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平说
罗昌平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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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次换届之后的经济走势

平说  · 公众号  · 社会  · 2016-12-10 13:05

正文


核心观点
  • 政治周期对经济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换届后第二年。过去八次换届中,有六次固定资产投资会在换届后一年加快。但这种刺激的效果是有限和短暂的。

  • 政治周期往往拉低通胀。换届当年物价更可能出现下降,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对于下一年,其中有次在换届后一年走平或下降。

  • 政治周期对宏观政策影响较大。财政政策方面,在党魁换届当年,财政支出增减的概率相当,在下行周期更可能发生下降;而总理换届当年,财政支出增速均大概率加快。


鲁政委  李苗献

兴业研究授权发布


2017年秋天将举行中共十九大,2018年春季中央政府换届。这些政治事件是否会影响未来经济走势?本文通过大数据分析,尝试从历史视角回答这一问题。


文革结束后至今,中国共进行过十次党魁换届(包含连任),分别发生在1976年、1981年、1982年、1987年、1992年、1997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


同期,共进行过九次总理换届(包含连任),分别发生在1977年、1981年、1983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


从1992年以来,党魁换届都比总理换届早一年,即党魁换届后一年即对应着总理换届当年。




依据GDP走势,我们将1976年至今的中国经济划分为上行周期和下行周期,详见图表2。


具体而言,上行周期包括1977-1978年、1982-1984年、1991-1992年、2000-2007年和2010年,其余年份则处于下行周期。


1、政治周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们考察了党魁换届当年、党魁换届后一年和总理换届后一年,经济增长指标的同比增速变化,结果如图表3所示。



与印象相反,在党魁换届当年,多数情况是伴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而不是加快。


由图表4可知,实际上自1987年以来的七次党魁换届中,只有一次(2002年)换届后一年的GDP出现走高,其余六次均回落。总理换届当年的GDP表现也类似,走低居多(见图表5)。


此外,党魁换届当年GDP增速的下滑大多发生在经济下行周期(见图表3),由此说明,政治周期最多只能减少经济下行幅度,而无法完全逆转经济本身的运行周期。



另一方面,政治周期对固定资产投资确实有一定刺激作用。不过,这种刺激体现在党魁换届的下一年,而在党魁换届的当年,投资走势基本由经济本身的运行周期决定。


这种刺激的效果往往是有限和短暂的,有限是指固定资产投资的加快往往无法带来GDP增速的上升,短暂是指固定资产投资在上行一年后又会大概率放缓。


自1982年以来的八次党魁换届中,有六次固定资产投资会在换届后一年加快(见图表6)。但这种刺激的效果往往是短暂的,表现为在1983年以来的七次总理换届中,有五次固定资产投资会在换届后一年减速。


由于总理换届一般发生在党魁换届后一年的第一季度,因此,固定资产投资实际上往往在总理换届当年冲高,而到下一年又会大概率回落。



正如上文所述,总理换届,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的走高却往往不会带来GDP增速的反弹。


2、高层换届往往拉低通胀


在历史上处于经济下行周期的党魁换届中,CPI一升一平三降,而PPI则一升四降。


总理换届对通胀的影响比较类似,在历史上的八次总理换届中,其中五次在换届后一年CPI出现下降,而且这五次都发生在经济下行周期,详见图表8。



在历史上的九次党魁换届中,换届当年物价更可能出现下降,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对于下一年,其中有五次在换届后一年CPI走平或下降。


在历史上的八次总理换届中,其中五次在换届后一年CPI出现下降。而且CPI的下降都发生在经济下行周期。在党魁换届当年,通胀下行的可能性也相对更大。


党魁换届当年,CPI下行的可能大于上行,在经济下行周期表现更为明显。党魁换届后一年,即总理换届当年,如果该年处于经济下行周期,则CPI和PPI同比走平或下降的可能性更大。


在财政政策方面,在党魁届当年,财政支出增减的概率相当,在下行周期更可能发生下降;而党魁换届的下一年(即总理换届当年),财政支出增速均大概率加快。


在货币政策方面,在党魁换届当年,M2增速升降概率相当,在下行周期更有可能放缓;在党魁换届下一年(即总理换届当年),M2更有可能加快;在总理换届的后一年,M2增速很可能下降而不是上升,六次中有五次下降。


3、明年中国经济展望


持续已久的“L型”有铁底。为实现2020全面小康,在十三五期间,经济年均增长6.48%是底线,政策将会托底。


经济自身仍有下行压力。对于外贸,外部环境或稍好转,但本币汇率高估将继续抑制外需。


对于投资,去产能叠加出口仍然乏力,将抑制制造业投资;房地产调控影响房地产投资,并对政府土地收入造成不利影响;基建投资也将受房地产调控波及,而财政扩张空间有限,预计不得不更多寄望于PSL、PPP等创新融资工具。


对于消费,收入增长面临放缓压力,由此也将对消费造成影响。


第三产业难有亮点。在对经济增长影响日益巨大的第三产业中,金融业增速或因股市反弹而小幅走高,但幅度有限;房地产业增速将被商品房销售放缓拖累;政府支出增速放缓将导致其他服务业(主要为公共服务)走低。


在物价方面,2017年PPI将由2016年的负增长转正,高开低走,全年约为2.4%左右。CPI或略低于2016年,全年涨幅或为1.9%,并呈现一三季度略高、二四季度略低的振荡走势。


在政策方面,对于财政政策,受财政赤字约束,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更加依赖PSL。


对于货币政策,需要在稳增长与防泡沫间寻找平衡;在利率方面,在经济下行周期末期,政策利率的降息幅度通常比较有限,同时考虑到2017年CPI将持续高于1.5%的一年期定存基准利率,存、贷款基准利率或不作调整;货币市场利率的波动性或有所加大。


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方面,PSL规模的扩大对降准具有一定替代作用。此外,2017年人民币汇率弹性或继续增强。


本文仅是兴业研究专题报告的一部分,更多精彩内容详见CIB Research每天发布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