运场馆捆绑在一起，不如不办赛事只做基建。
奥运宣传还常声称，奥运能够吸引潜在的生意伙伴，有促进贸易的作用。这种说法直到近年才找到定量研究依据
(Rose和Spiegel, 2011; Song, 2010)。但这些研究把奥运承办国(美国、加拿大、德国、中国等)和地球上所有没承办过奥运的国家对比，可比性非常有限，他们采用线性的控制变量很难修补这样的选择误差。
在跟进的研究中，Maening和Felix(2012)用倾向性匹配方法为每个东道主找到合理的对照组再对贸易额进行统计分析，推翻了先前的结论，奥运对贸易并没有显著促进。
最后，
奥运会可能起到宣传旅游业的作用
，从而给当地服务业留下持久的遗产。但从巴塞罗那的成功经验中可以看出，
产生这种效果的条件非常苛刻
。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是奥运经济信奉者言必称的典范。
在之前的弗朗哥政权下，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曾遭到长期的忽视与压抑。举办奥运会后的二十年里，巴塞罗那是欧洲旅游业增长最快的城市
(Zimbalist, 2016, Table 5-1)，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旅游名城。
但巴塞罗那成功的关键原因是，它是一颗被长期埋没的“遗珠”，奥运会释放了它的潜在能量。符合这样条件的主办城市并不常见。
相比之下，伦敦本来就是世界上最具人气的旅游目的地，很难相信举办奥运的经历能进一步增加旅客对它的青睐。在另一极端，石油城卡尔加里在举办1988年冬奥会之后回到了默默无闻的状态(Ritchie和Smith, 1991)，它在人们心中仍然是那个寒冷无聊的形象。
ETOA曾经对奥运会的旅游业效应进行了多项研究，结果一致令人失望
(见ETOA, 2010)。
ETOA认为，口耳相传是一个地区旅游业最好的广告。而奥运会恰恰让体育爱好者在赛事期间挤走了(更有可能向亲友宣传风景名胜的)观光游客。这会对此后的旅游业产生打击。
即使是巴塞罗那这个成功的例子也值得进一步仔细检视
：巴塞罗那在奥运之后一度面临被重新遗忘的风险。在赛前入住率达八成酒店，在赛后有一半的房间遭到空置，价格大幅下降(Hillier和Isun, 2010)。随后的1993年，巴塞罗那旅游局成立，开始进行大量的市场调研和营销宣传，修建了游轮码头，旅游业同时开始迅速增长。1997年欧盟对航空业的去管制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奥运会很可能只是这一系列交互影响中的一部分。
经济学家Zimbalist (2016, pp. 131-133)认为，
三个根本因素抬高了申办奥运会的成本，侵蚀了潜在的净效益。
首先
，申办奥运会的过程可以看成一个拍卖，仅仅是
潜在竞标者争相投入更多资源的竞争就可以把潜在的经济租耗尽
，如果有成功申办带来额外的心理快感，最终承办者的预期经济收益完全可能为负。
其次
，申办过程中存在不完全信息
，候选城市不能准确地知道申办成功潜在的收益，这造成了所谓的“赢家诅咒”(见Thaler, 1988)——
越是不切实际地高估了潜在收益的城市，越可能不计成本地赢得承办权。因此，最后的赢家往往发现得不偿失。更重要的是，申办城市的奥组委往往代表着一些特殊利益，在纳税人看来划不来的买卖，他们却能赚到不少油水。
这些特殊利益主要包括当地的建筑工程、地产、公用事业等行业。
举办奥运会意味着纳税人必须大量购买他们的服务。前文讨论的股市研究虽然认为申奥成功对大盘没有持久正面影响，却一致发现这些产业的股票显著上浮(Berman和Davidson, 2000; Leeds等, 2009)。
组织申奥的地方委员会往往由这些产业的代表组成，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和专业优势向公民推销对他们有利的昂贵方案
[4]
。
除了商业利益以外，在很多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更是政治精英热衷奥运的主要考量。
奥运会的经济帐如此难看却总有城市竞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影响奥运会办不办、怎么办的人和普通公民算的不是同一笔账。
奥运会劳民伤财，是国内的小气候和国际上的大气候共同造成的。
奥运会其实完全不需要专门修建大量的新增设施来举办。
如果没有
城市间的竞争和国际奥委会的苛刻要求，选民和工程业等利益集团的博弈可能会有效控制成本。
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在财政上非常成功，为奥运会专门建造的工程数量少、规模小，奥运总开支仅为5亿美金
，并产生了1300万的盈余。这是因为之前的几届奥运会因为政治冲突、恐怖袭击、财政超支等原因纷纷演变成惨剧和闹剧，导致只有洛杉矶一家愿意申办1984年的比赛。
洛杉矶市政府提出减少新建项目，并引入私人资本不花纳税人钱，否则将拒绝承办。此时毫无谈判力的奥组委只好妥协。
洛杉矶和巴塞罗那的成功使申奥重新成为热门，财大气粗的“金砖国家”也在新世纪加入了竞争行列，这样
激烈的竞争重新抬高了奥组委的谈判能力和申办的成本，也产生了大量的贿赂和腐败。各国公民日益意识到奥运的高昂成本和微薄收益
，越来越不愿意掏钱去填特殊利益集团和奥组委挖出的大坑。
从21世纪初起，申奥城市数量一直稳定下滑。
2012年荷兰政府的一项研究报告认为，
未来可能只有非民主国家才会办奥运会
[5]
。
从2013年到2014年，达沃斯、慕尼黑、斯德哥尔摩、克拉科夫的市民纷纷通过公投否决了申请2022年冬奥会的提议。
其中，斯德哥尔摩拱手让出了成为第一个既办过夏季奥运会、也办过冬奥会的城市的机会。
2014年10月，挪威议会也因为成本考量否决了奥斯陆申请冬奥会的提案后
[6]
，荷兰报告的预言开始应验：
还在追求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没有一个是民主国家了。
注释
[1] 在技术上，这一类投入-产出模型完全可以用相对严谨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替代 (Giesecke和Madden, 2013)。这类学界常用的模型考虑到了价格的内生变化，且可以把商家面临的一些短期约束纳入分析，能对奥运经济的规模做出更现实的预测。这通常也意味着预测出非常有限的经济效益(Dwyer等, 2004)。
[2] http://www.cbsnews.com/news/olympic-challenge-how-do-host-cities-fare-after-the-games/
[3] http://travel.cnn.com/explorations/play/beijings-watercube-water-park-now-open-040746/
[4] 这也部分解释
了为什么官方对成本的估计总是大幅偏低，收益估计大幅偏高，且从不吸取往届预测过度乐观的教训。这可能一定程度上是忽悠所需。尤其是上文批评过的“投入-产出”模型，一直存在更靠谱的替代性预测模型，见注释[1]
[5] http://www.dezeen.com/2012/08/01/democracies-find-it-very-difficult-to-host-games-say-authors-of-olympic-cities-book/
[6] 2014年俄国索契冬奥会已经把成本抬高到了骇人的5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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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伦政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