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周期对经济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换届后第二年。过去八次换届中，有六次固定资产投资会在换届后一年加快。但这种刺激的效果是有限和短暂的。
政治周期往往拉低通胀。换届当年物价更可能出现下降，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对于下一年，其中有五次在换届后一年走平或下降。
政治周期对宏观政策影响较大。财政政策方面，在党魁换届当年，财政支出增减的概率相当，在下行周期更可能发生下降；而总理换届当年，财政支出增速均大概率加快。
鲁政委 李苗献
兴业研究授权发布
2017年秋天将举行中共十九大，2018年春季中央政府换届。这些政治事件是否会影响未来经济走势？本文通过大数据分析，尝试从历史视角回答这一问题。
文革结束后至今，中国共进行过十次党魁换届（包含连任），分别发生在1976年、1981年、1982年、1987年、1992年、1997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
同期，共进行过九次总理换届（包含连任），分别发生在1977年、1981年、1983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
从1992年以来，党魁换届都比总理换届早一年，即党魁换届后一年即对应着总理换届当年。
依据GDP走势，我们将1976年至今的中国经济划分为上行周期和下行周期，详见图表2。
具体而言，上行周期包括1977-1978年、1982-1984年、1991-1992年、2000-2007年和2010年，其余年份则处于下行周期。
1、政治周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们考察了党魁换届当年、党魁换届后一年和总理换届后一年，经济增长指标的同比增速变化，结果如图表3所示。
与印象相反，在党魁换届当年，多数情况是伴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而不是加快。
由图表4可知，实际上自1987年以来的七次党魁换届中，只有一次（2002年）换届后一年的GDP出现走高，其余六次均回落。总理换届当年的GDP表现也类似，走低居多（见图表5）。
此外，党魁换届当年GDP增速的下滑大多发生在经济下行周期（见图表3），由此说明，政治周期最多只能减少经济下行幅度，而无法完全逆转经济本身的运行周期。
另一方面，政治周期对固定资产投资确实有一定刺激作用。不过，这种刺激体现在党魁换届的下一年，而在党魁换届的当年，投资走势基本由经济本身的运行周期决定。
这种刺激的效果往往是有限和短暂的，有限是指固定资产投资的加快往往无法带来GDP增速的上升，短暂是指固定资产投资在上行一年后又会大概率放缓。
自1982年以来的八次党魁换届中，有六次固定资产投资会在换届后一年加快（见图表6）。但这种刺激的效果往往是短暂的，表现为在1983年以来的七次总理换届中，有五次固定资产投资会在换届后一年减速。
由于总理换届一般发生在党魁换届后一年的第一季度，因此，固定资产投资实际上往往在总理换届当年冲高，而到下一年又会大概率回落。
正如上文所述，总理换届，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的走高却往往不会带来GDP增速的反弹。
2、高层换届往往拉低通胀
在历史上处于经济下行周期的党魁换届中，CPI一升一平三降，而PPI则一升四降。
总理换届对通胀的影响比较类似，在历史上的八次总理换届中，其中五次在换届后一年CPI出现下降，而且这五次都发生在经济下行周期，详见图表8。
在历史上的九次党魁换届中，换届当年物价更可能出现下降，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对于下一年，其中有五次在换届后一年CPI走平或下降。
在历史上的八次总理换届中，其中五次在换届后一年CPI出现下降。而且CPI的下降都发生在经济下行周期。在党魁换届当年，通胀下行的可能性也相对更大。
党魁换届当年，CPI下行的可能大于上行，在经济下行周期表现更为明显。党魁换届后一年，即总理换届当年，如果该年处于经济下行周期，则CPI和PPI同比走平或下降的可能性更大。
在财政政策方面，在党魁届当年，财政支出增减的概率相当，在下行周期更可能发生下降；而党魁换届的下一年（即总理换届当年），财政支出增速均大概率加快。
在货币政策方面，在党魁换届当年，M2增速升降概率相当，在下行周期更有可能放缓；在党魁换届下一年（即总理换届当年），M2更有可能加快；在总理换届的后一年，M2增速很可能下降而不是上升，六次中有五次下降。
3､明年中国经济展望
持续已久的“L型”有铁底。为实现2020全面小康，在十三五期间，经济年均增长6.48%是底线，政策将会托底。
经济自身仍有下行压力。对于外贸，外部环境或稍好转，但本币汇率高估将继续抑制外需。
对于投资，去产能叠加出口仍然乏力，将抑制制造业投资；房地产调控影响房地产投资，并对政府土地收入造成不利影响；基建投资也将受房地产调控波及，而财政扩张空间有限，预计不得不更多寄望于PSL、PPP等创新融资工具。
对于消费，收入增长面临放缓压力，由此也将对消费造成影响。
第三产业难有亮点。在对经济增长影响日益巨大的第三产业中，金融业增速或因股市反弹而小幅走高，但幅度有限；房地产业增速将被商品房销售放缓拖累；政府支出增速放缓将导致其他服务业（主要为公共服务）走低。
在物价方面，2017年PPI将由2016年的负增长转正，高开低走，全年约为2.4%左右。CPI或略低于2016年，全年涨幅或为1.9%，并呈现一三季度略高、二四季度略低的振荡走势。
在政策方面，对于财政政策，受财政赤字约束，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更加依赖PSL。
对于货币政策，需要在稳增长与防泡沫间寻找平衡；在利率方面，在经济下行周期末期，政策利率的降息幅度通常比较有限，同时考虑到2017年CPI将持续高于1.5%的一年期定存基准利率，存、贷款基准利率或不作调整；货币市场利率的波动性或有所加大。
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方面，PSL规模的扩大对降准具有一定替代作用。此外，2017年人民币汇率弹性或继续增强。
本文仅是兴业研究专题报告的一部分，更多精彩内容详见CIB Research每天发布的报告
