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杰 查珺燕 | 文
68年前的今天
是闵行重生的日子！！！
1949年5月15日凌晨
中国人民解放军20军60师178团
占领县治北桥镇，上海县解放
如今闵行的大部分区域
当初都属于原上海县的范围
你，
是知道这个历史时刻的那0.0001%的人吗？
如果你属于那99.9999%的不知道答案的人，没关系，记者拿到了原上海县首任县委书记主纪先的生前日记，他在日记中披露了当时的情景，我们一起来回顾下——
主纪先生平
主纪先出生在1909年8月13日，籍贯山东省莒南县主家岭村。读小学时名叫主敬成，后改名主敬承，学名继先。报读山东临沂第三乡村示范学校时改名主纪先。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首任上海县委书记
1955年任松江地区专署副专员
1958年任苏州地区专署副专员
1963年任苏州地区教师进修学院院长
1982年离职休养，离休后享受正厅级政治、生活待遇
2001年8月12日逝世
1949年1月，时年40岁的主纪先成为南下干部中的一员。4月中旬，中共上海县委员会在江苏南通平潮镇建立，主纪先被任命为首任书记。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穿过枪林弹雨，从山东来到了北桥镇——原上海县委的驻地。初到上海县，他曾和部队一起露营在马路边，也曾通宵达旦工作，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主纪先狠打不正之风，也不冤枉一个好人......
2011年建党90周年前夕，闵行报记者有幸拿到了主纪先子女们刚刚整理成稿的主纪先日记，那飘着墨香的白纸黑字让我们跟着主纪先留下的文字，回到了中共接管、主政、建设上海县的那段峥嵘岁月。
1949年1月，山东省中共滨北地委正式宣布我选入了“随军南下”人员名单。我和爱人老庄都非常高兴，这是上级党组织对我的信任。老庄请假回家乡，将3个孩子送往我老家父母处暂时看管。
我被编入滨北南下干部大队第四中队，担任政治指导员。我们的行军队伍加上几百号新兵，一路辗转，经过徐州、新安、沐阳、淮阴、高邮等地。队伍在新解放地区平潮镇学习休整一段时间，在此几天会议中，我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县委书记。
行军到无锡一带，看到当地人住的都是瓦房，妇女穿着尤其好。农田都种水稻，还有纺织、养蚕、竹器等副业。南方土地比北方肥沃，一年两季。亲眼看到，不由感叹：江南真是鱼米之乡啊。
进入上海县之前，我们制定了《接管上海县工作的初步意见》，内容包括接收国民党上海县政府、消灭反动武装、建立革命新秩序、维持社会原有生产水平、支援前线等具体计划。
自山东滨北出发经历三个月的时间，一面行军，一面学习，跟随在解放军大部队后面，我们每到一个地区，早已准备好的居民手执红旗，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夹道欢迎。
5月27日，我们途经上海县境内的马桥区，最后到了北桥区——上海县委的驻地。由我等带领的中共上海县委员会正式接管了原国民党上海县党部和上海县的全部旧机关。
现闵行文化公园南门处
初到上海县，地下党护厂、护校的同志一见到解放军队伍，立即与我们接洽，告诉我们哪里是政府机关、学校、仓库、医院，并带我们去接管。
我们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约法八章》。在纸币没有明确规定之前，一律不准购买物品。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我们的工作十分繁忙，也很复杂。敌人在逃跑前将最近文件及物件搬运一空，只余下几张桌子凳子和一些老卷宗。第一件事情就是检查卷宗文件，经常是工作到深夜，就在办公室打个盹，第二天继续工作。
直到7月份，我才派身边的通讯员去徐州将爱人老庄和孩子们接回身边。
县委机关干部都住在县政府大院里。县委大院有好几栋两层楼，我们住的一栋楼也是二层楼房，二楼共三间，楼下三间。楼上东边那间是我和老庄的卧室，中间是我的办公室，西边是宣传部的办公室，孩子们和保姆住在楼下。
当时，上海县有四区一镇。我们到了上海县后又划出一个塘湾区，以后又增划出了北桥区。当时上海县的面积仅152.86平方公里，人口11.4万人左右。
在解放之初，我们首先要时刻警惕敌人、特务分子的破坏活动，确保安全。作为首任县委书记，要负责全县的工作。工作非常繁忙，每天几乎只睡两三个小时。
闵行区档案馆供图
1950年全县进行土地登记，多数地主弄虚作假，不报或少报土地亩数。于是开始了反“黑亩”的斗争。
当时马桥区的地主比较集中，有一户地主，本人出逃上海不肯出面，其小老婆非常刁蛮，拒不实报土地亩数。马桥区委为了弄清事实，将其小老婆带到马桥区公所问话，不料她畏罪上吊自杀了。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马桥事件”。
这件事惊动了当时的民建代表黄炎培。结果，上级对上海县县委、县府的领导人员以及马桥区委的领导全部集体警告处分，马桥区区长王明保被撤职，并登载到《华东通讯》。
后来，是由华东局纪检委相关同志专程到松江地委和上海县委进行调查核实情况后，才将所有处分全部撤销。
在反“黑地”斗争中，实现没收、征收地主富农的土地8万余亩，把7万余亩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
同时，全县还发起了农村土地改革，根据山东老解放区的经验，以北桥区为试点，专门指派同志蹲点负责平时的日常工作，在北桥区成功后，再点面结合，在全县实行推广。
紧接着，在互助合作基础上，又在全县试办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2年年底，全县78.52%的农户入组。
打铁趁热，1953年，全县开始试点10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生产实行“三包（包工、包产、报成本）、一奖（超产奖励）”。这一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77.7%。
刚到上海县时，虽然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困难重重，但同志们都能艰苦奋斗，长期深入群众工作中。可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少数干部慢慢地出现了一些吃喝之风，铺张浪费等现象。1952年在马桥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时，县委安排摆酒席招待大家，一些干部喝得酩酊大醉；后来又发生过赴朝鲜慰问团团长到上海县作报告，苏联专家来我县参观指导，县委特地大摆筵席，一些干部喝得酩酊大醉的情况；这些现象使得各区、各乡纷纷效仿，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责任在我们县委领导，为了扭转这种情况，狠抓吃喝浪费的不正之风。我们腾出精力经常组织县委、区委、村委干部学习、讨论，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认识。
闵行区档案馆供图
1952年前后的“三反、五反运动”来势汹汹，开始还以为是以坦白、检举、揭发、斗争为主的打“老虎”斗争，后来发展到逼供、吓方式，个别领导看问题带有明显的“左”的倾向，对“敌情”估计过高。上海某县就有一个女会计因害怕受刑，投井自杀身亡。我作为县委书记，理所当然应执行任务，狠狠打击不正之风。可是，整个县查来查去也没有几个符合“老虎”条件的人。
我心中犯难，心想：虽说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也不冤枉一个好人。这与个人的政治生命生死攸关的事，不能乱扣帽子。
几天过去了，我茶饭不思，打不出几个“老虎”来，怎么向上级汇报？
有个机关干部，做会计的，一天晚上跑到我办公室对我说：“主书记，你就把我打上吧。我看你再不多打一些人出来，你也将受牵连了。”
听到他的话，我真是心情错综复杂，我对他说，我不能冤枉人啊。
最后，那个同志自己主动上报上级，打上了“老虎”。其实他的问题属于小问题，我了解。
最后，上海县只打出8只“老虎”。当时在一次大会上，松江地委以为领导在表扬别县的同时，也批评了上海县，说，“有的县一晚就打出30只‘老虎’，而上海县一个多月只打出8只‘老虎’，而且还都是少皮没毛的！”（意思是：有的不到1000元，有的没有确实数字）
其中一只“老虎”，就是那个在上海县当会计的干部。
（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主纪先家人提供）
主纪先的大儿子主毅在纪念文章说：我们共有兄妹9人，父亲经常对我们说，其实吃亏就是赚便宜，老实人是不会吃亏的！
主毅回想刚到上海县的时候，有人送了很多玩具给干部子女，我们兄妹看到后都高兴极了，但是父亲全部将其退回了，这件事令主毅印象非常深刻。
父亲总让我们感觉：有他在，天就塌不下来。有他在，什么事都会平缓度过。有他在，我们就会有明确的思路。
遇到困难的时候，父亲总是说：没有关系，一切都会过去的，要坚持住！
父亲从不重男轻女，所有的孩子都一视同仁，他非常关心我们，还教过我们如何带孩子，如何寓教于乐。
排行老八的主卫卫回忆说，有一次，我坐车去看望被关押在郊区参加强制劳动的父亲，他从我的书包里拿出了一支笔和几张纸，将几张纸糊成小桌子大小，又细心在那张长条的白纸上画成了钢琴一样格式的键盘，并带我，哼着小调，手指按在那个键盘上弹了起“钢琴”！嘴里不停地说：你看，这“钢琴”不错吧？父亲很有艺术天分，这是我永远的遗憾——在我有经济能力的时候，没能为父亲买架钢琴。
父亲晚年在苏州度过，他常到上海转转，看望一些老同志，还特地到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现在的闵行区看看，看到当初接管的上海县如今发展得那么好，他觉得非常欣慰。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县经常派人到苏州看望父亲。
父亲去世后，中共闵行区委还特地献了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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